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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程成信认为自己“官运”不好，还是其他村民认为他“官运”好，他们都认为，“官运”和最终的“命”、人生“圆满”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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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曾举例，原渡桥镇信用社主任一辈子“官运亨通”，退休后却得了脑血栓。程成信认为，这就是“命”。他“命”中本不该有这么好的“官运”，不该有这么多钱，但他都有了，结果便“命中注定”在别的地方缺一点。程成信说：“反正命中注定，人生在世就是一本平衡账，这里多点，那里就会少点。”不少村民与程成信的看法相似，但略有区别。2008年9月某天，我和程守义、程守德、程守智等人前往信用社主任女儿的饭店去吃饭，这位昔日的主任歪着头、拄着拐棍坐在门口的树荫下乘凉，口齿不清地跟程守义打招呼。之后在包厢里，程守义等人即说起原来该主任承包的街道硬化工程质量如何差，没隔两年就出现了很多破坑，“亏心的黑钱吃多了，遭‘报应’，结果现在这样。”他们甚至一再强调，这种“报应”绝对不是迷信，而有“科学”根据：因为“走后门”成了暴发户，钱就花得大手大脚，胡吃海喝，“很自然地”就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再常常激动，发脾气，不就中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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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成信的“好官运”，不少村民也认为与“走后门”有关，而且也有“报应”。程成信公开跟很多人提起过，他曾依靠梵城卫生局局长的私人关系，外加送礼5万元，于1994年安排其女儿到桐城读卫校。后来，程成信的女儿在桐城医院当护士，结婚后生了个耳聋的儿子。程成信曾说，女儿女婿仅买助听器就花去4万多元，“一下子被拖住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而程村不少村民却认为，这“连夜雨”是“走后门”和“好官运”的“报应”。程成信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曾说：“这是他们眼红别人‘走后门’的牢骚话，是阴暗心理，心态不好……这年头，有权力、有关系，凭什么不用？要是他们有了（权力、关系），他们还不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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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很多中老年村民在说到程成仁、程成功晚年糟糕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也说是他们当年“官运”太“旺”之后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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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程村茶余饭后，我还曾难以数计地听到各式各样关于“官运亨通”、行事霸道的官员，被神秘高官或者地方黑社会整得很惨的故事。其情节往往是官员作奸犯科或官员勾结黑社会，得罪了“微服私访”的高官或其亲属，被迅速查处、抓捕和送进监狱，甚至枪毙。又或是官员因与“江西帮”“湖南帮”“东北帮”[7]合伙赚钱后出现利益矛盾，被后者灭口。我曾有意打听过，最后发现村民讲的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是想象和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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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乡（镇）级五项统筹，前者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后者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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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涌原为梧桐江的一部分，梧桐江改道后，此处缩窄为渡桥圩镇和程村之间的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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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当时土地管理规则，土地使用性质分三大类，分别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农用地包括耕地（含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菜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及独立工矿、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政策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中的灌溉水田）、未利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尤其是居民点），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用地者除受用地指标限制之外，还须缴纳相应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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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渡桥圩镇随着街道建设、人口增加，不得不在梧桐江边另建了一个自来水厂。在仍不够用的情况下，也有些居民自打压水井提取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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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种让橘树叶黄化、橘子变得瘦小且很酸的病虫害，具有高传染性，被称为柑橘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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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12年1月6日起部署的专项行动，内容为“打击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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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可能因为在梧城负责运输石材的司机有较多江西人，在石材企业及城里从事个体经营者有较多湖南人，在服务业和出租车司机中有较多东北人。这些前来梧城务工的人员，老乡间互动、互助频繁属常见现象，与黑社会性质的“帮”显然是两回事。从总体上看，栖市的治安状况在整个广东省算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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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六章 普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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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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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从旁人看，程守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土农民”。如程守智曾表示，程守宽这一辈子，除了曾经是程村“红旗派”的“突击手”这一点之外，都是些琐碎之事，没什么可说的。在某种程度上，程守宽本人也认可程守智的说法。但当他真正谈起自己的人生时，很显然并非完全如此。从他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构成了讲不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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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程守宽生于江北自然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程守宽的爷爷原属南塘自然村，因家境贫困为一个大户人家跑船运，在江北自然村江边搭棚居住，后移居于此，生下程守宽的父亲。程守宽的父亲除了租田耕种之外，还会做裁缝，聊以糊口。程守宽的母亲麦某生于一个家道衰落的地主家，是个小脚女人，嫁到程村后不久，信了基督教。据程守宽说，因为在宗族房支上他们属于南塘而非江北自然村，所以在很多生活琐事上常受周边邻里欺负。但对于过日子来说，恰恰是琐事不好处理、只能忍受，如果很出格的大事，反倒可以请南塘自然村的族老出面协调。程守宽表示，他母亲曾提起过，这是她信仰基督教的初始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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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有两个弟弟，程守恕生于1947年，程守忠生于1949年。因经济拮据，1950年“分配劳动果实”得到2间住房后，程守宽的父母才送孩子进小学读书。程守宽与长他2岁的程守德成为同班同学，直至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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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他原本对程成仁这些干部是很尊重的，每次见到程成仁都以“阿叔”相称。但是，当程守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后，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对此，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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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年轻活泼，在学校里，我经常当体育委员，是个好动的人。到了生产队，哪里受得了那么严格的管理。凡事都要受管。那个陈林，好像一处不管就不能显示他的权力似的。比如说，有一回，我在食堂吃饭架二郎腿。你说这关他什么事啦？他看见了，也要管，说我懒懒散散。我又不是做工（干活）的时候懒懒散散，吃个饭懒懒散散，有什么可管的啦？他是大队支书，但是开工，有时候跟我们一个队。他管得更死，态度也更加不好。陈林还只是嘴巴上说说，程成仁经常会动手的呢。有一回，我们在东山挖红薯，有个老人家挖了一会就坐在坡上抽烟。程成仁看见了，直接就抢了他的烟斗，说：“别人都在挖，你为什么就在一边享福啊？不能一边挖一边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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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严重不自由的程守宽变得开始讨厌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常在与程守德等同龄人闲聊时，发表一些对干部们不满的看法。程守德因一向比程守宽稳重，常告诫他千万不能随便乱讲话，否则必定被“枪打出头鸟”。但是，程守宽对陈林“四不清”的问题未得到彻底处理而表示不满，这还是传到了程成仁耳朵中。1965年，当程成仁将程守宽所在的第一生产队的“飞地”划拨给第十生产队时，程守宽终于当了“出头鸟”，被程成仁威胁要当作“坏分子”“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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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当他听到“造反有理”的号召之后，确实发自内心地高兴。他说：“我本来早就看不惯他们那些当权派了。这个时候连毛主席都说可以造反，造反有理，多激动人心啦。”于是，程守宽很快成了程村“红旗派”的积极分子。当程成仁宣布，他也属于“红旗派”时，程守宽劝程守义、程守德等人批斗程成仁。他说：“程成仁是典型的当权派，别信他们当权派的这些幌子”。但是，程守义、程守德都认为，“红旗派”也要善于学习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于是，程守宽不得不放弃了批斗程成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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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七一六事件”前夕，程守宽学会了自制手榴弹，并自告奋勇担当投掷手榴弹的突击手。忆及往事，程守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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