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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程成信认为自己“官运”不好,还是其他村民认为他“官运”好,他们都认为,“官运”和最终的“命”、人生“圆满”并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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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成信曾举例,原渡桥镇信用社主任一辈子“官运亨通”,退休后却得了脑血栓。程成信认为,这就是“命”。他“命”中本不该有这么好的“官运”,不该有这么多钱,但他都有了,结果便“命中注定”在别的地方缺一点。程成信说:“反正命中注定,人生在世就是一本平衡账,这里多点,那里就会少点。”不少村民与程成信的看法相似,但略有区别。2008年9月某天,我和程守义、程守德、程守智等人前往信用社主任女儿的饭店去吃饭,这位昔日的主任歪着头、拄着拐棍坐在门口的树荫下乘凉,口齿不清地跟程守义打招呼。之后在包厢里,程守义等人即说起原来该主任承包的街道硬化工程质量如何差,没隔两年就出现了很多破坑,“亏心的黑钱吃多了,遭‘报应’,结果现在这样。”他们甚至一再强调,这种“报应”绝对不是迷信,而有“科学”根据:因为“走后门”成了暴发户,钱就花得大手大脚,胡吃海喝,“很自然地”就引发了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再常常激动,发脾气,不就中风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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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程成信的“好官运”,不少村民也认为与“走后门”有关,而且也有“报应”。程成信公开跟很多人提起过,他曾依靠梵城卫生局局长的私人关系,外加送礼5万元,于1994年安排其女儿到桐城读卫校。后来,程成信的女儿在桐城医院当护士,结婚后生了个耳聋的儿子。程成信曾说,女儿女婿仅买助听器就花去4万多元,“一下子被拖住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而程村不少村民却认为,这“连夜雨”是“走后门”和“好官运”的“报应”。程成信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曾说:“这是他们眼红别人‘走后门’的牢骚话,是阴暗心理,心态不好……这年头,有权力、有关系,凭什么不用?要是他们有了(权力、关系),他们还不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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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很多中老年村民在说到程成仁、程成功晚年糟糕的生活情况的时候,也说是他们当年“官运”太“旺”之后的“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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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程村茶余饭后,我还曾难以数计地听到各式各样关于“官运亨通”、行事霸道的官员,被神秘高官或者地方黑社会整得很惨的故事。其情节往往是官员作奸犯科或官员勾结黑社会,得罪了“微服私访”的高官或其亲属,被迅速查处、抓捕和送进监狱,甚至枪毙。又或是官员因与“江西帮”“湖南帮”“东北帮”[7]合伙赚钱后出现利益矛盾,被后者灭口。我曾有意打听过,最后发现村民讲的这些故事无一例外都是想象和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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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村级三项提留和乡(镇)级五项统筹,前者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后者包括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乡村道路建设等民办公助事业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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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河涌原为梧桐江的一部分,梧桐江改道后,此处缩窄为渡桥圩镇和程村之间的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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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当时土地管理规则,土地使用性质分三大类,分别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其中,农用地包括耕地(含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菜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和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包括居民点及独立工矿、交通运输用地、水利设施用地。政策对农用地(尤其是耕地中的灌溉水田)、未利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尤其是居民点),有不同程度的限制。用地者除受用地指标限制之外,还须缴纳相应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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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渡桥圩镇随着街道建设、人口增加,不得不在梧桐江边另建了一个自来水厂。在仍不够用的情况下,也有些居民自打压水井提取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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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种让橘树叶黄化、橘子变得瘦小且很酸的病虫害,具有高传染性,被称为柑橘之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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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省委、省政府于2012年1月6日起部署的专项行动,内容为“打击欺行霸市、制假售假、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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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可能因为在梧城负责运输石材的司机有较多江西人,在石材企业及城里从事个体经营者有较多湖南人,在服务业和出租车司机中有较多东北人。这些前来梧城务工的人员,老乡间互动、互助频繁属常见现象,与黑社会性质的“帮”显然是两回事。从总体上看,栖市的治安状况在整个广东省算是比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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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六章 普通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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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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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从旁人看,程守宽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土农民”。如程守智曾表示,程守宽这一辈子,除了曾经是程村“红旗派”的“突击手”这一点之外,都是些琐碎之事,没什么可说的。在某种程度上,程守宽本人也认可程守智的说法。但当他真正谈起自己的人生时,很显然并非完全如此。从他的角度来看,正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构成了讲不完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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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程守宽生于江北自然村一个极其贫困的家庭。程守宽的爷爷原属南塘自然村,因家境贫困为一个大户人家跑船运,在江北自然村江边搭棚居住,后移居于此,生下程守宽的父亲。程守宽的父亲除了租田耕种之外,还会做裁缝,聊以糊口。程守宽的母亲麦某生于一个家道衰落的地主家,是个小脚女人,嫁到程村后不久,信了基督教。据程守宽说,因为在宗族房支上他们属于南塘而非江北自然村,所以在很多生活琐事上常受周边邻里欺负。但对于过日子来说,恰恰是琐事不好处理、只能忍受,如果很出格的大事,反倒可以请南塘自然村的族老出面协调。程守宽表示,他母亲曾提起过,这是她信仰基督教的初始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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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有两个弟弟,程守恕生于1947年,程守忠生于1949年。因经济拮据,1950年“分配劳动果实”得到2间住房后,程守宽的父母才送孩子进小学读书。程守宽与长他2岁的程守德成为同班同学,直至初中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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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他原本对程成仁这些干部是很尊重的,每次见到程成仁都以“阿叔”相称。但是,当程守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后,慢慢地发生了变化。对此,他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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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年轻活泼,在学校里,我经常当体育委员,是个好动的人。到了生产队,哪里受得了那么严格的管理。凡事都要受管。那个陈林,好像一处不管就不能显示他的权力似的。比如说,有一回,我在食堂吃饭架二郎腿。你说这关他什么事啦?他看见了,也要管,说我懒懒散散。我又不是做工(干活)的时候懒懒散散,吃个饭懒懒散散,有什么可管的啦?他是大队支书,但是开工,有时候跟我们一个队。他管得更死,态度也更加不好。陈林还只是嘴巴上说说,程成仁经常会动手的呢。有一回,我们在东山挖红薯,有个老人家挖了一会就坐在坡上抽烟。程成仁看见了,直接就抢了他的烟斗,说:“别人都在挖,你为什么就在一边享福啊?不能一边挖一边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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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严重不自由的程守宽变得开始讨厌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常在与程守德等同龄人闲聊时,发表一些对干部们不满的看法。程守德因一向比程守宽稳重,常告诫他千万不能随便乱讲话,否则必定被“枪打出头鸟”。但是,程守宽对陈林“四不清”的问题未得到彻底处理而表示不满,这还是传到了程成仁耳朵中。1965年,当程成仁将程守宽所在的第一生产队的“飞地”划拨给第十生产队时,程守宽终于当了“出头鸟”,被程成仁威胁要当作“坏分子”“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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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表示,当他听到“造反有理”的号召之后,确实发自内心地高兴。他说:“我本来早就看不惯他们那些当权派了。这个时候连毛主席都说可以造反,造反有理,多激动人心啦。”于是,程守宽很快成了程村“红旗派”的积极分子。当程成仁宣布,他也属于“红旗派”时,程守宽劝程守义、程守德等人批斗程成仁。他说:“程成仁是典型的当权派,别信他们当权派的这些幌子”。但是,程守义、程守德都认为,“红旗派”也要善于学习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多一个盟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于是,程守宽不得不放弃了批斗程成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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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七一六事件”前夕,程守宽学会了自制手榴弹,并自告奋勇担当投掷手榴弹的突击手。忆及往事,程守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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