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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因是家庭条件限制。年轻的时候，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老婆身体不太好。三个崽（儿子）要读书，我不可能不种田、去养蜂。虽然就只有那么一点田，但就是那么一点田把我拖住了。等三个崽长大了，他们却不愿意种田，要么就去打工，要么就吊儿郎当。再后来，我又得在家里照顾孙子了。第二个原因，我自己心里也还是有点怕，怕有风险。在家里养蜂，虽然说明我的技术完全没问题了，但要把这个（养蜂）作为主业，还是有点怕技术还不过关。再一个就是，经常种田的人离开了田地，心里总是不踏实，不如种田稳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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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曾提及，2000年是他唯一可能发财的一年。这一年，程守宽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外加向亲戚们借的3000元，办了一个肉鸡养殖场。为降低成本，程守宽与一个经营龙眼果园的老板合作。程守宽为老板看守、打理50余亩龙眼园，老板允许程守宽在龙眼树下养鸡，并将管理龙眼园的厂棚免费给程守宽夜间关鸡。半年后，程守宽为老板摘收完龙眼，并向老板借了5000元，准备扩大生产，购买下一轮饲养的小鸡和饲料。程守宽承诺，一个月后他将卖掉第一轮养殖的肉鸡用于还款。此时，程守宽最小的儿子程敬业自告奋勇去张罗买小鸡和饲料的事情。但事实上，当天晚上程敬业与几个“朋友”在渡桥圩镇打牌，即将5000元输在了赌桌上。之后，程敬业担心挨打，连家都不回，直接去了东莞打工。程守宽出售了肉鸡，还了龙眼园老板的钱之后，已几乎身无分文，不得不放弃了再办养殖场的计划。程守宽说：“家里有了败家子，什么都搞不成的。（我）辛辛苦苦养了大半年鸡，除了欠几个亲戚3000多块钱的债，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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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曾感叹道：“人生一晃就过去了，到最后一事无成，还是守着这2亩田、4分地，仅仅比‘一亩三分地’多一点点。”确实，除了种一点水稻之外，程守宽几乎将他绝大部分能用的时间都花在了种菜上。三个儿子都在外打工，大家庭的所有土地都归他耕种。但程守宽发现，近十多年以来，虽然电视里常常报道蔬菜价格在涨，渡桥镇的蔬菜价格却一直没有太大起色。渡桥镇周边的城市，如梧城、桐城、梵城，都已经在自己的郊区发展了专业化的大棚蔬菜种植园，甚至从山东省寿光市运输来的蔬菜也出现在了梧城和桐城的超市里。程村的蔬菜主要只能卖给渡桥圩镇及周围一些石材加工企业，由于程村、圩郊村及周边另外几个村留守的农民都已将主要精力放在种菜上，渡桥镇的蔬菜往往出现卖不出去的情况。程守宽家每年都有不少蔬菜烂在地里。外来的菜贩子偶尔也到渡桥圩镇收购蔬菜，但往往将价格压得很低。对程村村民而言，稍有优势的是他们种植的芥菜在广州非常有名，价格稍有保证。可惜因季节限制，传统方式种植芥菜，产量毕竟有限。所以，程守宽靠种菜几乎赚不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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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分田到户”后的生活，程守宽说：“只能用‘挣扎’两个字来形容”。进而，程守宽抱怨道：“我们两公婆（夫妇）做工（干活），已经勤快得不能再勤快，但每当家庭稍有点起色，很快就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压得喘气都喘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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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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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挣扎”的过程中，程守宽表示，“农民自由倒是自由了，但现在这个社会对农民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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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宽常说，农民靠种菜、卖菜，即使没有自然灾害，也常亏本。如果不种菜，仅种粮食，就亏得更加厉害。但是，菜贩子和城里的批发商、零售商都是旱涝保收、稳赚不赔的。2012年夏某天，程守宽曾邀我和他一起挑了一担青菜到渡桥圩镇去卖。我们和几位菜农努力地想计算出种菜的成本，却很难计算出来。首先，农药、化肥、菜种投入都不是一次性的，价格有波动，成本难计算。其次，每天都卖菜，价格波动更大，收入零散且极不稳定，难计算。绝大多数菜农只能笼统地表示，种菜的收入只够应付家庭的日常开销，所以种菜是老幼病残干的事情，壮劳动力不会留在家种菜。可菜贩子们算起成本来却很清楚，压低价格收菜时“振振有词”。经整理，其关键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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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普通菜场零售摊常由夫妇2人经营。2人总收入每月应在9000元以上，方够应付包括烂菜损耗、摊位租费、市场管理费及其他家庭开支（小孩还必须放老家养，否则开支更大），并能有3000元左右存款。这就需要保证每天进出货的差价在300元以上。若以平均每天卖出100斤青菜计，则每斤须加价3元，纯利润1元。如果青菜零售价格维持在近几年较常见的每斤6元左右，其批发价必须低于3元。批发市场常赚取差价达30%～40%，给菜贩的价格约2元。扣除运输及损耗成本，外加自己要赚的钱，菜贩给出的零收价就只能在1元左右，甚至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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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菜贩以每斤0.65元、0.5元的价格，挑肥拣瘦地收购了程守宽的广东菜心和莜麦菜，留下几斤看相不太好的次品让程守宽自己带回。而我知道，此前一天在（广州）中山大学附近城中村门口的农贸市场，这两种菜的价格分别是每斤5元、4元，如在更好一点的菜场则应更高一点。程守宽抽着烟斗，苦涩地笑着说他已经习惯了这种场面，但同时又还是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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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个赚一块、那个赚一块。我们这些种菜的呢？一毛都赚不到！他们卖给我们的样样贵。化肥、农药、种子，哪样不贵？我们卖给他们的样样平（便宜）。卖菜刚得一点点，在荷包里还没热，化肥、农药、种子一涨价，又都回去了。劳动力根本不能算钱，要算的话，你会觉得基本上完全是白干活，更加不公平。再一个就是这些田、地，慢慢地都不行了。天天又是化肥又是农药的，要高产。这个就像女人一样，天天用化学药品让她多生小孩，时间长了，那身子不就虚啦？现在我们种田、种土就是这样的，在拼命地榨取泥巴里的每一丁点养分和每一滴水。但是，问题是高产也没用啊，菜价一掉，还不是又都回去了……不过，只要你是个农民，也没办法。你不种，人家会种，而且是大规模地种，价格可以压得比你还低。你不种，又能做什么呢？你明明路见不平，还得一条路走到黑，这个不公平才真是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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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场不公平，程守宽除了抱怨买进的贵、卖出的便宜之外，抱怨得更多的是买进的东西质量令人担忧。其中，最让他受刺激的一次是“三鹿”牌问题婴幼儿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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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庆节期间，程守宽通过看电视得知，“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里含有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对婴幼儿健康造成重大损害。此时，程守宽的次子程敬宗夫妇在珠海打工，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尚只有3岁，已交给程守宽和冯兰在程村照料一年有余。程敬宗夫妇给这个儿子买的奶粉，正是“三鹿”牌的。程守宽惊慌失措，到程守德家用其座机打电话给程敬宗，让他迅速回家带儿子去广州做检查。万幸的是，医生告诉程敬宗，他儿子没有明显的问题，原因可能是喝“三鹿”奶粉的量不多，加之平时吃青菜、粗粮比较多。对此，程守宽自我解嘲道：“说白了，就是因为我们比较穷，反而躲过一劫。”程敬宗则说：“你倒说得穷还是好事情了。人家有钱的，根本就不喝国产奶粉，都是去香港买奶粉的。”此后，程守宽再也不让孙子喝奶粉，而改由自己炒大米，然后用石磨将之磨成米粉给他吃。程守宽还责怪程敬宗夫妇不该相信电视广告，误认为小孩就应该喝奶粉。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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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相信这些假洋鬼子说的？吃奶粉就聪明，长得就好？原来的人不吃奶粉，也没见谁比谁蠢啦，体格还比现在的强壮一些。你看现在这些小孩，个个都傻乎乎的虚胖。小孩子要变聪明，主要还是靠教育啦。广告就是骗傻子的啦。（广告）说得神乎其神，要想孩子将来竞争力比别人强，就得从宝宝开始抓起，从娘胎里抓起。有钱的人吃洋奶粉，这本来就是社会不公平，加上从小受教育，到长大找工作、找老婆，条件都比没钱的好。你们这些傻子就相信，这是因为人家吃的奶粉好，有营养，聪明，所以在社会上混得好。然后这些不讲良心的老板就完全没心肝了，在奶粉里下毒，然后还骗你们这些傻子说，吃了这个，你们的孩子也会变聪明……（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里），聪明又能怎么样呢？人家电视里都说是“拼爹”的啦，你就算聪明也拼不过人家啦，还何必去吃奶粉、给（被）人家下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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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不少人都曾表示，程守宽是他们见过的少数极其豁达，而且说话很幽默的人。但为这事，程守宽出乎周围村民的意料，发火发得很大。直到2012年，有一次聊天时再说起此事，程守宽仍在指责“三鹿”公司的负责人“心狠手黑”。程守宽认为，命都是一样的，一命换一命。所以，这种人应该被当作故意杀人犯枪毙。但法院只是让他们坐牢，很不公平。并且，程守宽还“预言”，“这些人交点钱，迟早又会从监狱里潇洒地出来，继续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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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事情，即使程守宽认为不公平，批评则相对温和，并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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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2012年8月某天在钟表修理店里聊天时，程守宽认为，程守义做牛肉生意相对公平，但做木工和买卖古董不公平。其理由是，程守义做木工靠的是关系，靠赊账都能买到木材，而别人有现金都很难买到，至于买卖古董，则靠讹诈，没有诚信。此外，关于程守义找“小姐”的事情，程守宽也认为不公平。程守宽指着程守义，向我和程守德说：“他总说他是付了钱的。付了钱也不公平啦。你一个糟老头去搞人家十多岁、二十多岁的靓女，怎么公平？有的东西是不能买卖的啦，只要买卖了，就是不公平的。”当我问他为什么时，程守宽想了一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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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人，不是普普通通的什么东西。是人，就不能买卖。你不能说只要有了钱就什么都能买。如果说这个可以买卖，那手脚、脑壳是不是也可以买卖？那社会不就乱套了吗？有了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还怎么能叫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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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为自己辩护，说他买的当然不是心，但也不是身体，而只是一种服务，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劳动，身体只是它的外表。程守宽则坚持自己的观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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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心，光是个身体，就不是人，是动物，是骷髅变的白骨精。你这买的不是服务，不是劳动，是动物，是骷髅。你把人家活生生的靓女当动物，当骷髅，当然不公平。人家本来跟你一样，都是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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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关于公平的争论当然没有任何结果。不过，程守宽确实认为，这虽然不公平，但程守义总归还是用自己的钱在“买淫”。程守义赚钱的方式虽然也有些不公平，但比程成信那样变卖集体财产、“贪”公家的钱，仗着手中的职权让别人帮忙种砂糖橘、“吃”别人的劳动果实，又显得公平得多。说到程成信，程守宽又认为，比起派出所的副所长做事情霸道、贪婪，程成信做事又还算公平。而说到派出所的副所长等镇干部，程守宽再感叹，比起原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原铁道部长刘志军等人的贪、淫、霸，则毫无疑问是“小巫见大巫”。一方面，程守宽说：“有了这些人，这个社会怎么可能会公平？”另一方面，他又说：“反正他们也没直接从我碗里扒饭，他们吃他们的肉，我一个小老百姓就喝我自己碗里的汤吧。只要日子过得下去，大家各过各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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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国庆节期间，程守宽跟程守德和我聊天，在回忆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曾表示，“分田到户”之后别的都好，唯一不满意的就是社会不公平。如往常一样，程守宽又拿出大集体时期的例子和当下做对比，用来说明当时社会比较公平，而当下社会很不公平。程守德插嘴道：“那时对知识分子也不公平”，并问程守宽道：“难道你还想回到那个时代？”程守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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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谁还会想回到那个时代呢？！不过，要说那时对你这种知识分子不公平，也不算太厉害啦。哪个时代都会有不公平的事情，就看是对哪些人不公平了……虽然不想回去，但确实比较怀念那时比较公平。可惜，那时又不自由。农民就是既想公平，又想自由。现在看来，要两全其美好像是难。既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还是宁可要自由吧。不过，要是到了日子过不下去的份上，我相信，人首先要的还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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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程守宽这番话，程守德总结道：“中国历朝历代都不公平，农民只要日子过得下，心里就能忍得下。这个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习惯。但是，除了秦始皇那个时候，就只有大集体那个时候，那么不自由。这个，农民心里忍不下。”程守宽认为，程守德的说法“故作高深，不过好像有点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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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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