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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为其“穿越”前的家族所承认、器重和依赖，成为家族的命脉所在。而其“穿越”的人生本就是“命”中注定，或由世外高人为其改“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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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刀是一种切割设备，它用超高压技术把水变成可切割石材的工具。其优点是可对石材进行任意曲线的一次性切割加工，且在切割时不产生热量和粉尘，比电锯切割更安全、灵活、高效、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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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是一种为做早点的蒸笼而设计的竹制品。2007年，每片竹垫价格为0.3元，2013年已升至0.8元。通常，她们每天能做15～20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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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屌丝”，网络讽刺用语，指符合穷、丑、矮、呆等特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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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问隐含考察的范围是，出生于农村并在农村完成义务教育的学生（6～7岁开始读小学，15～16岁初中毕业）。由此推论，约15%的学生虽为农村户口，却是在城市就读初中甚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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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4年7月，我正在伦敦访学并写作本章书稿。程敬娴通过QQ告诉我，她这个堂侄已去珠海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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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程志远将之形容为，“就像纯美的三级片，而不是A片”。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言及此类话题，不仅“无所不知”，而且并无羞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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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二部分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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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农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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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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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命运，自现代工业兴起以来就倍受关注。在早期经济学家眼里，它是市场分工的合理产物（斯密，1972：12～15）。马克思（2000：50）则认为，它是资本“剥削”农民的社会分工。基于“不发达资本主义”俄国农业的研究，恰亚诺夫（1996：64～69）认为，小农经济遵循“家计”为上的逻辑，对利润不太敏感。舒尔茨（1987：73）则基于“发达资本主义”美国经验指出，不要轻视农民，他们如工业企业家一样善于“算计”利润，且能主动“改造”传统农业。其追随者波普金[1]，基于发展中国家越南的资料，重申了“理性小农”的观点（1979）。而斯科特则依据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争论道，在风险高如“齐脖子深的水”的情况下，农民乃“道义小农”（2001：117），其“生存伦理”是尽可能降低风险（2001：33）。黄宗智曾尝试以华北农业历史经验为例作一次综合分析，认为小农既受剥削又不失其理性，同时还“讲”“道义”（2000a：303；2000b：9～10），视情形不同而表现各异。此外，他援用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农业研究中用到的“内卷”概念，用来分析近代中国农民只计总产量而不计利润率地投入劳动力的现象（2000a：122；2000b：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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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关注小农经济运行逻辑的研究不同，近代中国学者对它的关注，更偏重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状态的关联。在此总思路下，各家的具体研究路数却又差别很大。陈翰笙（1984：16～18）对华南农村的调查表明，地主和农民在土地产权上严重不对等，是农业和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其潜在解决方案是农民革命。梁漱溟（2006d：348）、晏阳初（1989a：172～173）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动者，虽各有具体主张，但都认为农民的“愚”是根本原因，故重在农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张培刚（1991：367～368）从发展经济学入手，提出了与流行的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相反的观点，强调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剩余劳动力，形成“推”力，再结合工业的“拉”力，完成农业现代化。不过，此主张数十年后方在国内形成影响。此外，彭南生认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限制了农业，而完整工业化才是其发展方向（200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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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依据苏州开弦弓村田野调查，从社会人类学入手，指出土地私有和诸子均分继承制度下土地碎片化（1999a：50），农民必须依赖手工副业维持生存（146～147）。他提出的对策是乡村工业化（201），但遇到了生产要素，尤其是金融，流出乡村的困境（186），陷入了托尼所称的农业发展“难题”（2014：83）。之后，在云南禄村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分析了“患土地饥饿症”的农民“被土地束缚”（1999a：439；1999g：133），更青睐于“消遣经济”（1999a：476）。因为农业利润既不高，干脆不以生产而以消遣作为经济的中心。不过，费孝通与张之毅（2006：503）、胡庆钧（2005：43）同时也注意到，手工业与机器进入乡村，已开始打破以“消遣”为中心的小农经济循环。在思考乡土重建的过程中，费孝通还提到，乡村子弟受教育后，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无法还乡，进一步冲洗着小农的社会根基（1999c：362）。再加上都市机器工业竞争，“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愈发困难，失去了调节佃户与地主间因土地规模小、利润低而产生的“严重冲突”的能力（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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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政治变迁使得阶级斗争成为改变土地产权设置的手段。单就小农经济而言，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及陈翰笙的实证调查逻辑一致。稍后，农业合作化解决了个体农户如“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一般的经营风险问题，同时使得政府提取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降低（温铁军，2000：147）。但是，这也造成了巨大的工农“剪刀差”（林毅夫，1994：24；温铁军，2000：172），以及农民维护自己“家计”利益的“反行为”（高王凌，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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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中，先是生产大队，后是生产队（张乐天，2005：193），配合以“工分制”（253），成了农业经营基础。最后，它以“小农离心”而告终（315）。对于这一农业制度变革，有几种解释。杜润生认为，其原因是1970年代末已出现“农村经济崩溃到了边缘”的危险（1981）。周其仁回避了“崩溃论”，而借“经济人”的概念指明，农民“磨洋工”即“大锅饭”体制下缺乏劳动积极性导致变革（可谓“偷懒论”），而制度变革让农民不再偷懒，使得农业飞速发展（1994）。林毅夫从“交易成本”入手，分析了农业制度从“强制性变迁”走向“诱致性变迁”的合理性（1994：217；2000：21），更精细地支持了责任制使得产权相对明确、刺激劳动积极性和促使农业飞跃的说法。另有研究者认为，原制度依阶级意识形态“剥削论”而设置，本身即不科学，如关中原本即“无地主”（秦晖，2001），东南地区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比例也略小于50%，而不是原认定的70%～80%（高王凌，200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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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用实证资料对“崩溃论”和“偷懒论”提出了质疑（2000：250～268），但肯定了“统分结合”的制度安排（380）。老田则质疑了劳动积极性为此时期农业增产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指出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农业早已内卷化，无法靠增加劳动投入促使产出急剧上升，并认为此时期的决定性因素应为水利、化肥、种子改良（2004），而制度变革实为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重点转移”（2007）。另有研究者提出，“工分制”其实也有责权明晰的一面，不可统称为“大锅饭”（陈光金，1996：15～18；贺雪峰，2003a：125；张江华，2004、2007；白苏珊，2009：38～52）。此外，吕新雨还质疑了对“剥削论”的质疑。她认为，高王凌误将1940年代的农地状况混同于明清时期而取了较低估算值，考虑到当时一田二主乃至三主，分别拥有田底、田面与永佃权，以及与宗族、村庄的关系等复杂情况（黄宗智，1998：37～41；白凯，2005：305～307；张佩国，2002：92；张彬村，2005），即便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具体比例可争议，但“土改”面对的土地严重不均问题是基本史实（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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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在农民相对自由、温饱有余而小康不足的基础上，费孝通关于小城镇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讨论，深化了其乡村工业化思路（1999e：218；1999f：87；1999h：372）。不过，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大城市发展并未践行此思路，而是催生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黄平，1997：3；秦晖，2003a：58）。打工既成了农民“寻求生存”的手段（黄平，1997：57），甚至也成了“改变中国”的重要因素（墨菲，2009）。但众多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上升过慢（白南生等，2002：61；刘世定，2003；刘林平等，2007；蔡禾，2010），其基本权益缺乏保护（李培林，2003；潘毅，2005；王春光，2006；郭于华等，2005；卢晖临等，2014），仍是事关小农的重要问题。严重的“三农问题”变成了社会焦点之一（温铁军，2004：3；曹锦清，2000：4）。有主张新乡村建设者（温铁军，2004；贺雪峰，2004），也有主张大城市吸纳农民者（潘维，2004；姚洋，2013）。而缓解此问题的，还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免除农业税，外加大规模惠农补贴。这被称之为以工补农的“拐点”（张晓山，2006）。不过，为推进农村经济和保护农民权益而围绕土地的争论并未结束，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化（党国英，2002；周其仁，1994、2014），有人反对（温铁军，1997、2008；贺雪峰，2010、2013），暂居“主流”的观点则是保持农地集体所有、保证农民的承包权、促进经营权流转（陈锡文，2012）。此外，近年以“明晰产权”为主旨的林权改革已基本完成（朱晓阳，2009）。众多研究者以其符合效益原则和“责权利明确”，而予以了肯定（厉以宁，2014），但也有研究者对其某些不够完善的环节表示了忧虑（申端锋，2007；吕德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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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离土又离乡”后，并不能真正在城市中扎根下来。一方面，这使得外出务工成为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又让其不愿也无法彻底放弃农村。于是，乡村普遍出现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未成年人和老人）经营农业的现象。黄宗智（2007a：476）称之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既然务工的收入难以提高，通过农业让农民增收仍是研究者主要思考的方向之一。在思路下，主张农业产业化者最多（黄祖辉，2013），由此也有研究者更急迫呼吁加强农村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张晓山，2009；温铁军，2011；何慧丽，2007），或加速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王春来，2014）。而事实上，通过租赁或其他方式转让而取得中等规模经营权的“新中农”，也确已出现（杨华，2012；陈义媛，2013；黄宗智，2014a）。同时，关于农村小额信贷、农民合作金融，呼声也较高（李昌平、于建嵘，2006）。不过，合作社如何避免异变为“部门下乡”和“资本主导”的工具，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仝志辉等，2009；周飞舟，2012；陆文荣等，2013；黄宗智等，2014b；周飞舟等，2015）。此外，温铁军还提出要“解构（农业）现代化”，因为发达国家（地区）现代化农业无一例外依赖高额补贴，反倒是中国小农在补贴极低甚至毫无补贴的情况下，维持了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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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关于小农去向的讨论之外，黄宗智基于统计数据发现，中国小农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场“隐性的革命”，其农业经营方式已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2010：127）。并且，这场“革命”给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鱼肉并重”的“历史性契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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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农经济转型过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也因“分税制”带来了巨大动力和压力（田毅、赵旭，2008：17；周飞舟，2007）。在苏南、温州、珠三角为代表的一些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费孝通，1999j：477）。但在一些起步较晚的地区，呈现了相反的面貌，基层政府在“逼民致富”中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和环境问题（王晓毅，2002；周飞舟，2006；田毅、赵旭，2008：231～238）。同时，当基层政府将招商引资当作中心工作和硬任务时（欧阳静，2010），其角色开始徘徊在“在政府与厂商之间”（邱泽奇，2000：187）。而它绕过某些土地、环保及税收等方面制度以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造成了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黄宗智，2010：163；2013）。另有学者则称之为“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1998），与传统相接的“小资本主义”（葛希芝，1996），“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黄亚生，2008；林南，2011），或“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2]（蔡欣怡，2007：5）。与此相对，挖掘出与单纯利润导向有所不同的“社会经济”潜力，及其与市场、小农经济间的互补，也开始为人所关注（潘毅，2014；谭同学，2012；吴重庆，2014：1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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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转型，给农民个体带来了经济观念上的巨变。先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否定财富（张乐天，2005：331），后是在家庭联产承包条件下肯定财富（曹锦清，2000：4；谭同学，2010：304），然后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重视财富积累和消费。可谓由“苦行僧”跳至了消费主义（王宁，2009：310）。宣扬农民物质欲望[3]，与指责农民陷入拜金主义或拜物教（阎云翔，2014），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成了“主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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