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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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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命运，自现代工业兴起以来就倍受关注。在早期经济学家眼里，它是市场分工的合理产物（斯密，1972：12～15）。马克思（2000：50）则认为，它是资本“剥削”农民的社会分工。基于“不发达资本主义”俄国农业的研究，恰亚诺夫（1996：64～69）认为，小农经济遵循“家计”为上的逻辑，对利润不太敏感。舒尔茨（1987：73）则基于“发达资本主义”美国经验指出，不要轻视农民，他们如工业企业家一样善于“算计”利润，且能主动“改造”传统农业。其追随者波普金[1]，基于发展中国家越南的资料，重申了“理性小农”的观点（1979）。而斯科特则依据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争论道，在风险高如“齐脖子深的水”的情况下，农民乃“道义小农”（2001：117），其“生存伦理”是尽可能降低风险（2001：33）。黄宗智曾尝试以华北农业历史经验为例作一次综合分析，认为小农既受剥削又不失其理性，同时还“讲”“道义”（2000a：303；2000b：9～10），视情形不同而表现各异。此外，他援用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农业研究中用到的“内卷”概念，用来分析近代中国农民只计总产量而不计利润率地投入劳动力的现象（2000a：122；2000b：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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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关注小农经济运行逻辑的研究不同，近代中国学者对它的关注，更偏重于农业发展和农民生存状态的关联。在此总思路下，各家的具体研究路数却又差别很大。陈翰笙（1984：16～18）对华南农村的调查表明，地主和农民在土地产权上严重不对等，是农业和农村落后的根本原因。其潜在解决方案是农民革命。梁漱溟（2006d：348）、晏阳初（1989a：172～173）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推动者，虽各有具体主张，但都认为农民的“愚”是根本原因，故重在农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张培刚（1991：367～368）从发展经济学入手，提出了与流行的工业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相反的观点，强调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释放剩余劳动力，形成“推”力，再结合工业的“拉”力，完成农业现代化。不过，此主张数十年后方在国内形成影响。此外，彭南生认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限制了农业，而完整工业化才是其发展方向（2007：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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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依据苏州开弦弓村田野调查，从社会人类学入手，指出土地私有和诸子均分继承制度下土地碎片化（1999a：50），农民必须依赖手工副业维持生存（146～147）。他提出的对策是乡村工业化（201），但遇到了生产要素，尤其是金融，流出乡村的困境（186），陷入了托尼所称的农业发展“难题”（2014：83）。之后，在云南禄村调查的基础上，费孝通进一步分析了“患土地饥饿症”的农民“被土地束缚”（1999a：439；1999g：133），更青睐于“消遣经济”（1999a：476）。因为农业利润既不高，干脆不以生产而以消遣作为经济的中心。不过，费孝通与张之毅（2006：503）、胡庆钧（2005：43）同时也注意到，手工业与机器进入乡村，已开始打破以“消遣”为中心的小农经济循环。在思考乡土重建的过程中，费孝通还提到，乡村子弟受教育后，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已无法还乡，进一步冲洗着小农的社会根基（1999c：362）。再加上都市机器工业竞争，“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愈发困难，失去了调节佃户与地主间因土地规模小、利润低而产生的“严重冲突”的能力（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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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政治变迁使得阶级斗争成为改变土地产权设置的手段。单就小农经济而言，这与马克思的理论及陈翰笙的实证调查逻辑一致。稍后，农业合作化解决了个体农户如“站在齐脖子深的水里”一般的经营风险问题，同时使得政府提取农业剩余的交易成本降低（温铁军，2000：147）。但是，这也造成了巨大的工农“剪刀差”（林毅夫，1994：24；温铁军，2000：172），以及农民维护自己“家计”利益的“反行为”（高王凌，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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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合作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公社中，先是生产大队，后是生产队（张乐天，2005：193），配合以“工分制”（253），成了农业经营基础。最后，它以“小农离心”而告终（315）。对于这一农业制度变革，有几种解释。杜润生认为，其原因是1970年代末已出现“农村经济崩溃到了边缘”的危险（1981）。周其仁回避了“崩溃论”，而借“经济人”的概念指明，农民“磨洋工”即“大锅饭”体制下缺乏劳动积极性导致变革（可谓“偷懒论”），而制度变革让农民不再偷懒，使得农业飞速发展（1994）。林毅夫从“交易成本”入手，分析了农业制度从“强制性变迁”走向“诱致性变迁”的合理性（1994：217；2000：21），更精细地支持了责任制使得产权相对明确、刺激劳动积极性和促使农业飞跃的说法。另有研究者认为，原制度依阶级意识形态“剥削论”而设置，本身即不科学，如关中原本即“无地主”（秦晖，2001），东南地区地主和富农占有土地比例也略小于50%，而不是原认定的70%～80%（高王凌，200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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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用实证资料对“崩溃论”和“偷懒论”提出了质疑（2000：250～268），但肯定了“统分结合”的制度安排（380）。老田则质疑了劳动积极性为此时期农业增产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指出在劳动力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农业早已内卷化，无法靠增加劳动投入促使产出急剧上升，并认为此时期的决定性因素应为水利、化肥、种子改良（2004），而制度变革实为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重点转移”（2007）。另有研究者提出，“工分制”其实也有责权明晰的一面，不可统称为“大锅饭”（陈光金，1996：15～18；贺雪峰，2003a：125；张江华，2004、2007；白苏珊，2009：38～52）。此外，吕新雨还质疑了对“剥削论”的质疑。她认为，高王凌误将1940年代的农地状况混同于明清时期而取了较低估算值，考虑到当时一田二主乃至三主，分别拥有田底、田面与永佃权，以及与宗族、村庄的关系等复杂情况（黄宗智，1998：37～41；白凯，2005：305～307；张佩国，2002：92；张彬村，2005），即便地主、富农占有土地的具体比例可争议，但“土改”面对的土地严重不均问题是基本史实（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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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在农民相对自由、温饱有余而小康不足的基础上，费孝通关于小城镇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的讨论，深化了其乡村工业化思路（1999e：218；1999f：87；1999h：372）。不过，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大城市发展并未践行此思路，而是催生了“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黄平，1997：3；秦晖，2003a：58）。打工既成了农民“寻求生存”的手段（黄平，1997：57），甚至也成了“改变中国”的重要因素（墨菲，2009）。但众多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收入水平上升过慢（白南生等，2002：61；刘世定，2003；刘林平等，2007；蔡禾，2010），其基本权益缺乏保护（李培林，2003；潘毅，2005；王春光，2006；郭于华等，2005；卢晖临等，2014），仍是事关小农的重要问题。严重的“三农问题”变成了社会焦点之一（温铁军，2004：3；曹锦清，2000：4）。有主张新乡村建设者（温铁军，2004；贺雪峰，2004），也有主张大城市吸纳农民者（潘维，2004；姚洋，2013）。而缓解此问题的，还是农村税费改革和免除农业税，外加大规模惠农补贴。这被称之为以工补农的“拐点”（张晓山，2006）。不过，为推进农村经济和保护农民权益而围绕土地的争论并未结束，有人主张土地私有化（党国英，2002；周其仁，1994、2014），有人反对（温铁军，1997、2008；贺雪峰，2010、2013），暂居“主流”的观点则是保持农地集体所有、保证农民的承包权、促进经营权流转（陈锡文，2012）。此外，近年以“明晰产权”为主旨的林权改革已基本完成（朱晓阳，2009）。众多研究者以其符合效益原则和“责权利明确”，而予以了肯定（厉以宁，2014），但也有研究者对其某些不够完善的环节表示了忧虑（申端锋，2007；吕德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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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离土又离乡”后，并不能真正在城市中扎根下来。一方面，这使得外出务工成为大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又让其不愿也无法彻底放弃农村。于是，乡村普遍出现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妇女、未成年人和老人）经营农业的现象。黄宗智（2007a：476）称之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既然务工的收入难以提高，通过农业让农民增收仍是研究者主要思考的方向之一。在思路下，主张农业产业化者最多（黄祖辉，2013），由此也有研究者更急迫呼吁加强农村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张晓山，2009；温铁军，2011；何慧丽，2007），或加速土地流转、形成规模经营（王春来，2014）。而事实上，通过租赁或其他方式转让而取得中等规模经营权的“新中农”，也确已出现（杨华，2012；陈义媛，2013；黄宗智，2014a）。同时，关于农村小额信贷、农民合作金融，呼声也较高（李昌平、于建嵘，2006）。不过，合作社如何避免异变为“部门下乡”和“资本主导”的工具，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仝志辉等，2009；周飞舟，2012；陆文荣等，2013；黄宗智等，2014b；周飞舟等，2015）。此外，温铁军还提出要“解构（农业）现代化”，因为发达国家（地区）现代化农业无一例外依赖高额补贴，反倒是中国小农在补贴极低甚至毫无补贴的情况下，维持了高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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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关于小农去向的讨论之外，黄宗智基于统计数据发现，中国小农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场“隐性的革命”，其农业经营方式已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2010：127）。并且，这场“革命”给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从“以粮为纲”转向“粮食、蔬菜、鱼肉并重”的“历史性契机”（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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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农经济转型过程中，乡村基层组织也因“分税制”带来了巨大动力和压力（田毅、赵旭，2008：17；周飞舟，2007）。在苏南、温州、珠三角为代表的一些农村地区，乡镇企业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费孝通，1999j：477）。但在一些起步较晚的地区，呈现了相反的面貌，基层政府在“逼民致富”中造成了严重的债务和环境问题（王晓毅，2002；周飞舟，2006；田毅、赵旭，2008：231～238）。同时，当基层政府将招商引资当作中心工作和硬任务时（欧阳静，2010），其角色开始徘徊在“在政府与厂商之间”（邱泽奇，2000：187）。而它绕过某些土地、环保及税收等方面制度以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增长，造成了庞大的“非正规经济”（黄宗智，2010：163；2013）。另有学者则称之为“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1998），与传统相接的“小资本主义”（葛希芝，1996），“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黄亚生，2008；林南，2011），或“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2]（蔡欣怡，2007：5）。与此相对，挖掘出与单纯利润导向有所不同的“社会经济”潜力，及其与市场、小农经济间的互补，也开始为人所关注（潘毅，2014；谭同学，2012；吴重庆，2014：1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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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转型，给农民个体带来了经济观念上的巨变。先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否定财富（张乐天，2005：331），后是在家庭联产承包条件下肯定财富（曹锦清，2000：4；谭同学，2010：304），然后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重视财富积累和消费。可谓由“苦行僧”跳至了消费主义（王宁，2009：310）。宣扬农民物质欲望[3]，与指责农民陷入拜金主义或拜物教（阎云翔，2014），在某种意义上同时成了“主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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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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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土改”作为一种农业经济制度安排是否有充足的阶级分化依据，并非本书关注的重点。不过，从1950～1951年程村村民对“分配劳动果实”的拥护程度，以及农会主席陈新因被冤枉在“分配劳动果实”中谋私而自杀的事例来看，普通农民对“土改”的理念毫无疑问有着高度认同，其基本逻辑与阶级分析至少有相通之处。而此前的土地私有制也可反证，产权明晰本身并非实现农业绿色革命的前提。否则就无法解释，程村及周边乡村的富裕农民将农业收益投向渡桥圩镇的赌坊，甚至住进了桐城、广州。不过，农业合作化及其后的公社制度，虽然克服了单家独户在农业生产上面临的自然和市场风险，却并未从根本上防止农村经济要素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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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随，程村人再也没有了“消遣经济”的影子，转而换成了不断提高产量的经济逻辑，在国家目标和动员型体制下艰苦劳作。程村的“浮夸风”，不科学地用风车、电灯为水稻通风和加强光合作用，以及后来程成仁“见不得别人休息”而生硬地执行政策的方式，都是为这个经济逻辑转化过程所做的、一个个极端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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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中后期起，程村人终于得到了一点以工补农意义上的“反哺”。拖拉机进入农业，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水利建设和维护变得容易，水田已可旱涝保收，而杂交水稻、化肥、农药的使用更是直接刺激了粮食产量增长。在程村中老年人的回忆中，1970年代中后期起不再有饥饿的经历，应该可作为农业增长的一种确证。由此，以家庭承包为标志的农业经济制度变革源于经济已近“崩溃边缘”，以及因其“产权明晰”而刺激农业飞速发展的说法，确实与程村农民的人生经历相左。而将此番变革归结为“产权不明”“劳动积极性不足”更与农村经济实践经验相去甚远，给程村的中老年人留有深刻印象的“定额包干制”，即“三权四固定”后的农忙季节，各生产队普遍采用民主评议、定额劳动任务与工分，进行包干；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某些生产环节根本不需要那么多劳动力，才有“大锅饭”“磨洋工”。可是，这番变革仅仅是精英“自上而下”的行为吗？在程村人的人生故事中，我们看到，似乎也非如此。在程守宽关于1970年代那段渴望“自由”的回忆中，不难发现，农民对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经济形式，有一种强烈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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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农业劳动投入并没有因为劳动积极性增加而急剧提升。相反，农民将更多的劳力投向了非农领域，如做木工、进社队企业、开小卖店（含钟表修理店）、定期到周边渡桥圩镇摆摊，等等。不过，除了程守义这样极个别的村民之外，程村人的主业仍是农业，非农经营只起到补贴家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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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农业对于大部分程村农民家庭收入的重要性，才终于退居其次。在种植结构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留守在家的程村人主要种植的不再是水稻，而是蔬菜。不过，虽然土地上的收入不再是生活之本，大部分程村人却仍不敢将土地彻底放弃。除了极小比例的抛荒之外，他们或留下老人、妇女，或将土地交给亲友耕种，为家庭留下余地，仍随时可退回到以农为主的状态。对于耕地使用权的流转，尤其是不可逆转的流转，程村农民仍像保命一样地保持警惕。这从渡桥镇政府与程村人因征地问题而形成的冲突当中，可见一斑。从根本上说，这似乎不是财产权利的问题，而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仍对农民家庭具有“保命底线”的价值。对他们而言，耕地不是用来赚钱的，因此很难用价格去衡量。正如人皆有命，受他人伤害亦需补偿，但人的命首先不是用来出售、赚钱的，不宜明码标价。由于农民将土地分为了用于保命和赚钱的两个类别，程村人对林地使用权的流转就显得并不那么固执。在林权改革中，林地作为农地中面积最大的土地类别，实际上已经集中到了有资本的老板或有控制力的基层干部甚至“混混”手中。也即，因为农民有“林地并非保命之地”的“逻辑”，多数农地实际上已经在使用权上实现了明晰产权、以生产效率为中心的制度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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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1990年代中后期起，在程村这类中度发展地区的农村，出现了经济要素流动的“悖论”。一方面，程村及周边农村不够发达，农业已经无法容纳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并让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从而导致了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同时，程村人务农贷款难的事实说明，现代金融系统也一直在将货币资本从农村急剧抽离，而非投入。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又不算太偏僻，不少老板以建厂、发展规模农业，甚至暂不改变农地经营方式、只图将土地囤积起来等升值，逐步形成了农村占有土地、优质水源等稀缺资源的局面。相比较于托尼、费孝通所分析的农村生产要素单向外流的历史经验，当代中国中度发展地区农村的经济格局，显得更为复杂。在工商资本尝试与农地结合的过程中，在林地上并无太大阻力，但在耕地这根“红线”上，效率与保命出现了矛盾。对资本来说，效率就是命根子，但对仍不能彻底摆脱农地生存的农民而言，为将来留条活路比什么都重要。在农村土地研究上，颇为错位者，乃是主要聚焦于发达地区的征地问题。而实际上，它们与中度发展地区农地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功能已主要是效率，而非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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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说，务农“保命”，以程村农民的人生经验，主要是从长远、动态角度所忧虑的事情。在前文述及的诸多家庭中，即使就经济状况较差的程守宽家而言，务农所得也已少于务工的收入，目前主要不是依靠务农过日子。但他们仍将务农视作保命之“本”，是因为估算在可见的将来，其仍无法从根本上脱离农业，而单纯地靠非农收入生活。大规模工商资本若要进入耕地，从程村农民的情况来看，除非国家或新的土地使用者，能为他们提供可预期长期稳定的保命之“本”。否则，为守命根子，他们势必可能愿意以命相搏。从大多数程村农民家庭维持“半农”状态，而其农业收益本身却又有限的事实来看，即使工商资本接手耕地，在可预见的将来似乎也难获得足够高的利润，让它们除了支付给农民长期保命的成本之外，还能有利可图（要知道，即使在发达国家高度现代化的规模农业，也严重依赖高额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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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至今仍坚守在土地上的，基本上都是妇女和老人。尽管在精耕细作上有所退步，但总体产量即便不如全国宏观数据那般年年递增，至少也没有明显减少。由此，即使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以工商资本排挤农民，造就规模农业，似乎理由也不充分。不过，农业劳动力结构变化，以及水利、农药利用欠协调，说明基于自愿组合的农户间合作，已确实有了现实需要。当然，值得再次强调，即使言及合作，问题的关键也不在效率。农户坚守“半农”，本就不为效率，而只为保命留后路。合作起来搞“半农”，客观上有利于效率，但用效率逻辑来作为它的源头，则违背农民的“生存伦理”[4]。只要“无百岁命”的程村普通农民的“千年忧”未得到解决，对他们的“半农”而言，效率农业就是要命的。至于不少村民自发在亲友间短期流转耕地使用权，则虽有流转，但同样是考虑长期“半农”，而非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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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微观生产层面上，略有几分悖论意味的是，“半农”状态下的普通程村家庭却又处处精打细算，尽力追求效率。只要有条件，如程成仁在1980年代就不仅开始用化肥种水稻，还用来种菜。1990年代中后期起，购买化肥、农药变得容易之后，更是家家户户以超出农作物所需极限的标准，投放化肥，喷洒农药。只要条件具备，他们在山上种树也优先考虑经济价值偏高的砂糖橘（而这也依赖大量化肥、农药），甚至种植有“抽水机”之称的速生桉树。程守宽所感叹“拼命地榨取泥巴里的每一丁点养分和每一滴水”的做法，无疑是着眼于短期、微观效率农业，最生动的写照。有理论家或许会认为，其病根在土地产权不明晰，若土地明确是农民私有的，他们自会爱惜。从程村人的所作所为来看，短期、微观效率的逻辑似乎并不如此简单。例如，不少被爱“晃悠”的程敬修所不屑的程村人，作为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务工时，常为多拿一点微薄的工资和加班费，就宁愿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了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率，连自己的身体都愿牺牲，遑论土地（即使它的产权足够明晰）？由此视之，这种悖论的根源在于，村民从长远、根本和整体利益上，盘算着长期依赖农业作为规避生存风险的保命底线，但从眼前、直接和局部利益上，又常盘算着多收上“三五斗”。这种从理性上来看存在的深层悖论，在农民过日子的考量中，至少对绝大多数程村农民来说，几乎难以看到有什么矛盾和不可思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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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讽刺意味的“悖论”还在于，在大多数程村农户以“半农”的形式减轻人口对农地的压力之后，虽然确实实现了农业向资本密集生产模式的转型，并且也确实实现了从“以粮为纲”向“粮食、蔬菜、鱼肉并重”的农业结构转型，但是小农家庭所获得的农业收益并未增加，相反，农业经营风险在急剧上升。如导致程成仁晚年艰难生活的直接原因是种田、种菜所得远赶不上农资价格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养猪也因自然、市场的双重风险而失败。程守宽“只能用‘挣扎’两个字来形容”的生活，也与他每斤青菜“一毛都赚不到”，而菜贩子、运输商、批发商、城市零售商“这个赚一块、那个赚一块”，不无关系。至于在没有巨额资本投入的情况下小规模养猪，因为难以克服自然风险和市场价格波动，程守宽不仅没赚钱，反而赔了不少。稍懂些现代养殖技术的年轻人，如程敬娴也有时小赚、有时赔本，最多只敢把养猪当作补贴家用的办法，家庭经济“顶梁”还是靠丈夫打工。由此看来，在“半农”状态下，程村这类中度发展地区的小农，虽然实现了农业的“隐性革命”，但离“历史性契机”似乎还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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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农业经济已只是小农家庭的“一半”，而且，小农已无“消遣经济”的观念。如此一来，即使撇开外部工商资本“垂涎”农地不说，小农经济自身内部也已出现了长远“保命”和短期“效率”的悖论，以及已然实现向资本密集型生产和农业结构转型的“隐性革命”，却仍难以获利，且经营风险骤增的悖论。这个双重悖论，使得“半农”成为小农家庭的“鸡肋”，“食之无肉”，却因“有味”而绝不愿亦不能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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