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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渡桥镇为解决“三提五统”遗留问题，为“发展”而盲目上马乡镇企业时，包括程村在内的农村即被迅速掏空，镇政府自身也债台高筑。可谓做“工”不成，反倒把已有的“半农”积累搞垮。当全体镇干部主要工作变成催收税费，甚至请出自己本应打击的“烂仔”开始担任“协税员”，以及“拉税”“买税”时，一方面，“发展”变成硬得不能再硬的“道理”，另一方面，绕过甚至破坏正式制度谋“发展”，就变成了常态。这既导致了在中度发展的农村地区“老板比天还大”，基层政府“得全心全意为老板服务”，也导致了非正规经济进一步急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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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发展”而言，渡桥镇是幸运的。终于有老板愿意将大型企业放到该地，使得当地经济，尤其是“半工”局面出现了跳跃式“发展”，甚至颇有了几分“发达”的味道。其中，最直接的表现是基层政府终于摆脱了“饥饿财政”。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半工”的“发展”仍是靠“掘地”所得，且在某些方面“掘”得更深、更猛，短期、局部利益开始伤害长期、整体利益。就此而言，渡桥镇又是不幸的。陶瓷厂征地是由“暗箱操作”而成的，渡桥镇空气中因此弥漫着刺鼻的煤焦味。作为难以离开渡桥镇的本地干部，程成信既因工资剧增而感到幸运，又因污染而感到不幸。至于并未因此“发展”而直接获益的农民，则更尖锐地质疑“发展”被从手段置换为目的。在他们看来，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千方百计为子孙后代谋发展”，还有什么比这更讽刺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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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抱怨不无道德色彩，但“发展”本身并非仅是道德所能解释的。镇干部们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做出点成绩来，只能剑走偏锋”，也并非仅是道德上为自己开脱的托词。若换成普通农民去谋“发展”，未必就不会走同样的路子。当然，人生经历本是“史实”，难以假设。但即使撇开不少镇干部是农家子弟不说，程成信这个原本就是本地农民的镇干部，也深陷其中而并无更好的选择，这无疑说明这种悖论具有结构性，而不仅是个体道德使然。事实上，在效率逻辑的支配下，即使是程村的普通农民，也未尝没有陷入此悖论当中。例如，程守宽在发现假农药后，因不愿坏掉“本性”，而倒掉青菜。在这件事情背后，其实至少还隐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前提是同样身为农民的农资店主在售假；第二，购买该批次农药者并非程守宽一人，但有的农民选择了沉默，并将使用此类农药的蔬菜卖给了他人。此外，作为农民，可以说程村人都知道，本来不能拼命地“榨取”土地，就像不能天天用化学药品让女人多生小孩一样。但是，大多数程村农民家庭在抛弃了“消遣经济”观念后，其耕作方式，正是在为如程守宽所说的“发展”“一条路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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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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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混合经济以非正规经济的方式，悖论性地“发展”。不管是镇干部，还是普通农民，很显然并不满意，甚至多有抱怨。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他们毕竟还是享受到了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甚至这原本就是他们主动追求的结果。用程守德的话来说，这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如果干部和普通农民的欲望不是如此强烈，“发展”或许就不至于如此极端地从手段变为目的，就不会有以“断子绝孙”的方式“为子孙后代谋发展”的极端悖论。这种欲望，显然已非自然状态的正常欲望，而是被某些文化和社会因素塑造出来的欲望。现有农工混合经济的常态发展水平，根本满足不了它的需要。在农村经济领域，已发生费孝通所说“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1999d：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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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从欲望到需要”，自有它合理的地方。至少，它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之后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因此，“从欲望到需要”的转变使得农村经济出现悖论，并不是夸赞“苦行僧”的理由（王宁，2009：43）。在当下经济环境下，即便是生活相对不如意且偶有抱怨的程守宽，也直截了当、义正词严地表示，谁也不想回到“苦行僧”的时代。即使是曾经“又红又专”的程成仁，在晚年也终于承认，程守义注重赚钱是比他聪明的表现，对自己的人生选择则颇有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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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需要”使得“消费”变为农村经济的中心之后，“消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渗透到了乡村社会当中（王宁，2009：206）。再者，又因为“半农”“半工”的混合经济水平仍比较低，欲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矛盾随即制造出了更多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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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对人生经历的诸多急剧变化，程守德显然比较看得开。他曾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习而数次错失逃港良机，辞掉民办教师职务逃港却未能成功，后来其他民办教师却获得了转正的机会。对此，其他村民常认为他“亏了”，他本人却认为人总要做出权衡选择，所以无所谓“亏”不“亏”。就此而言，人生面对不确定性做出选择，颇似有些“赌”的味道。程守德与程守义一样“有点赌性”。所不同者，程守德“赌”输了，但觉得对家庭而言不算“亏”。程守义“赌”赢了，却总认为赚得不够，还强调“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农闲时，程守德常在已几无生意的钟表修理店里，与人闲聊。在程守义看来，这些都没有实用价值。而程守德自己又常批评杨显宗、程守智等人，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书生气”。质言之，被人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程守德，反而觉得“知识分子”并不好。他虽豁达，却明显难以摆脱以“消费”为标准的世俗评价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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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民眼中，程守宽比程守德更豁达。之所以说“豁达”，有两层意思，一是遭遇过不幸或经济状况比较差，吃了“苦”，二是吃“苦”者并不十分在意。正因为经济拮据，吃了不少“苦”，程守宽对已变成农村经济中心的“消费”，比其他村民有更深的体会。他清楚地知道，种粮、种菜已不是自给自足，而需要考虑利润。所以，他比别人更常感叹，种菜利润薄甚至亏本，如果种粮食就亏得更加厉害。他对于进入深山养蜂，以及菜贩子、批发商等人的比较收益，也有清晰的分析。但遗憾的是，他自己并不具备条件去从事这些经营。让他更为愤怒的是，在利润比种菜高得多的农产品加工产业中，如“三鹿”牌婴幼儿奶粉，生产者为了追求更高利润，甚至不惜“心狠手黑”给人“下毒”。充满讽刺的是，程守宽庆幸因自家经济条件差，孙子躲过一劫，儿子程敬宗却反驳他，穷毕竟不好，要比别人更富才是“硬道理”。在程敬宗看来，真正远离“毒品”的办法还是“富”，直至“富”到可以在消费上与脚下土地上的市场没什么关系。也即，不是不要“消费”，而是要更高的“消费”。这似乎忽略了，毒奶粉本就是不够“富”却强求快速致“富”的非正规经济的恶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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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在程守德眼中，程守智的“心”更是因“半农”“半工”的经济收入不高，满足不了“消费”欲望的增长，而被弄乱了。程守智执迷于地下“六合彩”，被程守德批评是典型的“财迷心窍”，实则比“鬼迷心窍”还可怕。买“码”中奖，可让程守智高兴不已，但实际上他赔得更多。这正是一个循环悖论的缩影。通过正常“半农”“半工”的劳动难以满足“消费”欲望，于是难以抵制走捷径的诱惑，但事实上能走成功的捷径总是很少，以至走捷径最后的结果往往是，连正常的劳动所得也得赔进去。若不能看穿这一悖论，则往往更倾向于再走更快的捷径，而大多数的结果当然不可能更好。可是，要做到真正“看穿”，也非易事。程守德的劝说和呵斥，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效果。甚至，即使在程守德家庭内部，其妻子程菊在信仰基督教之后都难以做到这一点。她之所以赌气不再去福音堂做礼拜，是因为渡桥福音堂把程村“片区负责人”的位置，转给了新入教但家境富裕的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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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消费”欲望剧增带来的悖论，在程守义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程守义在外本是个力求低调的人，认为穿着、出行只要过得去就行，绝不“显摆”。由此，许多村民才说他“土”得“掉渣”。但实际上，程守义在家内追求的享受则毫无疑问很高档，液晶彩电、冰箱、照相机、摄像机、高档音响和家具一应俱全。如果说这尚算是“闷声发大财”的“生意经”所需的话，从他第一次掏出一把百元面值钞票摆在负责“小姐”卖淫的酒店前台起，彰显的既是他不愿被人误认为“消费”能力低而受气的“高调”心态，又是“消费”欲望的急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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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知有高血压，也即刺痛地意识到人生有限之后，程守义对于财富的看法更是进一步突出了“消费”，而不是相反。这也是他所说的，赚了钱之后要懂得花钱，舍得花钱，钱才是自己的（但当孙子批评他穿着“山寨”时，他却又以外表简朴为上的标准责骂孙子）。甚至于，他会极端地认为，“消费”不再是一个有时间延续感的过程，拥有钱的感觉其实“就是花（钱）的那一瞬间”，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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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村民眼中，程守义显得更加矛盾。一方面，他越来越爱惜身体，明确提出赚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命”花钱，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戒烟，而且从不沾染“吃”“喝”“赌”“抽”；另一方面，明知过量的性行为会影响身体，他却乐不知疲，说是成瘾似乎也不为过。他表示曾无数次想戒掉“嫖瘾”，却每一次又因为自己“‘黄’能愉悦身体、放松心情”的独特“理论”而犯戒。甚至，他从根本上就认为，这种“消费”原本就是很自然的，并歪曲孔子“食色，性也”和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论断，用其为自己做论证。一方面，他极其注重有钱之后要低调；另一方面，高调地把自己与“小姐”的性爱录像保存起来，还与朋友共同“欣赏”，并常自诩为“师奶杀手”。当程守智以数钱的动作，暗示这乃是金钱的魔力时[5]，常说自己曾经很“马列”的他，却很认真地试图用录像中的“事实”，证明自己比很多年轻的白领性能力强得多，而不是仅仅因为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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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很清楚，性“消费”和情感截然不同，而且有冲突。所以，对于以“女朋友”角色长期与之保持暧昧关系的有夫之妇，他只送礼品而不送现金给对方。因为，他认为钱是冷冰冰的，只有找“小姐”，才能用现金。但问题在于，其实他知道，这并不是纯粹的情感，而是附加了“感情”外衣的性“消费”。所以，金钱仍是必需的，花了十几万元在“女朋友”身上。对于以“二奶”形式包养的“湖南妹”，程守义则更明白，虽也有感情成分，但金钱的成分更多。由此，他使用了比“女朋友”更多的现金，来匹配这种更为直白的性“消费”。至于到“桑拿”或“洗浴中心”找“小姐”，更是赤裸裸的性“消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为了让这种“消费”哪怕从表面看起来，变得稍微不那么像“消费”一点，他更喜欢模仿男女朋友约会的样子，然后再交易。这是一种“满足淑女标准的小姐”（萧楼，2010：201），虽然本质上就是性“消费”，但其价格比赤裸裸的性“消费”高得多。质言之，不像“消费”的“消费”，其实是一种包含了更高要求的“消费”，哪怕这一切实际上只是自我欺骗的幻象（像约会，但也只是“像”，并非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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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本身当然也会重新塑造某种“文化”，用以调和因之而起的悖论。曾经做“小姐”的“湖南妹”认为，被人“消费”的时候，“我”并非真实的“我”，而是另一个“我”。在这种“文化”里，真实的“我”俨然并未被“消费”。程守义则更是认为，“消费”的既不是“小姐”的心，但也不是人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身体，而是服务，是劳动。程守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狡黠”并不能解决“消费”与“被消费”带来的矛盾，因为，“是人，就不能买卖（消费）”。而其实，“湖南妹”也骂程守义是“烂人”，程守义自己也曾感叹，人生恍如梦幻，不知道哪一个“我”真的是“我”，甚至认为自己“该死”。可见，“消费”的深层悖论并不那么容易被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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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悖论还在继续。程福稻已是千万富翁，在某些时候表示，已深深厌倦了每天只想着赚钱的生活。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仍认为不够“消费”的想法。至于性“消费”，他一方面认为必不可少，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感叹它并不能解决商业合作伙伴间的信任问题[6]，甚至还败坏了性欲。试图掩盖悖论而又更加悖论的还在于，他妻子将性“消费”看作“生意应酬”的一部分，以区别于“二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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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程村普通的年轻人，无论是程敬道，还是程敬祖、程敬宗、程敬娴，无一不感到“消费”压力越来越大。程敬业则干脆不再去想存钱的事情，变为“月光族”，而力图保持时髦的“消费”。在程敬祖、程敬宗看来，程敬业打台球、电子游戏，抽烟、吃夜宵、喝啤酒都要好的，穿白衬衣、西裤、黑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与“半农”“半工”的“消费”水平是多么的不相称。唯独程敬修，真正“看穿”了“消费”的“虚幻”，而对之以犬儒的“晃悠”。他认为，靠种田、打工，反正也发不了大财，跟不上“消费”的形势，还不如“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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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根本变化，并不仅限于普通农民，甚至也包括基层政府。一些基层干部出面“说情”，甚至用“烂仔”恐吓，谋取农村经济资源，无疑也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甚至于，镇干部“兼业”，基层政府同时扮演“商人”角色，也正是“消费”变为中心，“发展”由手段变为目的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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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半农”“半工”混合经济的重心已由原来的“消遣”，变成了会随着“发展”水平增长而增长的“消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则正说明，“发展”水平的增长难以追上“消费”的增长。虽然“碗”里的“肉”在增多，却仍“欲壑难填”，于是“放下筷子骂娘”的不仅没减少，反而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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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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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混合，至少在近代已是常见的农村经济特征（费孝通、张之毅，2006；彭南生，2007）。只不过，那时“工”的因素在乡村仍较弱，生产要素从乡村快速流出（1999a：129），家户间大量存在宗族公共财产，财产关系（如最为核心的田产）宗族人伦色彩浓厚（陈翰笙，1984：30；弗里德曼，2000：15；滋贺秀三，2003：123；张佩国，2002：92）。在“大集体”时期，农村经济中进一步增加了“工”的因素，生产要素则仍在最大限度地流出，家户间的公共性及财产关系被以阶级话语为特征的组织替代（张乐天，2005：193；毛丹，2000：57）。从更高层面来看，它是农工关系重新布局、变动中的一环，打破了自由市场意义上的“农”“工”分工机制（斯密，1972：12～15），克服了资本对小农的剥削（马克思，2000：50），以及“理性小农”（舒尔茨，1987：73；波普金，1979）难以克服的“生存风险”（斯科特，2001：33）。但是，这种为“工”服务的“农”，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从根本上是服从于“工”的需要。由此，它与小农“家计”为上的经济的“小算盘”有内在冲突，同时在管理上造成了“自由”缺失的问题。当“工”转型，尤其是工业体系相对完整之后（对农民而言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工”对“农”的依赖下降，“农”被统得过死，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客观问题。是故，自由不足，而非经济“崩溃论”（杜润生，1981），农民“偷懒论”与“产权模糊论”（周其仁，1994：217），“精英主导论”（老田，2007），甚或“‘土改’有误论”（秦晖，2001；高王凌，2005：8～12），才是理解农民有“反行为”（高王凌，2006：5），并“离心”离德（张乐天，2005：315），力图挣脱该体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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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结合”本是一种可发挥“双层经营”优势的农村经济制度安排（温铁军，2000：380），但在实践中因无相应组织机制配套，“分”全面超过了“统”。这使得“双层经营”实际上变成了“家庭经营”。小农几乎耗尽了所有农业剩余补“工”（“剪刀差”），却在未得到“工”的反哺之前，快速进入了“农”“工”不平等的市场体系。在自然、市场面前，单家独户的农业风险剧增，不少小农的低迷人生由此被“注定”。而“你不种，人家会种”的格局使得竞争更加无序化，小农摆脱了农业“内卷”（黄宗智，2000b：10～11），推动农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黄宗智，2010：127），却在利用土地、农药时日趋“竭泽而渔”。因此，它虽发生了从“以粮为纲”向“粮食、蔬菜、鱼肉并重”的“隐性革命”（2010：127），但以笔者愚见，可能还未构成黄宗智所指真正的“历史性契机”（2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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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上，“工”进入乡村，农民在农业上改变了“愚”的状态（梁漱溟，2006d：348；晏阳初，1989a：117）。在农业“推”力和工业“拉”力的作用下（张培刚，1991：367～368），农村经济中“离土不离乡”的“工”成为一个亮点，但在市场竞争、分化以及资本积聚的效应下，大部分中度发展地区的“半工”终究衰落，不得不走向“离土又离乡”的打工之路（黄平，1997：3；秦晖，2003a：58）。虽然农民“半工”的目的仍是服务于“半农”，即“寻求生存”（黄平，1997：57），而且仅仅只能满足“在”农村生存（白南生等，2002：61；刘世定，2003；刘林平等，2007；苏黛娜，2009：305；蔡禾，2010；加拉格尔[高敏]2010：113；潘毅，2005；潘毅等，2012：33），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却进一步形成了“农”服从于“工”的局面（墨菲，2009：207）。在大市场总体背景不变的情况下，“半农半工”的小农仅仅依靠自身，显然难以摆脱“相对剥夺感”（斯托夫，1949：254～259）。一方面，小农的生产经营从金融到种子、化肥、农药，再到住房、医疗、教育及其他日常用品，无一不深深依赖于大市场，买进来的样样贵。另一方面，小农“能够”而且“不得不”提供给大市场的，从农产品到劳动力，样样都便宜，以至于外出打工也易不停跳槽却始终得不到满意的工作[7]。这个隐形的“剪刀差”，尚远未像有形的“剪刀差”那样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明晰土地产权、农业产业化等，会被认为可作为帮助农民有效摆脱在市场中不利局面的手段。但从程村农民与市场打交道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农村经济中“半农”“半工”的复杂关系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悖论，一方面从产量上说“老人妇女农业”也可以很有效率，另一方面即使强壮劳动力务农，在市场中能实现的效率也很有限。在大市场条件下，只有能实现交换的价值，在经济上方能被视作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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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让小农都到大城市里去变为市民（潘维，2004；姚洋，2013；黄祖辉，2013），还是就近转为小城镇的主人（费孝通，1999f：87；沈关宝、李友梅，1988），都将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半农半工”是小农家庭在经济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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