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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悖论还在继续。程福稻已是千万富翁，在某些时候表示，已深深厌倦了每天只想着赚钱的生活。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仍认为不够“消费”的想法。至于性“消费”，他一方面认为必不可少，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又感叹它并不能解决商业合作伙伴间的信任问题[6]，甚至还败坏了性欲。试图掩盖悖论而又更加悖论的还在于，他妻子将性“消费”看作“生意应酬”的一部分，以区别于“二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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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程村普通的年轻人，无论是程敬道，还是程敬祖、程敬宗、程敬娴，无一不感到“消费”压力越来越大。程敬业则干脆不再去想存钱的事情，变为“月光族”，而力图保持时髦的“消费”。在程敬祖、程敬宗看来，程敬业打台球、电子游戏，抽烟、吃夜宵、喝啤酒都要好的，穿白衬衣、西裤、黑皮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与“半农”“半工”的“消费”水平是多么的不相称。唯独程敬修，真正“看穿”了“消费”的“虚幻”，而对之以犬儒的“晃悠”。他认为，靠种田、打工，反正也发不了大财，跟不上“消费”的形势，还不如“晃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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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给农村经济带来的根本变化，并不仅限于普通农民，甚至也包括基层政府。一些基层干部出面“说情”，甚至用“烂仔”恐吓，谋取农村经济资源，无疑也是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甚至于，镇干部“兼业”，基层政府同时扮演“商人”角色，也正是“消费”变为中心，“发展”由手段变为目的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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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半农”“半工”混合经济的重心已由原来的“消遣”，变成了会随着“发展”水平增长而增长的“消费”。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则正说明，“发展”水平的增长难以追上“消费”的增长。虽然“碗”里的“肉”在增多，却仍“欲壑难填”，于是“放下筷子骂娘”的不仅没减少，反而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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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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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混合，至少在近代已是常见的农村经济特征（费孝通、张之毅，2006；彭南生，2007）。只不过，那时“工”的因素在乡村仍较弱，生产要素从乡村快速流出（1999a：129），家户间大量存在宗族公共财产，财产关系（如最为核心的田产）宗族人伦色彩浓厚（陈翰笙，1984：30；弗里德曼，2000：15；滋贺秀三，2003：123；张佩国，2002：92）。在“大集体”时期，农村经济中进一步增加了“工”的因素，生产要素则仍在最大限度地流出，家户间的公共性及财产关系被以阶级话语为特征的组织替代（张乐天，2005：193；毛丹，2000：57）。从更高层面来看，它是农工关系重新布局、变动中的一环，打破了自由市场意义上的“农”“工”分工机制（斯密，1972：12～15），克服了资本对小农的剥削（马克思，2000：50），以及“理性小农”（舒尔茨，1987：73；波普金，1979）难以克服的“生存风险”（斯科特，2001：33）。但是，这种为“工”服务的“农”，丧失了独立自主的能力，从根本上是服从于“工”的需要。由此，它与小农“家计”为上的经济的“小算盘”有内在冲突，同时在管理上造成了“自由”缺失的问题。当“工”转型，尤其是工业体系相对完整之后（对农民而言即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工”对“农”的依赖下降，“农”被统得过死，已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客观问题。是故，自由不足，而非经济“崩溃论”（杜润生，1981），农民“偷懒论”与“产权模糊论”（周其仁，1994：217），“精英主导论”（老田，2007），甚或“‘土改’有误论”（秦晖，2001；高王凌，2005：8～12），才是理解农民有“反行为”（高王凌，2006：5），并“离心”离德（张乐天，2005：315），力图挣脱该体制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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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分结合”本是一种可发挥“双层经营”优势的农村经济制度安排（温铁军，2000：380），但在实践中因无相应组织机制配套，“分”全面超过了“统”。这使得“双层经营”实际上变成了“家庭经营”。小农几乎耗尽了所有农业剩余补“工”（“剪刀差”），却在未得到“工”的反哺之前，快速进入了“农”“工”不平等的市场体系。在自然、市场面前，单家独户的农业风险剧增，不少小农的低迷人生由此被“注定”。而“你不种，人家会种”的格局使得竞争更加无序化，小农摆脱了农业“内卷”（黄宗智，2000b：10～11），推动农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黄宗智，2010：127），却在利用土地、农药时日趋“竭泽而渔”。因此，它虽发生了从“以粮为纲”向“粮食、蔬菜、鱼肉并重”的“隐性革命”（2010：127），但以笔者愚见，可能还未构成黄宗智所指真正的“历史性契机”（201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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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层面上，“工”进入乡村，农民在农业上改变了“愚”的状态（梁漱溟，2006d：348；晏阳初，1989a：117）。在农业“推”力和工业“拉”力的作用下（张培刚，1991：367～368），农村经济中“离土不离乡”的“工”成为一个亮点，但在市场竞争、分化以及资本积聚的效应下，大部分中度发展地区的“半工”终究衰落，不得不走向“离土又离乡”的打工之路（黄平，1997：3；秦晖，2003a：58）。虽然农民“半工”的目的仍是服务于“半农”，即“寻求生存”（黄平，1997：57），而且仅仅只能满足“在”农村生存（白南生等，2002：61；刘世定，2003；刘林平等，2007；苏黛娜，2009：305；蔡禾，2010；加拉格尔[高敏]2010：113；潘毅，2005；潘毅等，2012：33），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却进一步形成了“农”服从于“工”的局面（墨菲，2009：207）。在大市场总体背景不变的情况下，“半农半工”的小农仅仅依靠自身，显然难以摆脱“相对剥夺感”（斯托夫，1949：254～259）。一方面，小农的生产经营从金融到种子、化肥、农药，再到住房、医疗、教育及其他日常用品，无一不深深依赖于大市场，买进来的样样贵。另一方面，小农“能够”而且“不得不”提供给大市场的，从农产品到劳动力，样样都便宜，以至于外出打工也易不停跳槽却始终得不到满意的工作[7]。这个隐形的“剪刀差”，尚远未像有形的“剪刀差”那样引起人们的重视，以至明晰土地产权、农业产业化等，会被认为可作为帮助农民有效摆脱在市场中不利局面的手段。但从程村农民与市场打交道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来看，农村经济中“半农”“半工”的复杂关系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悖论，一方面从产量上说“老人妇女农业”也可以很有效率，另一方面即使强壮劳动力务农，在市场中能实现的效率也很有限。在大市场条件下，只有能实现交换的价值，在经济上方能被视作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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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让小农都到大城市里去变为市民（潘维，2004；姚洋，2013；黄祖辉，2013），还是就近转为小城镇的主人（费孝通，1999f：87；沈关宝、李友梅，1988），都将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半农半工”是小农家庭在经济上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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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半农”与“半工”的摆动中，“半工”的作用主要在于提高收入水平，而“半农”则是小农家庭降低生存风险，保命的底线。这里的“农”并不是笼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经济资源在社会意义上的“农”。如对于农地，小农家庭倾向于将林地看作用于提高收入的经济资源，较为看重它的经济效益，而对于耕地，则更看重它保命的社会效益。由此，同样是在征地的过程中，围绕林地，农民侧重争取的是征地价格；但围绕耕地，大多数尚不能脱离“半农”的小农，侧重争取的是保持现状。而那些已经摆脱了“半农”的小农，虽在争取权益过程中，也会指出耕地与林地的差别，但其真实目的只是争取更大利益，而并非真正在乎耕地的特殊性。这种非均衡的“半农半工”结构，使得土地权利流转（含征用）呈现出了某种悖论。越是那些已经不再靠“农”生存的“农民”，其虚假“保护”耕地的声音在大众媒体中越大。这种声音几乎完全掩盖了那些中度发展地区还依赖“半农”生存的农民，以及他们真正保护耕地的想法。这种声音，在为发达地区不再靠“农”生存的“农民”从土地中“攫取”到更多利益的同时，却让资本混杂着基层权力或灰色力量，在中度发展和欠发达地区“静悄悄”地完成了进入林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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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导致这一过程的也不仅仅是“资本下乡”的冲动（仝志辉等，2009；周飞舟，2012；陆文荣等，2013）。在大市场条件下，资本有配置更多生产要素的冲动，本是它的自然属性，但也仅仅是自然属性。如没有小农自身的配合，它似乎也难以“得逞”。言及此处，不得不提到小农从“被土地束缚”的状态（费孝通，1999a：439），转向“半农半工”状态，以及与此相伴随，从满足基本自然欲望的“消遣经济”（费孝通，1999a：476），转向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需要”的“消费主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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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主义是以一种市场为基础、由资本主导的经济“规划”（王宁，2009：206），是一种“市场意识形态”将由重意义转向重欲望的“价值”观（格瑞伯，2001：257）。它在中度发展和欠发达地区导致的悖论体现为，一方面，小农家庭因为已经有了“半工”而与消费主义有亲和性。另一方面，小农家庭又因仍深深依赖于“半农”，而跟不上消费主义的步伐。如此一来，“半农半工”的小农家庭在经济上既是大市场的支柱之一，又与之有着深刻、巨大的张力。在中度发展地区，大多数农民感受到了“金钱至上”原则的压力（曹锦清，2000：4；谭同学、王首燕，2013：88；阎云翔，2014），常怀念小农经济的“温情脉脉”（欧爱玲，2013：224）。他们对先富裕起来的农民，如老板，依据血缘、地缘上的传统伦理关系寄予某些希望，却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他们也终究不得不认可，老板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按照资本增值本身的规律要求办事”，有其道理。这种针对经济差别的自我心态调适（罗红光，2000：140；张慧，2010），在通常状态下有一定作用，但又有其限度，轻则责怪老板们不够照顾“叔伯兄弟”，重则批评其“为富不仁”“没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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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半农半工”的小农在“消费主义经济”的刺激下，不能不说也有突破道德和制度限制的地方。如“拼命”地榨取土地资源，过度使用违禁农药等，无一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产效率，满足“消费”的需要。但悖论在于，当小农纷纷提高生产效率时，实际上的效果却是“同根相煎”。在大市场条件下，收益并不自然与效率成正比。这个过程实际上变成了“拼命”地对“命根子”进行破坏。而且，对这样的格局，单家独户的小农并没有足够力量做出改变，只好趋向于“一条路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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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市场条件下，即使小农把握住了极其稀少的机会，实现了资本积累，脱离了“农”，而彻底转为“工”，也并不见得比“半农半工”的小农，能更好地化解自己面对的、以“消费”为中心的经济悖论。当资本积累进入每天不是“算计”他人就是防止他人“算计”时，“半农半工”的小农难理解的空虚，离此类彻底脱“农”的“农民”就不远了。而悖论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空虚并不能阻止资本积累和对“消费”的欲望，反而会使其加速膨胀，甚至滋生出只在乎“消费”那一瞬间体验的心态[8]。当这些积累起来的资本及相应的“消费”欲望，可以突破通常意义上的市场交易范围时，它就可能将人变为“既是付钱就可以用的物，又确实是有生命的”矛盾活体，变为包含两个不同的“我”的身体。随之，更进一步的悖论再被循环生产出来。一方面，无论是身体的提供方还是消费者，都有用两个不同的“我”，来消弭这种“消费”及市场交易悖论的心态。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陷入了两个不同的“我”难以完全消除甚至难以掩盖的冲突，分不清“好人”与“烂人”，以及哪个是真实的“我”。一方面，可用“食色，性也”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另一方面又确知，不仅根据道德“业报”，过度纵欲“该”早死，而且根据“科学”，也相信“必”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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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经济中，“消费主义经济”替代“消遣经济”，欲望不断膨胀的“需要”替代自然“欲望”，不仅为小农的人生埋下了各种悖论心态的“祸根”，也深深渗透到了基层组织的行为逻辑当中。屡见报端和颇受非议的“逼民致富”现象（王晓毅，2002；周飞舟，2006；田毅、赵旭，2008：231～238），就不能不说与此有密切关系。有了这个前提，基层组织严重依赖通过“变通”“打擦边球”甚至直接违反制度的方式，发展“非正规经济”（黄宗智，2010：163），也便变成了“情理中事”。它从根本上源于缺乏足够限制的市场“消费”“需要”，及其与“半农半工”小农经济的悖论，而无关乎“小资本主义”“中国式资本主义”“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等意识形态辞藻（盖茨，1996；蔡欣怡，2007；黄亚生，2008；林南，2011），也很难笼统地说是“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1998）。但是，当政府不仅徘徊“在政府与厂商之间”（邱泽奇，2000：187），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就是“商人”时，“发展”便由手段异变成了目的。这与为了人（社会）的经济有重要区别，是农村经济面临的一个深刻悖论。因为，农民和基层干部当然无一例外地希望乡村经济有发展，但更希望它是可持续的、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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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让阅读流畅，本书引用外文文献作者一律采用中译名，后附译名对照，可资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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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蔡著标题中译为“绕过民主”，或是为适应汉译语境而作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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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值得注意，即使是物质欲望，也并不只是自然产物，而是政治与文化的建构（冯珠娣，2009：33）。当然，若单说欲望，它本是个极其古老的话题，讨论它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鉴于本书主要讨论的乃转型乡村中的社会心态，而人生、欲望只是透视它的两个窥孔，故对欲望议题不另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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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致命的问题还在于，当说到“效率”时，不能不去追问是“谁”的“效率”。温铁军（2008）、贺雪峰（2010：331）从宏观上指出小农效率并不低，无疑富有洞见，但从微观上则可能面临“老弱病残焉能创造高效率农业”的“常识性”质问。因为，若以单个经营者作为计算单位，大规模现代化农场（加上国家补贴）当然可以给经营者带来更多利润。只是此类高利润仅属于极少数农民，却以牺牲其他大多数农民的“命根子”为前提。这并非单纯的农业经济增长与边际效益问题，而是小农的“政治经济学”问题（马克思，2004：254；皮凯蒂，201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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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与马克思（2000：144）所批判的，金钱让“丑的变成美的”“老人变成少年”，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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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新（流心，2005：49）对华南某城市官员、小姐与老板关系的调查，郭宇宽（2012：250）对温州商人应酬调查，庄思博（2013：176）对成都新富人商业运作的调查，发现此类现象已绝非个案。类似于“共谋”的机制（格尔茨，1999：489；石汉，2013：227），其主要指向是建构亲密关系，以促进商业合作。但此处经验表明，“共嫖”建构亲密关系的作用也有其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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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种“跳跃式换工”（黄斌欢，2013：301；卢晖临，2014），直接催生了研究者所分析的农民工就业“短工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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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种由对比而产生的欲望本质上是“模仿的欲望”（基拉尔，2006：17），形成“妖魔般的”“偶像崇拜”（基拉尔，2006：22），是一种系统结构强加于人的“仿真”（波德里亚，2006：115），而并非真实的社会日常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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