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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不再是“无法无天”的“运动”，而变成了常规“治理”，规则也便显得更为重要起来。苏力指出，“送法下乡”即国家权力建构的一部分（2000：40～43）。张静则认为，从更广义的角度看，诸种乡村制度建设皆是如此（2000：287）。进而，她还分析道，在乡村政治中，现代公共规则还远没有真正建立起来（2006：265～267）。不过，从总体上看，乡村社会毕竟实现了“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变（渠敬东等，2009）。在基层政权建设和“法治”普及化的努力下，以及市场的冲击下，传统治理规则也毕竟受到了冲击，并正在铺开以“法”为核心的规则之治（赵晓力，2000；朱晓阳，2003；贺欣，2003；谭同学，2006a；陈柏峰、董磊明，2010；丁卫，2014）。朱晓阳（2007）借鉴“语言混乱”的概念（格尔茨，1999：12；吉尔兹，2000：243），分析了规则重叠和混乱给治理带来的困境。董磊明等人则认为，规则混乱已经造成了“结构混乱”，所以当代乡村治理不仅国家在“送法下乡”，农民本身已开始“迎法下乡”（董磊明，2008：200～207；董磊明等，2008）。为应对此类混乱，基层政权采取的则是“复合治理”（狄金华，2015：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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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村庄政治之外，县乡体制向来也被认为是乡村政治稳定的重要前提（张厚安、徐勇，1995：130～131）。也由此，乡村治理遇到较严重问题时（李昌平，2002），以机构精简和权能转型为原则的乡镇体制改革首先被提了出来（徐勇，2004）。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这与县级体制统得过死有关（杨雪冬，2002；周庆智，2004）。贺雪峰则提出，此乃权力在乡镇体制内部被“常规化”、潜规则化的结果（2003b）。与此略有差异，刘岳、宋棠重点关注了乡镇干部作为利益主体，其主观能动性对政策实践的影响，可能创造性完成政策目标，也可能使之走样（2006：104～105）。尤其在农村税费改革问题上，在人们主要讨论将乡镇体制改革与税费改革结合起来为农民减负时，白思鼎与吕晓波（2000）及秦晖（2003b）、刘军宁（2010）等人重点讨论了“无代表征税”在理念和程序上的不合理性。与此逻辑一致，蔡欣怡分析了此背景中私人企业主“绕过民主”的现象（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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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体制具有“压力型”特征的背景下（荣敬本等，1998：27），以农民上访为标志的“抗争”行为也格外引人注目（赵鼎新，2005、2006；于建嵘，2010）。在此焦点问题研究中，少数学者深入梳理了“讨说法”与“摆平、理顺”的基层政治运作逻辑（应星，2001），基层的“权力-利益之网”（吴毅，2007a），及其与基层治理的关系。更多的分析则聚焦于农民“抵抗的艺术”（斯科特，2007），如“依法抗争”（欧博文、李连江，1999；2004）、“依关系网络抗争”（冯仕政，2007）、“以法抗争”（于建嵘，2008）、“依弱者身份抗争”（董海军，2008）、“依势抗争”（董海军，2010）、“依理抗争”（吴长青，2010）、“以身抗争”（王洪伟，2010）、“以死抗争”（徐昕，2008；尤陈俊，2013）、“表演式抗争”（黄振辉，2011），等等。还有更敏锐的研究指出，在隐形、弥散的“无相支配”格局中（黄志辉，2013：238），部分特别边缘的农民群体已根本没有办法再抗争的迹象（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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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基层治理体系内部也有一定的张力。孙立平与郭于华（2000）、刘世定（2003）、刘能（2008）和笔者（谭同学，2016）曾关注“差序格局”及人情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乡镇等级制实践的影响。景跃进基于“国家与社会”理论分析了村级“两委矛盾”，认为村支部较多体现“国家”，而村委会较多体现“社会”（2004）。贺雪峰（2003a：104）、陈涛（2007）等则认为，在村级治理中“两委矛盾”常是村庄政治内部的“派系”矛盾，甚至家族矛盾，而非“国家与社会”矛盾。此外，冯军旗曾用难得一见的“秘密”材料试图说明，地方上的一些重要政治家族对涵盖乡镇政治在内的县域政治，如人事任命、官员升迁，有重要影响，并称之为“家族政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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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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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地方权力从宗族精英手中转至“分配劳动果实”的干部手中，无疑验证了此前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不顺利的说法，绅士、家族主导乡村政治的格局，以及乡村政治与宗族伦理密不可分的特点。也正由此，国家在实现自己权力“下乡”的过程中，才有意识地运用了“阶级”话语，扶持“受压迫”的弱者（农民所说的“为小姓、穷人‘撑腰’”即如此），不仅从经济上，更从政治上着力改变乡村。以至于在程村，无论是一开始的“农会”，还是后来的“土改”工作组，甚至再后的大队干部，重点得到提拔任用的都是程村宗族中的边缘人物。其中，有些是在经济、政治上真实长期受压迫的（如农会主席陈新），但也有些是主动游离于宗族政治之外者（如程成仁在圩镇上的赌坊当伙计）。虽然难以查到当年的干部考核资料，但考虑到数十年后诸多程村老人都知道程成仁与“互励赌坊”的关系，很难想象1950年代初的程村“农会”和“‘土改’工作组”长期对此毫不知情。最大的可能应是，干部们急需找到相对符合条件且有能力的人，贯彻国家的“大战略”，而有意忽略了此类“无赖”细节（弗里曼等，2002：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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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拿“国家与社会”理论框架作比较，绅士、家族主导乡村政治的根基被国家想方设法剔除后，“社会”看起来消失了，甚至国家与绅士、家族长老互动的“第三领域”也已消失。不过，若非要坚持这种二分法，两个悖论也随即产生：第一，正是在乡村“社会”“公共领域”消失时，农民才真正被整合进国家政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第二，也正是此时，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民主才开始进入乡村政治，至少在政治话语层面上，“人民当家做主”替代了绅士、族老“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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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不那么固执地坚持“国家与社会”中的“社会”就是现代民主意义上与国家相分离、相对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反倒能盘活其解释力。从程村的政治变化来看，“人民当家做主”原则的确立以及程序民主的落实，从权力流向来看恰恰是走向“集权”。这种悖论乃是源自国家权力下沉到乡村社会后，首先要做的便是从绅士、家族长老手中把权力收过来，即反对“封建宗族房头势力”“山头主义”。以“民主”为突破口，将分散于一个个“私的”社区和亲属网络中的权力，集中到“公的”国家手中，正是现代国家建构的一部分（蒂利，2007：127）。这样当然有可能形成“极权”的危险（阿伦特2008：467），于是民主原则贯彻到底，又得要分权。但若权力原本就分散在一个个“封建宗族房头”“山头”手中，国家也就没有权力可拿出来供“民主”来“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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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说来，如果从乡村层面看“集权”的政治变革，则会发现王亚南、潘光旦、费孝通、胡庆钧、瞿同祖等人并不将国家与乡村社会截然分开的分析框架有更强的解释力。在程村，“集权”一开始就得到了多数村民的支持。如程守德、程守宽等人的父辈，都对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主导“分配劳动果实”“土改”十分积极。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出现了“正面的”悖论和“误会”。国家通过发动“人民当家做主”，也即“民主”，实现了对绅士、宗族的“集权”。农民则认为，这是国家在为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做主”。他们将国家领导人视作“救星”，无疑正是此类政治逻辑的体现。若以费孝通所说的“双轨政治”做参照，此时可以说“双轨”已拆除，国家政治理念也已不再是儒家学说，农民却仍在按照“双轨”的思维方式想象乡村政治，甚至以为“人民当家做主”与国家“为民做主”是一样的逻辑，“国家”和“人民”可以互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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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乡村政治实践，最终向农民“说”清楚了，国家需要与农民是有区别的。在饥饿年代，“浮夸风”和粮食调拨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程村人并没有按照“民主”的路数去尝试改变乡村政治，而是认定基层干部们没有真正“为民做主”。程村的普通农民对“‘四不清’干部”陈林以及“见不得人休息”的程成仁，抱怨尤甚。但是，村民的所有批评针对的都是行政，而非政治。也即，农民对待“集权”行政和政治，其态度有重要差别，质疑作为行政的“集权”，但对政治的“集权”则高度认可。在乡村政治研究中，如将之视作一回事，无疑是一种性质上的误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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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当农民也使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话语时，实际上想的却仍是国家“为民做主”。这为乡村政治留下了传统“封建思想”的空间，同时也为反对程序化的官僚体制，留下了思想基础。在程村，前者如程成仁在高喊“革命”口号的过程中，仍根据“江湖义气”常照顾其“结拜兄弟”及其家人（提拔干部，或授以极其稀缺的参军机会）。但在公开场合下，他从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有此考虑，并将“结拜兄弟”与“宗族叔侄”一并视作“封建社会那一套”，加以摒弃。只是到了晚年，他才终于承认，当时冒了政治风险格外照顾这些人。普通村民不再称呼程成仁为“阿几、阿几”，而改成“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批斗“四不清”的陈林。程守德奚落程成仁的妻子为“跟屁虫”。程守宽直接抵制程成仁将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山林划给其他生产队。这些半公开甚至公开的抵制行为，不能说对于监督权力没有任何作用，但是从性质上来说，它们不是程序化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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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原则在农村缺少足够完善的实践机制时，复又加上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自下而上”有一套“为民做主”的观念，如何对“集权”进行约束、监督便成了一个难题。若无“集权”，国家即无法从绅士、家族长老手中将权力收归“国有”，无法以现代政治理念整合乡村社会。有了“集权”，农村基层干部却易变成“为民做主”的“官僚”。在程村，尽管普通农民并不认可，但程成仁还是将程成六判定为“坏分子”。程村大搞“浮夸风”，当然也与基层干部脱不了干系。当有农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指出“放卫星”的水稻必成“叉烧包”时，他们再次熟练地将“坏分子”这顶帽子戴在他头上。当程成仁违背“三权四固定”政策，将第一生产队的山林、旱土划归第十生产队而遭到程守宽反对时，也试图将他作为“坏分子”“抓”起来。程成功因动辄抓人“上龙眼树”，以及计划生育威胁让人自杀，被村民称之为“打手”。此外，村干部还“放暗箭”式地对人“吹黑灯”。更不用说，在极端饥饿的年代，陈林等人不仅“多吃多占”，而且宁愿将粮票烧掉也不愿发给普通村民使用。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集权”下的权力滥用已非个别现象。即使比较贴近普通农民的程守义，曾抵制程成仁随意使用“坏分子”的“武器”批斗程守宽，甚至因鸣不平而带领“红旗”派与“东风”派武斗，但在管理修水库的工程款时，也出现了挪用巨额公款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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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的乡村基层政治碰到了它自身制造的悖论。从形式上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集权”贯彻政策的力度无疑十分巨大（赵文词，1983：244～263）。但就政策的核心精神而言，政策“走样”“变形”的现象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安戈，1985：138；应星，2009：118～122；谭同学，2010：125）。以至于，在权力实践中，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为民做主”式的“家长制社会主义”气息（朱迪思，1983：15；华尔德，1996：251）。而这导致了普通农民甚至不少基层干部不满，以及相应的消极抵抗（怀默霆，1974：95；1989：233～254）。依照“阶级”话语中有关“翻身”的逻辑，原有乡村基层社会中的边缘群体，也即“受苦”的“人民”（方慧容，2001；郭于华、孙立平，2003），得到了进入村庄权力核心层的机会。按说，这些新的权力持有者应当会十分注重“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政治，但事实证明，这些“翻身”之后的政治精英取得“集权”之后，其“革命”的表达性和实践性之间就出现了张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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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乡村政治“集权”对于普通农民间关系的“切割”（萧凤霞，1989a：170），并不像“阶级”话语要求的那般彻底。程成仁仍注重“义气”，以及到程守义靠与“四清”工作队队员的“朋友”关系进入干部队伍，再到程守德靠着“同学”关系躲避政治意见纷争冲击和获得钱粮周济、渡过家庭生活难关，都表明这些关系不仅未被彻底“切割”掉，反倒是部分地渗透到了“集权”的政治实践中。即使在最极端的政治纷争武斗中，农民间斗争的逻辑也并未依照“阶级”话语完全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宗亲、老同学等社会关系网络仍在起很大的作用，以致出现了老同学故意分占不同派别，相互提供保护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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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斗争”逻辑贯彻得不彻底，与农民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原则下却秉承并遵从政治精英“为民做主”密切相连。正如在研究“集权”政治中权力对身体的分类、占有现象时，应星指出“借着权力的光束，我们才能看清这些暧昧的身体”（2003）。借着权力实践的光束，而非单凭制度，我们才能看清“民主”的“人民当家做主”和“集权”的“为民做主”之间的深层悖论，以及普通农民对此悖论的矛盾心态和看似十分矛盾却又高度统一的两张面孔。在发现基层干部并不那么真正“为民做主”时，他们一方面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忍耐力，另一方面又绝不是真正的被动顺从者，开小差、“偷奸耍滑”甚至公开反对等办法，都可能被他们用来表达自己对“集权”的不满。他们尝试用“人民当家做主”原则所赋予的民主权利，去争取的却是德性更好的干部“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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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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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许多程村人看来，处于“集权”政治中央的程成仁、程成功等人，可谓对“大历史”太缺乏敏锐的感觉，以至于没有长“后眼”。可在当代乡村，“世道”急剧变化本就是常态。由此，程南山才说，最关键是要有一颗“平常心”。如果程成仁、程成功在“集权”政治中不做那么多过火的事，“世道”再怎么变也不要紧。由此看来，对于“集权”政治变动造成的政治人物人生悲剧，普通农民的分析着重点在政治行动者，而不在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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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程成仁、程成功等人也认同此类反思逻辑。程成仁晚年曾肯定昔日政治对手程守义“心胸比较开阔”“好心有好报”，而程成功也感叹世上没有“后悔药”。可是，他们并不真正完全认为，纯粹都是自己的主观原因造成了这种结局。例如，程成功表示当年自己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程成仁则常批评后来的干部没有了“党性”。换句话说，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看，政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才是根本的。如此解释，当然不无为自己昔日行为开脱的嫌疑，但从后来程成信、程前进等村干部的行为来看，对于乡村政治精英的人生轨迹，政治结构的变化确实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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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程村的社队也随之解体，开始落实村民自治制度，简要地说即村民“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政治框架。它脱胎于“人民当家做主”和“为民做主”悖论的社队体制，以“自治”为核心，从村庄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环节，全方位进一步突出了“民主”的含义。就此而言，它与社队体制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力图用更为程序化的现代“民主”机制，确保“人民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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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进入村民自治后，无论是在村干部还是在普通村民眼里，程成信无疑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干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程成信经营村庄政治最重要的资本都来自原有社队体制的积累。一方面，其“说一不二”的威信与原来长期担任大队干部有关。另一方面，他的主要“政绩”即是经营村办企业，而这也是在直接继承社队企业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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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社队体制下时，在道德上，程成信就已不符合普通村民所认可的“好人”标准。村民指责他参军的机会是靠拉关系所得。可尽管如此，他还责怪程成仁未能在他第一次报名时就给予照顾，以至于转业时未能“吃国家粮”。然而，一旦别无选择地需要在程村劳动时，他又在表面上紧跟程成仁，以取得其信任和支持。同时，他也善于处理与程成仁的政治竞争对手程守义的关系。即使在政治上程守义已失势的情况下，他还是格外照顾程守义的妻子到红砖厂上班，其原因则是看中程守义的人际关系网络。所有这些，无疑都表明程成信是一个“能人”，非常“醒目”。普通村民从来就不怀疑他的能力，却有些怀疑他为人的诚信、良心和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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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制度的各项“民主”程序落实起来，并不见得比社队体制更容易。尽管普通村民认为程成信不是一个“好人”，他还是在村庄政治更迭的情况下，顺利地占据了权力中心。程成仁在下台之前，已为程成信安排了一个基本的村庄政治格局，而民主选举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人们常说的，村民民主意识还未充分发育起来（何包钢、郎友兴，2002：5）。另一方面，悖论之处在于，在村民尚缺乏“民主意识”这一既定基础上，从上而下的权力设置和知识界的舆论不得不寄希望于长期“为民做主”的基层干部，去推动“民主”，从而让绝大多数普通村民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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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选举未能制约程成信及其同事的情况下，他们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等环节显然也没有做得更好。在他们手中，原本就在外界经济压力下面临发展困难的村办企业，出现了各种“亏空”，各个管理环节都停留在“糊涂账”的水平上。让普通村民更为怀疑村干部不是“好人”的还在于，就连最基本的账目最后也下落不明。从程序民主的角度来说，村办企业账目丢失，村干部当然也是有责任的，但在程成信等人看来此责任相对较小，虽受普通村民非议，却并不丧失什么。但从实质民主的角度来说，普通村民虽因没有账目可查而无法程序性地证实村干部贪污，却恰恰因此“实质性”地“证实”了这一事实。他们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巧合，村干部原本至少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事故。进而，村干部甚至表示连最基本的收支概貌也记不起来了。这种近似于把普通村民当“傻子”一样的做法，当然不可能在“实质民主”上让村民满意，更不符合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程序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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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村民是否满意是一回事，能否站出来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权力又是另外一回事。程村普通村民几乎都认为程成信等人在村办企业中有贪污行为，并在各种私下场合议论村干部在渡桥圩镇大吃大喝、外出旅游、购买社会保险，甚至贱卖集体资产。但是，没有任何村民公开站出来指认这些事实，或要求村干部哪怕是做出一个从形式上说得过去的说明。相反，大家千篇一律地选择了在正式场合保持沉默。换而言之，从正式政治运行来说，普通村民又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他们只是谴责村干部不是“好人”，身在其位却没有“为民做主”，热衷于“搞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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