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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镇政府招商引资的陶瓷厂涉及程村征地时，程前进给涉事的村民小组长私底下塞红包，被后者最后愤而暴露了出来。在普通村民看来，这无疑更确证了程前进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好”干部。甚至于，就连镇干部文质彬也表示，程前进一方面比较“醒目”，懂得“领会”领导的意图，并会努力“配合”工作，另一方面也很懂得“顺势”为自己争取一些“好处”。对此，普通村民当然更容易看得清楚。但是，与对程成信等村干部的不满同理，依然没有任何村民在正式场合站出来，实施“民主”监督的权利。而程前进本人，则一方面辩解说自己很“委屈”，另一方面并不真正在乎普通村民那些无法进入正式政治场域的抱怨，甚至于干脆将之视作“眼红”。此外，他认为自己也为程村尽了不少力，在村民自治这个框架下，从总体上对得起自己的工资。此可谓，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委会自治”（吴毅等，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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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田野调查，而非“民主”监督查案，我们实在无法程序化地“证明”程成信、程前进等村干部是否有贪腐行为。但它们至少可以说明，一方面，村民自治在实践中离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仍有距离，另一方面，村民因心里不平衡而表现出来的不满甚至愤怒，也是真实的。由于大多数村民对于乡村政治的心态，从根本上仍是希望“好人”“为民做主”，同时，体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村干部也并不愿意着力推进“民主”，实践中的村民自治仍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民当家做主”和“为民做主”的悖论所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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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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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渡桥镇，自1980年代后，尤其是1990年代，基层官员的中心工作主要有三：一是发展地方经济，二是征收税费，三为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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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0年代后期，渡桥镇如同诸多其他农村地区一样，税费征收日益困难，出现了严重的治理困难。为了完成税费收缴任务，计生工作的逻辑悄悄发生了颠倒。原本征收超生罚款是一种手段，目的是控制超生。可是，当超生罚款成了帮助镇政府完成税费征缴任务的“救命稻草”之一，它便慢慢变成了计生工作实践中的目的。程村人干脆直接称之为“卖”超生指标，老百姓每超生一个小孩，对镇政府而言意味着“创收”2万～3万元，甚至更多。后来，中央统一推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直至取消农业税。但是，渡桥镇并未因税费征收压力减轻，而将颠倒了的计生工作逻辑重新颠倒过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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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普通农民的认知而言，久而久之也认可了这种“交易”。他们担心的是有钱也不能超生，如果凡是交钱就能超生，反而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当然，也有农民认为不公平，如程敬娴的丈夫李生抱怨，越是贫困的家庭反而越敢于超生，反正政府也无可奈何。但即便如此，他仍认为交钱就能了事，是很符合农民内心需要的，并在计划超生前就准备好了3万元罚款。在这里，“计划生育”俨然变成了有计划地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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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镇官员那里，计划生育毕竟仍是众多“一票否决”当中的一“票”。所以，为了本级政府收入而形成的这种治理状况，并不适宜于明明白白地呈现给上级有关部门。反过来，因为涉及如此众多镇干部的活动经费，以及分管领导的“一票否决”，即使上级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私人渠道知道实际情况，也不能轻易将之摆到桌面上加以对待，而只能在程序上保持“不知道”。也即，上级部门只能“视”而“不见”。否则，一旦捅破“窗户纸”，就会打破众多其他的游戏规则，造成尴尬甚至混乱。一旦上级部门组织检查，检查与迎检的互动就转为一场基层治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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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镇级官员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不断制造出一重又一重的悖论。一方面，很多镇级官员认为是“不得不”这样做，以至于他们常提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并不完全是镇官们为自己开脱。在“压力型体制”下[4]，“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镇级官员有权办事的余地很小，责任却很大，确实有不得已的地方。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这里面也牵涉到镇级官僚体系，乃至镇级官员个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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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治理的其他领域，这种悖论也有体现。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的县、镇、村及农民的互动，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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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谋发展而征地时，在渡桥镇这种中度发展地区，基层政府实际上根本拿不出足够的资本来做本钱。可是，经济“发展”不仅是上级考核政绩的硬指标，财政收入是多个“一票否决”中的关键一“票”，而且在上下级分灶吃饭、税收返还的机制下，还直接关系到本级党政和事业单位的工作经费，甚至所有官员的个人收入。在“倒腾”余地有限的情况下，基层官员“不得不”打起了压低价格征收农民土地的主意。涉事农民当然有意见（这与城郊地区渴望被征地的农民有本质区别），但因为他们常有“忍”的心态，并非只要镇政府压低价格，即必定激烈抵抗。于是，基层官员就有可操作的弹性空间。以文质彬、程成信等镇官们为例，多年乡村治理工作经验已让他们得知，关键是要把握好“度”，既要压低价格，又要不突破农民“忍”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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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问题还在于，在渡桥镇这种中度发展地区，不仅镇政府付不起高价格征地，而且土地价值确实低得连办理正规征地手续的税费都付不起。由此，不管是在程村“大队部一条街”还是渡桥镇的“府前路”及另外两条街道建设中，都不得不面对宅基地价格太低这个问题。一旦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向县国土局缴纳每亩数万元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税费，那么，即便镇政府压低价格从农民手中征地，在做好“三通一平”后将之作宅基地出售，仍将几乎是无利可图的事情。换个角度说，如果梧县国土局非要认真执行相关政策，严格按要求向渡桥镇征收耕地占用税、征地管理费、耕地开垦费、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等，势必被认为是捆住该镇“发展”的手脚。由此，在征地未酿成群体事件，也未变成外界关注的焦点性公共事件的情况下，国土局容忍了渡桥镇和程村村委会“打擦边球”的行为。很显然，如果没有作为上级部门的“视”而“不见”，不仅渡桥镇因征地而起的“非正规经济”没有发展空间，甚至以“发展”为中心的镇级治理从根本上就无法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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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治理中，既然镇级官员注定了要在上级官僚体系和乡村社会之间，寻找可游刃有余的空间，他们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变为“领导”，以“官治”主导“自治”，也便丝毫不足为奇了。在程村“大队部一条街”的建设中，表现出不愿遵从镇级官员“领导”的程守智，在村委会选举中即被生硬地排除在了候选人之外。作为程村的包村干部，文质彬对程前进的工作能力并不满意，但有鉴于他懂得“领会”领导意图，努力“配合”领导的工作，文质彬还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在村民自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于，为了让村干部有足够的动力支持镇里的乡村治理工作，镇领导默许了部分村干部损公肥私、贪污腐败等明显违背村民自治政策的行为。不过，这样一来，新的悖论又产生了。镇级官员在“指导”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却“领导”着村干部破坏村民自治。当镇级官员由此换得村干部“听话”，协助自己进行乡村治理的好处之后，也把村民自治中的干群矛盾引“火”上了己身。在普通村民眼中，镇领导不仅不再是超脱村民自治之外的公正力量，而且从道德上也往往因为他们帮着村干部这样的“坏人”而变成了“坏人”。由此，这又不利于“官治”。也即，“官治”将对“自治”的“指导”变为“领导”，本是为了完成“官治”目标的权宜之计，从远处看却消耗掉了“官治”的权威甚至道德优势，从而有损“官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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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环节，事情甚至走到了更为尴尬的地步。为了急于完成上级对其治理业绩考核最为看重的税费指标，镇级官员“不得不”“主动”走上了“拉税”“买税”，甚至邀请在乡村治理中本属于打击对象的“烂仔”，充当“协税员”。更不用说，在渡桥镇这样的中度发展地区，为了汲取足够的乡村治理资源，同时创造“良好”的政绩，镇级官员“不得不”“主动”以仅能拿得出来的土地、环境容量等“优势”资源，求着老板们前往当地投资。若非像普通村民那样，用泛道德主义的眼光来评论基层官员的这些治理行为，而简单认定他们在道德上就是“坏人”，或许他们在乡村治理中面临和制造的悖论就在于，当他们试图以“为老板服务”为手段，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治理目的时，在中度发展地区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经济规律。在这样的地区，既要保证资本有利润，又要保证镇级官僚体系有收益，还要完成上级的治理任务，并且让大多数农民也获益，有巨大的张力。镇级官员“不得不”要强行为之时，“为老板服务”便在客观上由手段变成了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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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官治”面临且不断产生悖论，镇级官员就一方面要善于协调矛盾，甚至将隐含了多重悖论的行为融入治理当中，另一方面还得防止这些悖论被公开化、“穿帮”。否则，轻则带来尴尬，重则会导致治理失败，不仅没有治理政绩，反而可能丧失政治前途。在渡桥镇领导推出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时，即包含了多重考虑：成功则已，不成功也能一次性解决程村洼地的征地问题，“虚实结合”，左右都是政绩。但很显然，征地也必将可能有矛盾。这种“表里不一”的考虑，文质彬作为“局内人”必须得懂，否则就“该出局”。可是，这“底牌”绝不能被亮出来。以至于，他对记者“又爱又恨”。好在无论是记者，还是前往程村“古村落”考察的文化专家，虽然不可能对“古村落”的实况以及乡村治理的特点一无所知，却也乐于如同上级部门那样“视”而“不见”。他们共同为“古村落”“挖掘”出，甚或添加上“神秘”“乡土”“古朴”等元素和“第一村”之类的称号。其目的在符合现代都市人消费，从而也是资本投资的需要。哪怕在程村普通村民看来，这些元素多么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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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未能引起大“资本”的丝毫兴趣。这说明，在渡桥镇这类中度发展地区，虽然镇级官员有创造性地营造治理空间的可能，但毕竟有限。若撇开普通村民用道德“善”“恶”的标准来评价镇级治理不说，真正解决渡桥镇官员们治理瓶颈的，还是珠三角地区淘汰掉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陶瓷厂。说到底，这类中度发展地区的“官治”在突破经济规律强行“发展”时，靠的仍是“掘地”。只不过，对于大部分“走读生”镇级官员来说，重要的是如此治理业绩已经足够升迁。而对于“住读生”官员来说，在得益于治理业绩“提高”，摆脱“吃饭财政”的同时，也深深陷入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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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级官员个人的牟利行为，则既源于体制性的悖论，反过来又加剧了它。当程成信进入镇政府工作后，一方面可为部分村民“帮忙”，另一方面也开始让村民“帮忙”他种植砂糖橘。一方面，程成信正式和非正式的收入日益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落得“铁公鸡”的名声，更为了建立起与上级领导的良好关系，其“人情”开支也急剧增长。为此，他这样的镇级官员竟然“不得不”“兼业”，仅是当事人公开承认的案例即有一串长长的名单。从开设几乎定向为官员服务的餐馆，承包经营山林、鱼塘、鸭场、采沙场，到开办幼儿园，甚至占有红砖厂的“干股”，可谓各行各业不一而足。同时，镇级官员的旁系、远房亲属及同学、朋友也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而涉足的行业亦可谓林林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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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有几分讽刺的是，因为“官治”面临且不断产生出不同层次的悖论，再怎么善于治理的政治精英，能否创造、保持良好的治理业绩，达到做“政绩”本想达到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官运”。程成信虽善于经营，却因宏观政策而难以实现再上一个台阶的人生目标。文质彬虽一路“发展”顺利，却也讲究烧香和风水，看上去“好像很现代”，其实“骨子里还是封建”。一场大洪水“意外”冲垮梧桐江大桥，一位副镇长即被通报批评。山塘镇一次“意外”安全事故，文质彬任镇长的朋友，即丧失了原本极为难得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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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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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自治”与“官治”的案例或多或少说明，政治是维持资源占有和利益再分配最有力的工具。也难怪有政治学家会认为，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伊斯顿，199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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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社会中，人们围绕资源和利益再分配的竞争，在政治中也有反映。参照前人研究，虽然近代中国乡村“兄弟并不平等”，宗族内部也有阶级分化（陈翰笙，1984：43；鲁比·沃森，2008：234），但政治运行则仍大体遵循“家族政治”“长老统治”的特点（费孝通，1999d：344、368）。以宗族为依托的儒家人伦道德标准，也在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或说政治也遵循“伦理本位”（2006c：81）。可是，乡村政治实践毕竟不像儒家伦理中的“善”“恶”那般，黑白分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均不宜突破“无讼”的标准（费孝通，1999d：364）。由此，不同农民群体利益及其政治上的分歧，以家族政治中不同亲属支系得以公开表达（李亦园，2006）。在这种状况下，乡村公共政治与私人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联系与区别均是公开的，其衔接点是亲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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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无疑就是打破这种政治的过程。程成仁被从“阶级”上而非道德上塑造成新的乡村政治精英，就是一个例证。更不用说，在政治意见纷争中，不同政治派系斗争，都是围绕“革命”身份差别，而非亲属支系差别而展开。无论是“东风派”与“红旗派”，还是“红旗派”内部的不同派系，都不是私人关系网络的结果。不过，私人关系网络在政治中无疑又还是起作用的，即使在“武斗”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宗亲、同学关系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了宗亲、同学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减震器”的作用，渡桥镇的“武斗”才未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至于在日常政治中，程成仁对其“结拜兄弟”的照顾，程守德、程守宽等关系紧密得算是一“派”，则都是非正式的、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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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的实施，给了程村人重新以亲属关系网络维护利益，并在政治上得到表达的机会。正式制度虽然去掉了“革命”色彩，却仍是朝着现代“民主”方向的。宗族房头势力干扰村民自治，即是非法行为。可在实践中，正因为它们属于非法，同时又确实存在，转而以非正式的、隐性的形式发生作用。程村人围绕村委会选举、“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和陶瓷厂征地而产生的种种争论，以及由此引发干部间、干群间博弈，无疑说明基于亲属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在村民自治中不仅存在，而且很重要。不过，这种派系虽以亲属关系网络为基础，却也掺杂了大量现实的利益考虑。在大集体时期，程守宽与程成仁曾就一片“太公山”产生过争执。在陶瓷厂征地过程中，江北自然村和南塘自然村为同一片“太公山”再起争执。与前次以生产队为边界的争执相比，此次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争夺显然有更多的宗族色彩，但其内部极不团结的局面表明，亲属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已不太稳定、牢固，而基于利益关系形成的派系则显得更为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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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关系并不平等，从而构成了派系的立体结构。在派系内部，出现了某种“庇护关系”（华尔德，1986：12）。但值得注意，在乡村政治场域中，庇护关系不是纯粹存在的，而是往往夹杂着互惠关系，或者至少要以互惠关系作为外部装饰。程成信以“帮忙”的形式，给一些普通村民提供各种照顾。反过来，这些村民也以“帮忙”的形式为他种砂糖橘。虽然双方心知肚明不平等，却都乐得在“相互帮忙”的逻辑下，来处理这种关系。渡桥镇水利站站长的弟弟以进货的价格卖给程成信化肥、农药，乃是因为程成信的哥哥“罩着”水利站站长，故须还以“面子”。而根据现代“民主”政治原则，毫无疑问，无论是“庇护关系”还是“互惠关系”形成的派系，都不应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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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村民自治更科层化的“官治”场域，派系并没有因为更理性化的制度管理而消失。相反，理性化的因素渗入了派系的运作机制，派系变得更隐性化，更依赖于理性的利益算计，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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