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0652
在乡村治理中，既然镇级官员注定了要在上级官僚体系和乡村社会之间，寻找可游刃有余的空间，他们对村民自治的“指导”变为“领导”，以“官治”主导“自治”，也便丝毫不足为奇了。在程村“大队部一条街”的建设中，表现出不愿遵从镇级官员“领导”的程守智，在村委会选举中即被生硬地排除在了候选人之外。作为程村的包村干部，文质彬对程前进的工作能力并不满意，但有鉴于他懂得“领会”领导意图，努力“配合”领导的工作，文质彬还是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在村民自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于，为了让村干部有足够的动力支持镇里的乡村治理工作，镇领导默许了部分村干部损公肥私、贪污腐败等明显违背村民自治政策的行为。不过，这样一来，新的悖论又产生了。镇级官员在“指导”村民自治的过程中，却“领导”着村干部破坏村民自治。当镇级官员由此换得村干部“听话”，协助自己进行乡村治理的好处之后，也把村民自治中的干群矛盾引“火”上了己身。在普通村民眼中，镇领导不仅不再是超脱村民自治之外的公正力量，而且从道德上也往往因为他们帮着村干部这样的“坏人”而变成了“坏人”。由此，这又不利于“官治”。也即，“官治”将对“自治”的“指导”变为“领导”，本是为了完成“官治”目标的权宜之计，从远处看却消耗掉了“官治”的权威甚至道德优势，从而有损“官治”。
1703260653
1703260654
在某些环节，事情甚至走到了更为尴尬的地步。为了急于完成上级对其治理业绩考核最为看重的税费指标，镇级官员“不得不”“主动”走上了“拉税”“买税”，甚至邀请在乡村治理中本属于打击对象的“烂仔”，充当“协税员”。更不用说，在渡桥镇这样的中度发展地区，为了汲取足够的乡村治理资源，同时创造“良好”的政绩，镇级官员“不得不”“主动”以仅能拿得出来的土地、环境容量等“优势”资源，求着老板们前往当地投资。若非像普通村民那样，用泛道德主义的眼光来评论基层官员的这些治理行为，而简单认定他们在道德上就是“坏人”，或许他们在乡村治理中面临和制造的悖论就在于，当他们试图以“为老板服务”为手段，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治理目的时，在中度发展地区从根本上就违背了经济规律。在这样的地区，既要保证资本有利润，又要保证镇级官僚体系有收益，还要完成上级的治理任务，并且让大多数农民也获益，有巨大的张力。镇级官员“不得不”要强行为之时，“为老板服务”便在客观上由手段变成了目的。
1703260655
1703260656
既然“官治”面临且不断产生悖论，镇级官员就一方面要善于协调矛盾，甚至将隐含了多重悖论的行为融入治理当中，另一方面还得防止这些悖论被公开化、“穿帮”。否则，轻则带来尴尬，重则会导致治理失败，不仅没有治理政绩，反而可能丧失政治前途。在渡桥镇领导推出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时，即包含了多重考虑：成功则已，不成功也能一次性解决程村洼地的征地问题，“虚实结合”，左右都是政绩。但很显然，征地也必将可能有矛盾。这种“表里不一”的考虑，文质彬作为“局内人”必须得懂，否则就“该出局”。可是，这“底牌”绝不能被亮出来。以至于，他对记者“又爱又恨”。好在无论是记者，还是前往程村“古村落”考察的文化专家，虽然不可能对“古村落”的实况以及乡村治理的特点一无所知，却也乐于如同上级部门那样“视”而“不见”。他们共同为“古村落”“挖掘”出，甚或添加上“神秘”“乡土”“古朴”等元素和“第一村”之类的称号。其目的在符合现代都市人消费，从而也是资本投资的需要。哪怕在程村普通村民看来，这些元素多么不合逻辑。
1703260657
1703260658
程村“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未能引起大“资本”的丝毫兴趣。这说明，在渡桥镇这类中度发展地区，虽然镇级官员有创造性地营造治理空间的可能，但毕竟有限。若撇开普通村民用道德“善”“恶”的标准来评价镇级治理不说，真正解决渡桥镇官员们治理瓶颈的，还是珠三角地区淘汰掉的、高耗能和高污染的陶瓷厂。说到底，这类中度发展地区的“官治”在突破经济规律强行“发展”时，靠的仍是“掘地”。只不过，对于大部分“走读生”镇级官员来说，重要的是如此治理业绩已经足够升迁。而对于“住读生”官员来说，在得益于治理业绩“提高”，摆脱“吃饭财政”的同时，也深深陷入了焦虑。
1703260659
1703260660
镇级官员个人的牟利行为，则既源于体制性的悖论，反过来又加剧了它。当程成信进入镇政府工作后，一方面可为部分村民“帮忙”，另一方面也开始让村民“帮忙”他种植砂糖橘。一方面，程成信正式和非正式的收入日益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落得“铁公鸡”的名声，更为了建立起与上级领导的良好关系，其“人情”开支也急剧增长。为此，他这样的镇级官员竟然“不得不”“兼业”，仅是当事人公开承认的案例即有一串长长的名单。从开设几乎定向为官员服务的餐馆，承包经营山林、鱼塘、鸭场、采沙场，到开办幼儿园，甚至占有红砖厂的“干股”，可谓各行各业不一而足。同时，镇级官员的旁系、远房亲属及同学、朋友也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而涉足的行业亦可谓林林总总。
1703260661
1703260662
殊有几分讽刺的是，因为“官治”面临且不断产生出不同层次的悖论，再怎么善于治理的政治精英，能否创造、保持良好的治理业绩，达到做“政绩”本想达到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官运”。程成信虽善于经营，却因宏观政策而难以实现再上一个台阶的人生目标。文质彬虽一路“发展”顺利，却也讲究烧香和风水，看上去“好像很现代”，其实“骨子里还是封建”。一场大洪水“意外”冲垮梧桐江大桥，一位副镇长即被通报批评。山塘镇一次“意外”安全事故，文质彬任镇长的朋友，即丧失了原本极为难得的政治前途。
1703260663
1703260665
五 派系
1703260666
1703260667
上述“自治”与“官治”的案例或多或少说明，政治是维持资源占有和利益再分配最有力的工具。也难怪有政治学家会认为，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伊斯顿，1999：28）。
1703260668
1703260669
在乡村社会中，人们围绕资源和利益再分配的竞争，在政治中也有反映。参照前人研究，虽然近代中国乡村“兄弟并不平等”，宗族内部也有阶级分化（陈翰笙，1984：43；鲁比·沃森，2008：234），但政治运行则仍大体遵循“家族政治”“长老统治”的特点（费孝通，1999d：344、368）。以宗族为依托的儒家人伦道德标准，也在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或说政治也遵循“伦理本位”（2006c：81）。可是，乡村政治实践毕竟不像儒家伦理中的“善”“恶”那般，黑白分明。不同的利益诉求和政治表达，均不宜突破“无讼”的标准（费孝通，1999d：364）。由此，不同农民群体利益及其政治上的分歧，以家族政治中不同亲属支系得以公开表达（李亦园，2006）。在这种状况下，乡村公共政治与私人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联系与区别均是公开的，其衔接点是亲属制度。
1703260670
1703260671
现代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无疑就是打破这种政治的过程。程成仁被从“阶级”上而非道德上塑造成新的乡村政治精英，就是一个例证。更不用说，在政治意见纷争中，不同政治派系斗争，都是围绕“革命”身份差别，而非亲属支系差别而展开。无论是“东风派”与“红旗派”，还是“红旗派”内部的不同派系，都不是私人关系网络的结果。不过，私人关系网络在政治中无疑又还是起作用的，即使在“武斗”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宗亲、同学关系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了宗亲、同学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减震器”的作用，渡桥镇的“武斗”才未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至于在日常政治中，程成仁对其“结拜兄弟”的照顾，程守德、程守宽等关系紧密得算是一“派”，则都是非正式的、隐性的。
1703260672
1703260673
村民自治的实施，给了程村人重新以亲属关系网络维护利益，并在政治上得到表达的机会。正式制度虽然去掉了“革命”色彩，却仍是朝着现代“民主”方向的。宗族房头势力干扰村民自治，即是非法行为。可在实践中，正因为它们属于非法，同时又确实存在，转而以非正式的、隐性的形式发生作用。程村人围绕村委会选举、“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和陶瓷厂征地而产生的种种争论，以及由此引发干部间、干群间博弈，无疑说明基于亲属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在村民自治中不仅存在，而且很重要。不过，这种派系虽以亲属关系网络为基础，却也掺杂了大量现实的利益考虑。在大集体时期，程守宽与程成仁曾就一片“太公山”产生过争执。在陶瓷厂征地过程中，江北自然村和南塘自然村为同一片“太公山”再起争执。与前次以生产队为边界的争执相比，此次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争夺显然有更多的宗族色彩，但其内部极不团结的局面表明，亲属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已不太稳定、牢固，而基于利益关系形成的派系则显得更为活跃起来。
1703260674
1703260675
在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关系并不平等，从而构成了派系的立体结构。在派系内部，出现了某种“庇护关系”（华尔德，1986：12）。但值得注意，在乡村政治场域中，庇护关系不是纯粹存在的，而是往往夹杂着互惠关系，或者至少要以互惠关系作为外部装饰。程成信以“帮忙”的形式，给一些普通村民提供各种照顾。反过来，这些村民也以“帮忙”的形式为他种砂糖橘。虽然双方心知肚明不平等，却都乐得在“相互帮忙”的逻辑下，来处理这种关系。渡桥镇水利站站长的弟弟以进货的价格卖给程成信化肥、农药，乃是因为程成信的哥哥“罩着”水利站站长，故须还以“面子”。而根据现代“民主”政治原则，毫无疑问，无论是“庇护关系”还是“互惠关系”形成的派系，都不应该存在。
1703260676
1703260677
在比村民自治更科层化的“官治”场域，派系并没有因为更理性化的制度管理而消失。相反，理性化的因素渗入了派系的运作机制，派系变得更隐性化，更依赖于理性的利益算计，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网络。
1703260678
1703260679
在正式制度试图极力避免的情况下，大部分镇级官员却在不懈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客观上形成了“小圈子”甚至派系。这不能不说有它自身的原因。从内部人的视角来看，直接原因与政治资源的稀缺性有关。如文质彬就认为，“站队”、进“小圈子”的吸引力在于，能得到更多被提拔的机会。若无升迁之欲望，一个平凡的基层官员也可不“站队”。而一旦不“站队”、不进“小圈子”，即使有工作能力、有政绩，并且上级领导从私人渠道也完全能得知这些信息，但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也可能让他们精心“过滤”掉这些信息，对之“视”而“不见”。何况，那些选择了“站队”和进“小圈子”的人，就未必没有能力和政绩。
1703260680
1703260681
从镇级官僚体系，也即基层干部和农民常说的“官场”内部视角看，导致派系的首先是政绩与机会“供需”关系严重不平衡，而非镇官们从道德上天然就“恶”。同理，那些未能纳入某个派系的镇官也未必就是道德上“善”。从基层“官场”内部视角看，他（她）们更可能是性格或能力对“官场”而言有缺陷，如过分“书生气”、不够“醒目”或无能，等等。在渡桥镇，有着名牌大学文凭且善于写材料的李哲文，就因为比较“清高”、不懂得“站队”，未能被纳入任何一个派系。结果，好几年里他都是写材料的“专业户”，地位就像打印室的合同工。可在程成信等镇官眼里，这并非镇领导们对李哲文不公，而是他本人性格有问题，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1703260682
1703260683
由私人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不仅一直在基层“官场”的正式制度下起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镇官的政治命运和人生。可是，如此重要的、结构性存在的政治关系，在正式场合并不被承认，甚至根本上就是非法地嵌入“公”的“私”。这是一个悖论。
1703260684
1703260685
而更深刻的悖论还在于，之所以这种“私”要嵌入“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把“公”搞好。这即为什么在基层“官场”中，不仅下属为了获得稀缺的升迁机会而“站队”、进“小圈子”，领导也“不得不”主动拉拢下属，与之建立“私”的关系网络。从渡桥镇“官治”的实践看，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理性官僚制，不仅可能被上级用来对下属的能力和政绩“视”而“不见”，也可能被下属用来对付上级的治理之策。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即是如此。由此，上级为了把工作做好，仅靠正式命令和“擂动”（吴毅2007b：36），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有“私”的交情，才能让下属“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去完成任务。也即，上级为了“公”而发展“私”。
1703260686
1703260687
言及此处，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为什么基层管理体制的正式制度实践，尚不足以保证稀缺政治资源的分配，以及如人们想象的现代“民主”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度那样，上级靠制度即可要求下属做好工作？这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乡村政治文化（此题牵涉甚广，后文再作分析），二是镇级治理中有太多任务依据正式制度实践难以完成。
1703260688
1703260689
正如渡桥镇官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所遇到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属于原本没有条件，而强行要求完成的。没有吸引资本投资的条件，而“不得不”以土地、环境容量为代价，强求“发展”。没有足够的税源，而“不得不”以“拉税”、“买税”、请“烂仔”“协税”的方式，完成高额缴税指标。这些被文质彬、程成信等人认为“难以承受之重”的任务，都只能通过“打擦边球”或者“变通”，甚至违规操作才能“搞定”。既然上级需要下属完成正式制度所不能完成的治理任务，除了正式制度的上下级关系以及激励之外，“私”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基层“官场”内部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在镇级治理中，领导需要“私家班底”。而从客观上来看，这种“私家班底”也就成了派系。
1703260690
1703260691
不管因为镇官为争取稀缺政治资源需要，还是因为领导为充分调动下属工作潜力去实现“公”的治理目标而发展“私”，派系都是一种便捷的、人格化且充满弹性的选择，与现代“民主”所倡导的理性官僚制有重要区别。也因此，派系只能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既然派系不能在正式制度下公开运行，形成和维系派系的关系机制便不可能是理性官僚制本身，而是私人关系网络的循环。由此，这也是一个悖论。而且，另一个悖论与此相随。普通农民从道德的角度看，这种与“公”不符的“私”，即是“恶”——虽然这不排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加入这种关系网络。
1703260692
1703260693
亲属制度无疑是一种最常见、最“自然”的私人关系网络。因此，家族关系也便在派系，以及有派系存在的基层政治中，容易与正式官僚体系相伴生。在渡桥镇，我们看到程成恒、程成信的兄弟关系与水利站站长及其弟弟之间，发生了交集。程成信所在的镇规划办，其主任许某因丈夫是某镇人大常委会主任，曾某因丈夫为农业局某科长，而可以在渡桥镇不“站”任何一个“队”。只要没有明显过错，其他镇官不会去得罪她们。不过，自然的、真实的亲属关系毕竟数量有限。由此，在渡桥镇这样的基层“官场”中，更多的是拟制的“亲属”关系。关系近的镇官以“兄弟”相待，甚至于对镇委书记也以“老大”相称。
1703260694
1703260695
可是，真正能达到真实亲属关系一般信任程度的拟制亲属关系，也同样并不多。在自己所依派系的核心人物方立正调离渡桥镇后，程成信曾努力想加入新镇委书记的派系。但是，程成信发现，在短期内要取得充分信任十分困难。反过来，在明确知道副镇长肖某想拉自己入派系时，程成信也因担心“水太深”，而选择了退缩。其关键无疑也是缺乏信任，怕在“神仙打架”时，成了遭殃的“小鬼”。
1703260696
1703260697
由此，较之于拟制亲属关系，跟有信任基础的同学、战友，甚至围绕某个大老板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关系，也是基层“官场”中官员们维系派系的重要机制。陈金华的中专校友上任渡桥镇长一职后，两人很“自然”地就“站”在一个“队”。原本陈金华与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此时立即与之“走得比较远”。何平来到渡桥镇任镇长后，即对大学校友李哲文给予了关照。此后，李哲文再靠同学关系的协助，终于调往了梧城。副镇长肖某与县政府办主任的战友关系，也清晰地给程成信呈现出了另一个“圈子”。而方立正与何平因为都是梧城某几个石材老板的好朋友，在渡桥镇官员们看来，也勉强可算“站”一个“队”，虽然他们在别的层面上属于不同的“圈子”。由此可见，在基层“官场”中，家族关系渗入政治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它只是多种建立和维系派系的关系机制之一。除此之外，同学、战友、拟制亲属、老乡等关系，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将涵括基层“官场”的县域政治称之为“家族政治”（冯军旗，2010），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或许“派系政治”才是更加根本的特征。
1703260698
1703260699
除了亲属关系网络，对于镇官个人而言，其他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蕴含了双重的悖论。一方面，派系既是“不得不”的选择，又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虽是“主动”选择，选择余地却也有限。一个镇官一旦做出选择，就有某种“路径依赖”（诺思，2008：127），其后虽然还可根据利益需要做出调整，但频繁更换派系，将会失去所有派系的信任。而且，派系毕竟是隐性的。镇官们还得根据正式制度完成基本的乡村治理工作。并且，在通常情况下，还得根据个人交往道德，尽可能地维持与所有人哪怕是表面上的良好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派系政治也是有限度的。
1703260700
1703260701
当然，派系也难免会派生出私利凌驾于公益之上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村民自治和镇级治理中的派系有共同之处。在村民自治中，程成信、梁胜利、程前进依赖派系谋私利。在镇级治理中，镇官们的亲朋好友依其庇护从事各种经营，也非个别现象。而从官僚系统治理的角度看，上层整顿固然不易，但基层整顿的难度也绝不亚于上层，因为这将碰到“天高皇帝远”的问题；点的整顿固然不易，但面的整顿显然更难，因为这将碰到如何将整顿全面体系化、日常化的问题。可对普通农民而言，重要的正是日常生活。
[
上一页 ]
[ :1.70326065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