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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无疑就是打破这种政治的过程。程成仁被从“阶级”上而非道德上塑造成新的乡村政治精英，就是一个例证。更不用说，在政治意见纷争中，不同政治派系斗争，都是围绕“革命”身份差别，而非亲属支系差别而展开。无论是“东风派”与“红旗派”，还是“红旗派”内部的不同派系，都不是私人关系网络的结果。不过，私人关系网络在政治中无疑又还是起作用的，即使在“武斗”这么极端的情况下，宗亲、同学关系仍为人们所重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了宗亲、同学关系网络在其中起“减震器”的作用，渡桥镇的“武斗”才未酿成更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至于在日常政治中，程成仁对其“结拜兄弟”的照顾，程守德、程守宽等关系紧密得算是一“派”，则都是非正式的、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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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的实施，给了程村人重新以亲属关系网络维护利益，并在政治上得到表达的机会。正式制度虽然去掉了“革命”色彩，却仍是朝着现代“民主”方向的。宗族房头势力干扰村民自治，即是非法行为。可在实践中，正因为它们属于非法，同时又确实存在，转而以非正式的、隐性的形式发生作用。程村人围绕村委会选举、“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和陶瓷厂征地而产生的种种争论，以及由此引发干部间、干群间博弈，无疑说明基于亲属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在村民自治中不仅存在，而且很重要。不过，这种派系虽以亲属关系网络为基础，却也掺杂了大量现实的利益考虑。在大集体时期，程守宽与程成仁曾就一片“太公山”产生过争执。在陶瓷厂征地过程中，江北自然村和南塘自然村为同一片“太公山”再起争执。与前次以生产队为边界的争执相比，此次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争夺显然有更多的宗族色彩，但其内部极不团结的局面表明，亲属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已不太稳定、牢固，而基于利益关系形成的派系则显得更为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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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关系并不平等，从而构成了派系的立体结构。在派系内部，出现了某种“庇护关系”（华尔德，1986：12）。但值得注意，在乡村政治场域中，庇护关系不是纯粹存在的，而是往往夹杂着互惠关系，或者至少要以互惠关系作为外部装饰。程成信以“帮忙”的形式，给一些普通村民提供各种照顾。反过来，这些村民也以“帮忙”的形式为他种砂糖橘。虽然双方心知肚明不平等，却都乐得在“相互帮忙”的逻辑下，来处理这种关系。渡桥镇水利站站长的弟弟以进货的价格卖给程成信化肥、农药，乃是因为程成信的哥哥“罩着”水利站站长，故须还以“面子”。而根据现代“民主”政治原则，毫无疑问，无论是“庇护关系”还是“互惠关系”形成的派系，都不应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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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村民自治更科层化的“官治”场域，派系并没有因为更理性化的制度管理而消失。相反，理性化的因素渗入了派系的运作机制，派系变得更隐性化，更依赖于理性的利益算计，而不仅仅是亲属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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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式制度试图极力避免的情况下，大部分镇级官员却在不懈地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客观上形成了“小圈子”甚至派系。这不能不说有它自身的原因。从内部人的视角来看，直接原因与政治资源的稀缺性有关。如文质彬就认为，“站队”、进“小圈子”的吸引力在于，能得到更多被提拔的机会。若无升迁之欲望，一个平凡的基层官员也可不“站队”。而一旦不“站队”、不进“小圈子”，即使有工作能力、有政绩，并且上级领导从私人渠道也完全能得知这些信息，但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理性化的官僚制度也可能让他们精心“过滤”掉这些信息，对之“视”而“不见”。何况，那些选择了“站队”和进“小圈子”的人，就未必没有能力和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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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级官僚体系，也即基层干部和农民常说的“官场”内部视角看，导致派系的首先是政绩与机会“供需”关系严重不平衡，而非镇官们从道德上天然就“恶”。同理，那些未能纳入某个派系的镇官也未必就是道德上“善”。从基层“官场”内部视角看，他（她）们更可能是性格或能力对“官场”而言有缺陷，如过分“书生气”、不够“醒目”或无能，等等。在渡桥镇，有着名牌大学文凭且善于写材料的李哲文，就因为比较“清高”、不懂得“站队”，未能被纳入任何一个派系。结果，好几年里他都是写材料的“专业户”，地位就像打印室的合同工。可在程成信等镇官眼里，这并非镇领导们对李哲文不公，而是他本人性格有问题，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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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人关系网络构成的派系，不仅一直在基层“官场”的正式制度下起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镇官的政治命运和人生。可是，如此重要的、结构性存在的政治关系，在正式场合并不被承认，甚至根本上就是非法地嵌入“公”的“私”。这是一个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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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深刻的悖论还在于，之所以这种“私”要嵌入“公”，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把“公”搞好。这即为什么在基层“官场”中，不仅下属为了获得稀缺的升迁机会而“站队”、进“小圈子”，领导也“不得不”主动拉拢下属，与之建立“私”的关系网络。从渡桥镇“官治”的实践看，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理性官僚制，不仅可能被上级用来对下属的能力和政绩“视”而“不见”，也可能被下属用来对付上级的治理之策。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即是如此。由此，上级为了把工作做好，仅靠正式命令和“擂动”（吴毅2007b：36），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有“私”的交情，才能让下属“真心实意、百分之百尽力”去完成任务。也即，上级为了“公”而发展“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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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此处，有一个问题值得追问：为什么基层管理体制的正式制度实践，尚不足以保证稀缺政治资源的分配，以及如人们想象的现代“民主”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官僚制度那样，上级靠制度即可要求下属做好工作？这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是乡村政治文化（此题牵涉甚广，后文再作分析），二是镇级治理中有太多任务依据正式制度实践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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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渡桥镇官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所遇到的，相当一部分工作属于原本没有条件，而强行要求完成的。没有吸引资本投资的条件，而“不得不”以土地、环境容量为代价，强求“发展”。没有足够的税源，而“不得不”以“拉税”、“买税”、请“烂仔”“协税”的方式，完成高额缴税指标。这些被文质彬、程成信等人认为“难以承受之重”的任务，都只能通过“打擦边球”或者“变通”，甚至违规操作才能“搞定”。既然上级需要下属完成正式制度所不能完成的治理任务，除了正式制度的上下级关系以及激励之外，“私”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选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基层“官场”内部人的角度来说，这就是在镇级治理中，领导需要“私家班底”。而从客观上来看，这种“私家班底”也就成了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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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因为镇官为争取稀缺政治资源需要，还是因为领导为充分调动下属工作潜力去实现“公”的治理目标而发展“私”，派系都是一种便捷的、人格化且充满弹性的选择，与现代“民主”所倡导的理性官僚制有重要区别。也因此，派系只能私下“做”，而不能公开“说”。既然派系不能在正式制度下公开运行，形成和维系派系的关系机制便不可能是理性官僚制本身，而是私人关系网络的循环。由此，这也是一个悖论。而且，另一个悖论与此相随。普通农民从道德的角度看，这种与“公”不符的“私”，即是“恶”——虽然这不排除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加入这种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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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制度无疑是一种最常见、最“自然”的私人关系网络。因此，家族关系也便在派系，以及有派系存在的基层政治中，容易与正式官僚体系相伴生。在渡桥镇，我们看到程成恒、程成信的兄弟关系与水利站站长及其弟弟之间，发生了交集。程成信所在的镇规划办，其主任许某因丈夫是某镇人大常委会主任，曾某因丈夫为农业局某科长，而可以在渡桥镇不“站”任何一个“队”。只要没有明显过错，其他镇官不会去得罪她们。不过，自然的、真实的亲属关系毕竟数量有限。由此，在渡桥镇这样的基层“官场”中，更多的是拟制的“亲属”关系。关系近的镇官以“兄弟”相待，甚至于对镇委书记也以“老大”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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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真正能达到真实亲属关系一般信任程度的拟制亲属关系，也同样并不多。在自己所依派系的核心人物方立正调离渡桥镇后，程成信曾努力想加入新镇委书记的派系。但是，程成信发现，在短期内要取得充分信任十分困难。反过来，在明确知道副镇长肖某想拉自己入派系时，程成信也因担心“水太深”，而选择了退缩。其关键无疑也是缺乏信任，怕在“神仙打架”时，成了遭殃的“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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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较之于拟制亲属关系，跟有信任基础的同学、战友，甚至围绕某个大老板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关系，也是基层“官场”中官员们维系派系的重要机制。陈金华的中专校友上任渡桥镇长一职后，两人很“自然”地就“站”在一个“队”。原本陈金华与副镇长肖某“走得比较近”，此时立即与之“走得比较远”。何平来到渡桥镇任镇长后，即对大学校友李哲文给予了关照。此后，李哲文再靠同学关系的协助，终于调往了梧城。副镇长肖某与县政府办主任的战友关系，也清晰地给程成信呈现出了另一个“圈子”。而方立正与何平因为都是梧城某几个石材老板的好朋友，在渡桥镇官员们看来，也勉强可算“站”一个“队”，虽然他们在别的层面上属于不同的“圈子”。由此可见，在基层“官场”中，家族关系渗入政治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它只是多种建立和维系派系的关系机制之一。除此之外，同学、战友、拟制亲属、老乡等关系，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将涵括基层“官场”的县域政治称之为“家族政治”（冯军旗，2010），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或许“派系政治”才是更加根本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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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亲属关系网络，对于镇官个人而言，其他关系网络形成的派系蕴含了双重的悖论。一方面，派系既是“不得不”的选择，又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虽是“主动”选择，选择余地却也有限。一个镇官一旦做出选择，就有某种“路径依赖”（诺思，2008：127），其后虽然还可根据利益需要做出调整，但频繁更换派系，将会失去所有派系的信任。而且，派系毕竟是隐性的。镇官们还得根据正式制度完成基本的乡村治理工作。并且，在通常情况下，还得根据个人交往道德，尽可能地维持与所有人哪怕是表面上的良好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基层派系政治也是有限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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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派系也难免会派生出私利凌驾于公益之上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村民自治和镇级治理中的派系有共同之处。在村民自治中，程成信、梁胜利、程前进依赖派系谋私利。在镇级治理中，镇官们的亲朋好友依其庇护从事各种经营，也非个别现象。而从官僚系统治理的角度看，上层整顿固然不易，但基层整顿的难度也绝不亚于上层，因为这将碰到“天高皇帝远”的问题；点的整顿固然不易，但面的整顿显然更难，因为这将碰到如何将整顿全面体系化、日常化的问题。可对普通农民而言，重要的正是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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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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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层政治及社会治理，与宏观史相对照，虽并不完全同步，却也可谓同样跌宕起伏。告别“双轨政治”及“长老统治”，追寻现代“民主”，无疑是其主线索。但是，这不是农村经济要素外流和“消遣经济”下的自然产物，而是国家权力下乡，通过包括革命在内的“运动”推动的。也正因为工商经济尚未发育成熟，却“不得不”“赶超”先行现代“民主”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不断导致了各种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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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权力下乡的过程中，本要推进的是“民主”，却不得不首先通过“集权”，将分散在绅士与宗族长老手中的治理权收归“国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理念下，超血缘、地缘的“阶级”话语在乡村基层治理中不断得到强调。可是，普通农民以一种拟制亲属关系和伦理政治的想象，将此视作“为民做主”的表现。在现代“民主”意义上的“代议制”下，他们积极参与政治，试图要得到的却是伦理化的“好人”治理。在他们看来，道德上的“好人”治理就必定会是“善治”（俞可平，2000：8）。也正由此，当普通农民发现基层政治精英并非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时，难免表现出失望。又尤其是，当这种治理以“集权”的方式、运动式地进行时，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遂变为被治理者最为怀念和渴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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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将权力分为“横暴性权力”与“基础性权力”两种类型[5]（曼，2007：13），“集权”政治如此依赖运动式治理，可谓“横暴性权力”有余而“基础性权力”不足。由于“横暴性权力”具有高效率的特点，“集权”也带来了治理上的高效率。但在程村，当农业剩余被最大限度地汲取出农村时，普通农民不仅未能尝到“集权”的“甜头”，而且吃尽了“苦头”，心态上有所不满也便在所难免。而当国家采取运动式的治理形式推进权力下乡时，又要限制“集权”的权力不为当权者谋私，便遇上了一个悖论。乡村基层政治精英既已脱离了宗族人伦道德的羁绊，难免“俗”得像个理性的“经济人”。可是，“集权”治理不是通过加强“基础性权力”，而是采取政治运动的形式，也即加强“横暴性权力”，力图让乡村基层政治精英长期保持“革命”道德品质，“集权”而不谋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当然也有一定效果。但在渡桥镇和程村，不少受政治运动伤害的人，从村民的道德上看去，恰恰是“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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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集权”的乡村政治中，道德上的“善”“恶”之分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虽然政治运行规则出现了重要的转变，但在普通村民内部，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以“为民做主”为标准的政治“善”“恶”评价体系。“集权”政治消退，村民自治兴起，为这种评价体系保留了更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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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自治无疑更加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民主”制度。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角度，村民自治摈弃了“集权”的运动式治理，转而回归常规治理，其制度全方位地注重“基础性权力”而非“横暴性权力”建设。不过，程村的治理实践表明，在以“半农半工”的混合经济为基础的中度发展地区，集体经济非常羸弱，普通农民注意力最集中的事情并非村务之治理，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应付“消费主义经济”。乡村政治中“横暴性权力”削弱，并未自然而然地导致“基础性权力”发育和快速增长，反而导致了新的乡村政治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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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选举中，稳占村庄政治舞台中心的精英，仍是“集权”政治的继承者。而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仍难落到实处。乡村基层民主解决普通农民面临的紧迫问题尚且不足，遑论达至外界舆论及知识分子所期望，肩负起整个国家现代民主政治基点的重任。在村庄内部，村干部通过协助镇政府征收税费而“顺势”占“好处”，通过操纵村办企业及其财务管理谋取私利，通过“掘地”赚取土地升值差价。普通村民确实也有抵制行为，但多为消极地“忍”着。他们并未尝试通过“民主”程序改变村级治理面貌，而是希望更高级的政治精英“为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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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压力型体制下，镇官原本就有诸多行政事务，需要“自治”的村干部协助完成。而且，在渡桥镇这样的中度发展地区，镇级治理也严重依赖于“掘地”。于是，普通村民在村民自治中发现“民主”选举出来的村干部是道德上的“坏人”时，希望镇官“为民做主”的伦理化政治愿望也常常落空。进而，他们又往往依此认定，镇官也是道德上的“坏人”，“好人”“亲人”在更高层级才找得到（应星，2001：320～323）。可以说，“双轨政治”制度与权力体系自乡村基层“集权”政治起，即已从根本上消解。但是，在普通村民的政治心态中，在道德上仍延续了“双轨”的特点。他们坚信其关于政治“善”“恶”的标准与国家政治中心是一致的，“人民当家做主”与官僚体系“为民做主”在本质上不应有差别，“国家”与“社会”原本就属一体。一旦出现错位的情况，问题即在于基层“官场”中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道德上是“恶”的，他们“离间”、拉远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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