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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之外，贺雪峰以“村庄社会关联”和“半熟人社会”等概念为基础（2003c：4；48），试图以社会结构的变化去说明人际关系理性化[4]（28）。阎云翔认为，在“无情的市场逻辑”下（2006：207～208），村民已成为“无公德的个人”（243）。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农民还是“饮水思源”的（欧爱玲2013）。笔者曾尝试论证，村民进行利益考量的基础尚不是纯粹的、无公德的个人，而是核心家庭（2010：449）。与此相关但略有差异，刘新研究了农民的婚姻危机、葬礼娱乐化、善变的情感等问题（2000：51～57；91～99；151～156），并认为村民已生活在自我的阴影之下（2000）。他还在一项关于中国南方某城市官员、企业家与来自农村的性工作者（“小姐”）关系的研究中，强调社会快速变革条件下人们人格上的不确定性与易变性（流心2005：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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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说的社会结构及心态，与货币作用凸显有较密切的关系。这在如下一些研究中可见一斑。杨美惠分析关系学在中国的兴起过程时，重点关注了礼物性质从“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变化（2009：135～141）。阎云翔则将利益交换性的礼物称之为“工具性礼物”，以与互惠性的“表达性礼物”相对应（2000：64）。萧楼等人的分析也表明，货币等价交换规则已普遍为村民所接受（2006）。但是，倪志伟（1985：171～178）、陈其南（2005）、项飚（2000：449～489）、张鹂（2014）、吴重庆（2014a：141～155）及笔者（谭同学2012）关注了另一番景象，那就是村民依靠传统社会关系网络，来抵御货币等价交换规则带来的市场风险。这种以互惠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关系，扩展到非亲属网络中后，形成了一种可联结特定群体的“义气”。当然，“义气”与亲属网络的互惠机制也有不同，甚至在部分情况下还会有冲突（谭同学，2006b、2012；庄思博，2016）。但在通常状态下，对于某些特定群体，如“烂仔”“混混”等“灰社会”而言，“义气”又是“亲情”的拟制和扩展（麻国庆，1999：142；黄海，2010：170；陈柏峰，2010：81）。与此类似，石汉还发现，因为官方表述和地方实践间区别，地方知识中传统礼仪与人情互惠在正式科层制中有可能被认为是封建、腐败。包括地方官员在内的人们私底下共享这些隐秘的认识，正式场合却对之以尴尬、讽刺或犬儒主义（2013：174）。借鉴赫茨菲尔德的“文化亲密”概念（2005：3），石汉将这种共享隐秘知识的群体称之为“共识社群”（20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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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从未深度卷入现代市场经济的状况，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发生了骤变。与传统“乡土”时代农民在土地、权力和教育上的差别相比，这带来了更快、更剧烈的社会分化（陆学艺，2002、2010；李强，2002；孙立平，2002、2003）。并且，社会分层不论是在乡村当中，还是在走入城市的农民工当中，都有“阶层封闭”的势头（刘林平，2007；熊易寒，2010；徐晓军，2013）。大量存在的留守儿童表明，农民工仍无法在城市解决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叶敬忠，2011）。乡村社会分化不仅引起了学界就社会公正而提出批判，也引起了“仇富”“郁闷”等社会心态（薛勇，2009；梁晓声，2011、2012；石勇，2009、2014；庄思博，2013）。可是，普通农民仇富缘何未导致显性的社会问题？秦洁认为，这是因为底层农民有“忍”的心态（2013）。而张慧则认为，相信“命”“报”等机制的存在，有助于农民将“妒忌”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2010）。归根究底，农民其实在对不平等交换或他人“暴富”进行自我心态调适（罗红光，2000：140；张慧，2010），但暴富者同样不可避免焦虑心态（庄思博，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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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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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结构当中，家庭的“基本三角形”乃是其他所有社会结合方式的基础（费孝通1999c：59）。分析程村社会结合方式的转型，似亦可从家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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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成友与程成邦兄弟“手足情深”的故事中，以孝道、忍让、勤俭、人伦为本等家庭关系模式无疑得到了鲜明地呈现。对照前文所述社会学、人类学家们对近代“乡土”社会中家庭关系轮廓的总结，这类故事至少可被看作一种相似度很高的例证。而且，这个故事并没有因为“阶级”话语进入乡村，程成友逃港，以及程成邦被划为“右派”，而截然中断。相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程成邦如同传统乡村社会中“人伦”原则的要求，承受着“革命”原则的压力，不断接济程成友在程村的妻儿。换句话说，“亲不亲、阶级分”的标准并没有完全切断村民家庭内部的“人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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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于，在那些既有违“革命”话语又有违社区公德的行为当中，首要考虑的无疑仍是家庭。如程守义为改变家庭困苦状况而挪用修建水库的公款，“四不清”干部陈林、程守禄等人多吃多占，毫无疑问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算计。这与“差序格局”和“伦理本位”所分析的人伦以外缺乏普遍规则，不无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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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乡村社会急剧变动中，权力代替财富及其他所有标准，开始主导社会分层，确实伴生着诸多家庭关系变动。这从程守德及其兄弟的家庭变动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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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急剧变动，程守礼在程村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家庭问题。首先是已有身孕的妻子，为此陷入了尴尬和困苦的境地。在程守礼音讯全无的情况下，孤儿寡母只得依赖大家庭存活。但这种符合传统家庭“人伦”原则的坚守，并未带来好的结果。程守礼终究在香港再婚，而他在程村的妻子十余年后终于也“红杏”出了早已不存在的“墙”。在她与陈西的婚外性关系暴露后，程守礼被迫回到程村参与处理纠纷。但是，他不愿再承担这份家庭责任。不用说，在未卷入这种事情的普通程村人看来，这有违人“夫”、人父的行事规则。只不过，此时社会结构变动，已容不得他们将这套传统的家庭伦理，搬到台面上来指责程守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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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对于程守德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他受益于新的社会结构，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但也同样因为这种社会结构的限制，他未能像有城镇户口的同学那样得到机会“吃国家粮”。进而，他也由此须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开始“当家”，肩负起大家庭超重的负担。毫无疑问，这反过来又限制了他走出农村的可能性。以至于，原本程守德在珠海农场谋得一个或将有可能跳出农村的机会，但考虑到父亲困难，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女都要读书，而选择了返回程村。此后，他结婚生子，家境愈发困难，甚至曾面临家中揭不开锅的情况，求助于同学麦某。最后，一直梦想做工程师、十分讨厌教师职业的他，不得不当上了民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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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层级压力下和家庭关系中，程守德并没有要求程守礼维持在程村的婚姻，只是希望他能适度担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这本是常理中的事情，但程守礼选择了逃避。此外，这个大家庭仍将不得不与陈西在同一个自然村中长期生活下去。由此，程守德反对嫂子离婚后与陈西结婚。这种想法无非是为两家未来少一些家庭矛盾而作考虑。程守礼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则进一步彰显了他不愿为大家庭承担起码的责任的本意。对他而言，俨然女儿有人抚养，陈西受到了（党纪）处罚，就够了。但对程守德而言，这与“当家”的原则相去甚远。他在心态上不满，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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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守礼却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扮演长子当家的角色。在他眼里，富裕的香港与穷苦的程村对比毫无疑问很鲜明。由此，他提及这方面的信息，或许并没有责怪程守德的意味。但是，当他责怪程守德“当家”没有当好时，其所做、所说对程守德而言，意味则完全变了。程守德随即反驳程守礼，一方面不承担家庭责任，另一方面说大话、指责别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兄弟关系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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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家庭关系变动案例中，当然也有社会层级结构变动的原因。但很显然，真正的摩擦在于程守德坚持传统的家庭人伦原则，并较多考虑整个大家庭长期过生活，而程守礼一方面急于从这种人伦责任中脱离，另一方面又仍按照人伦原则赋予的权利，对大家庭关系指手画脚。在父亲去世后，程守礼虽在通信中表示因未尽孝道而心怀惭愧，却仍未做出让程守德、程守智满意的行为表示。这加剧了他们寄予家庭人伦关系厚望而未得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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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从“革命”话语中走出来后，程守礼回程村变得容易起来，但由于真正的矛盾在做人原则上的冲突，这并未使得家庭关系处理上变得更简单。关于那两台录音机，程守礼作为送礼者，当然应有决定权，而他和最小的弟弟程守才，以尊母的名义将新收音机放在程守才家，按说也并无不妥。程守智作为曾经的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对新录音机有特别的欲望，也是人之常情。程守德指出，在母亲不要收音机的情况下应将新收音机给程守智，则亦有长幼有序的道理。因此，单就程守礼所带礼物分配本身而言，这只是一件有分歧的家事。可问题是，程守礼出现了过激的言语，而程守德、程守智的回击则携带了过去的积怨。最后，不仅程守礼，而且使得程守才，也开始与程守德、程守智对立。程守德、程守智建房，程守礼、程守才不帮忙。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程守礼寓所”，送给程守才使用。这些最终固化了“形同陌路”的兄弟关系，并使得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这种家庭关系状态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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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程守义，谈及程守德及其兄弟关系时，虽然强调程守礼未能恪守人伦、尽长兄之责，却也责怪程守德、程守智太像“知识分子”。在程守义看来，社会层级地位低者主动向高者示好，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很显然，程守德、程守智并没有这样考虑。他们更多的是在根据人伦原则，就家庭内部关系责任评判家庭正义。尤其是对于晚年热心于宗亲事务的程守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从个人情感上讲，他已无丝毫想再与程守礼建立来往的愿望。但从宗族伦理角度而言，程守德又总觉得有些遗憾，竟然连自家兄弟关系都未能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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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内部关系上，与程守德家相比，程成仁家可算贯彻“革命”原则相当彻底。1970年代，程成仁充分发了父权的威力，在子女婚姻的问题上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按说，在以权力为主导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程成仁可谓如日中天，应该有较多选择余地。可是，无论是两个女婿还是儿媳，程成仁都做出了很符合“革命”标准的选择。若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人生史，程成仁坚持以“革命”原则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不仅为其后来的窘境埋下了伏笔，甚至也为三个子女及其后代的人生埋下了“祸根”。家境同样比较困难的程守宽，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是个看得开的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家庭基本和谐。程守宽与弟弟程守恕、程守忠的关系，也多少还保持着“患难与共”的色彩。虽然程守宽的三个儿子经济状况不太好，最小的儿子甚至沉迷于“晃悠”，但程守宽夫妇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勤劳，为儿子、儿媳分忧，代际关系也基本没有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甚至也是吸引一些村民信奉基督教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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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这些人相比，程守义家的经济状况好得多。羡慕他家的村民也很多，但对其家庭关系颇有微词。程守义关心的则不是村民评论，而是家庭关系的真实状态。事实上，他一开始有婚外性关系，妻子程秀就可能已有察觉，但并没有严加管束。只是在程守义有了固定的“女朋友”，也即威胁到家庭后，她才隔三岔五吵闹。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她还想极力保留这个权利极不平等的家庭。这说明，她所持的并非权利平等式的家庭正义观，而是将生活过下去的现实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她保留了相同的底线。程守义尽可能地表现对她照顾有加，经两年多努力治好了其胃病。在程村，男性较少做家务，程守义却只要有空在家就包揽做饭、洗衣服，等等。此外，程守义对她娘家人也特别好。在旁人看来，这些做法简直就是“两面三刀”。但它们使得程秀对于维系家庭还能做最后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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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守义在家庭里公开宣称，“黄、赌、毒”，只有“黄”不错的“歪理邪说”时，程秀骂他“天打雷劈”“老封建”。可是，程守义还在“理论”狡辩，宣称“存天理、灭人欲”才是“老封建”，而他则俨然是“思想解放”的进步者。不用说，程秀在保住了家庭关系不崩溃的同时，心态上是很不平衡的。从这个角度说，她或多或少还是接受一些权利平等的家庭正义观，否则若真按“老封建”的规矩，足够富裕的程守义完全可以在维系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天经地义”地娶“三妻四妾”。程秀心态上的这种两面性，在家庭关系已嵌入威胁因素的情况下，注定难以靠世俗正义观，给出一个可以消气的“合理”理由。于是，宗教成了她的选择。值此，程守义的家方算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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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际关系上，程守义家也出现了相似的逻辑。四个子女对程守义夫妇大体上做到了程村人认可的孝顺，但是他们同样也容忍了程守义的婚外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与程秀一样，给程守义划出了底线，即维系家庭关系的延续。对程守义而言，在物质上不必担心生活困难，但着实不愿面对子女将他抛弃于家庭之外的境况。在孙子的培养问题上，他愿意放弃上瘾的嗜好，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由此，颇有几分讽刺却又不难理解的是，程福稻的妻子将其婚外性关系划分类别，一类是出于资本积累需要的“生意应酬”，一类是可能威胁家庭的，前者可当作没发生，而后者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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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普通的年轻人，如程敬修、程敬道、程敬山、程敬娴等人的家庭中，相比较于祖辈、父辈而言，夫妻关系平等了很多。如程敬山的妻子就认为，自己打工赚得不比程敬山少。程敬娴虽然认为养家主要还是靠丈夫打工，但李生凡事也得与她商量。不过，在代际关系上，则显然偏向年轻的一辈。父辈不仅尽力为之准备婚嫁所需物质基础，还得竭力帮忙抚养小孩。此类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笔者也曾将之概为“男女趋向平等、代际关系偏向年轻一辈”（谭同学2010：449），此处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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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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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一词可用来指一个人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也可用来指己身。在己身的意义上，自我在中国社会中的特点即是具有伸缩性（费孝通，1999d：334），与它在西方社会仅指个人，很不一样。从总体上说，在“父子同一”文化作用下，作为个人的自我人格处于祖先的“荫蔽”之下。其具体表现是个人服从于“大家庭理想”（许烺光，2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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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程成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抚养程成邦，并供他超乎常规地接受现代教育，无疑是将个人包括婚姻大事在内的利益，放在了大家庭利益之下。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克己，而是超乎程村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忘我和克制欲望。在程成邦克服困难扶持程南山及其母亲的过程中，同样也算是超乎寻常地压制了自己家庭的需要，以维持大家庭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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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程成功即是反面典型。他不仅对程南山不讲“五服”内的叔侄之情，甚至对自己亲兄弟也常看不起。若以“阶级”论，程成功与其兄弟乃属同一阶级成分。这种歧视很显然也没有“阶级”上的理由。可是，程成功这种行为又与“阶级”话语相连，嫁接在以“革命”权力为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之上。他认为凭其个人一表人才和党员、治保主任的光环，可以“威风”一番。在旁人看来，他显然弄错了自我与（大）家庭的关系。进而，他兄弟仍愿撇开个人的不良感受，为大家庭考虑而“不记小人过”，为其婚事操心。然而，程成功在将自我置于大家庭之上时，在婚姻的事情上也不容易放下姿态，找准真实的自我。在本可有些选择余地的婚姻上，他忽略了其他因素，以至于高不成、低不就，落下了单身的结果。而更为讽刺的还在于，因自我太突出，难以适合乡村社会需要，在单身的情况下，程成功还在中晚年碰上了“阶级”话语消解、“革命”权力转型。此前其自我极度膨胀所看重的一切，很快变得一文不值。在当下，人们反复将他的案例拿出来讲，当然绝不只是为了讽刺他本人而已，而是有着强调个人应服从于家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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