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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社会层级压力下和家庭关系中，程守德并没有要求程守礼维持在程村的婚姻，只是希望他能适度担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这本是常理中的事情，但程守礼选择了逃避。此外，这个大家庭仍将不得不与陈西在同一个自然村中长期生活下去。由此，程守德反对嫂子离婚后与陈西结婚。这种想法无非是为两家未来少一些家庭矛盾而作考虑。程守礼对此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则进一步彰显了他不愿为大家庭承担起码的责任的本意。对他而言，俨然女儿有人抚养，陈西受到了（党纪）处罚，就够了。但对程守德而言，这与“当家”的原则相去甚远。他在心态上不满，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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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守礼却从另一个角度开始扮演长子当家的角色。在他眼里，富裕的香港与穷苦的程村对比毫无疑问很鲜明。由此，他提及这方面的信息，或许并没有责怪程守德的意味。但是，当他责怪程守德“当家”没有当好时，其所做、所说对程守德而言，意味则完全变了。程守德随即反驳程守礼，一方面不承担家庭责任，另一方面说大话、指责别人没有很好地承担起家庭责任。兄弟关系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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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家庭关系变动案例中，当然也有社会层级结构变动的原因。但很显然，真正的摩擦在于程守德坚持传统的家庭人伦原则，并较多考虑整个大家庭长期过生活，而程守礼一方面急于从这种人伦责任中脱离，另一方面又仍按照人伦原则赋予的权利，对大家庭关系指手画脚。在父亲去世后，程守礼虽在通信中表示因未尽孝道而心怀惭愧，却仍未做出让程守德、程守智满意的行为表示。这加剧了他们寄予家庭人伦关系厚望而未得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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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从“革命”话语中走出来后，程守礼回程村变得容易起来，但由于真正的矛盾在做人原则上的冲突，这并未使得家庭关系处理上变得更简单。关于那两台录音机，程守礼作为送礼者，当然应有决定权，而他和最小的弟弟程守才，以尊母的名义将新收音机放在程守才家，按说也并无不妥。程守智作为曾经的生产队文艺积极分子对新录音机有特别的欲望，也是人之常情。程守德指出，在母亲不要收音机的情况下应将新收音机给程守智，则亦有长幼有序的道理。因此，单就程守礼所带礼物分配本身而言，这只是一件有分歧的家事。可问题是，程守礼出现了过激的言语，而程守德、程守智的回击则携带了过去的积怨。最后，不仅程守礼，而且使得程守才，也开始与程守德、程守智对立。程守德、程守智建房，程守礼、程守才不帮忙。程守礼出资在程村建“程守礼寓所”，送给程守才使用。这些最终固化了“形同陌路”的兄弟关系，并使得双方都指责对方对这种家庭关系状态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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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程守义，谈及程守德及其兄弟关系时，虽然强调程守礼未能恪守人伦、尽长兄之责，却也责怪程守德、程守智太像“知识分子”。在程守义看来，社会层级地位低者主动向高者示好，才是正确的选择。但很显然，程守德、程守智并没有这样考虑。他们更多的是在根据人伦原则，就家庭内部关系责任评判家庭正义。尤其是对于晚年热心于宗亲事务的程守德，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悖论。从个人情感上讲，他已无丝毫想再与程守礼建立来往的愿望。但从宗族伦理角度而言，程守德又总觉得有些遗憾，竟然连自家兄弟关系都未能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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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内部关系上，与程守德家相比，程成仁家可算贯彻“革命”原则相当彻底。1970年代，程成仁充分发了父权的威力，在子女婚姻的问题上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按说，在以权力为主导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程成仁可谓如日中天，应该有较多选择余地。可是，无论是两个女婿还是儿媳，程成仁都做出了很符合“革命”标准的选择。若以“事后诸葛亮”的方式看人生史，程成仁坚持以“革命”原则处理家庭内部关系，不仅为其后来的窘境埋下了伏笔，甚至也为三个子女及其后代的人生埋下了“祸根”。家境同样比较困难的程守宽，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他是个看得开的人，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家庭基本和谐。程守宽与弟弟程守恕、程守忠的关系，也多少还保持着“患难与共”的色彩。虽然程守宽的三个儿子经济状况不太好，最小的儿子甚至沉迷于“晃悠”，但程守宽夫妇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勤劳，为儿子、儿媳分忧，代际关系也基本没有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甚至也是吸引一些村民信奉基督教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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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这些人相比，程守义家的经济状况好得多。羡慕他家的村民也很多，但对其家庭关系颇有微词。程守义关心的则不是村民评论，而是家庭关系的真实状态。事实上，他一开始有婚外性关系，妻子程秀就可能已有察觉，但并没有严加管束。只是在程守义有了固定的“女朋友”，也即威胁到家庭后，她才隔三岔五吵闹。但是，种种迹象表明，她还想极力保留这个权利极不平等的家庭。这说明，她所持的并非权利平等式的家庭正义观，而是将生活过下去的现实考虑。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她保留了相同的底线。程守义尽可能地表现对她照顾有加，经两年多努力治好了其胃病。在程村，男性较少做家务，程守义却只要有空在家就包揽做饭、洗衣服，等等。此外，程守义对她娘家人也特别好。在旁人看来，这些做法简直就是“两面三刀”。但它们使得程秀对于维系家庭还能做最后的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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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守义在家庭里公开宣称，“黄、赌、毒”，只有“黄”不错的“歪理邪说”时，程秀骂他“天打雷劈”“老封建”。可是，程守义还在“理论”狡辩，宣称“存天理、灭人欲”才是“老封建”，而他则俨然是“思想解放”的进步者。不用说，程秀在保住了家庭关系不崩溃的同时，心态上是很不平衡的。从这个角度说，她或多或少还是接受一些权利平等的家庭正义观，否则若真按“老封建”的规矩，足够富裕的程守义完全可以在维系家庭关系的情况下，“天经地义”地娶“三妻四妾”。程秀心态上的这种两面性，在家庭关系已嵌入威胁因素的情况下，注定难以靠世俗正义观，给出一个可以消气的“合理”理由。于是，宗教成了她的选择。值此，程守义的家方算安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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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代际关系上，程守义家也出现了相似的逻辑。四个子女对程守义夫妇大体上做到了程村人认可的孝顺，但是他们同样也容忍了程守义的婚外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与程秀一样，给程守义划出了底线，即维系家庭关系的延续。对程守义而言，在物质上不必担心生活困难，但着实不愿面对子女将他抛弃于家庭之外的境况。在孙子的培养问题上，他愿意放弃上瘾的嗜好，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由此，颇有几分讽刺却又不难理解的是，程福稻的妻子将其婚外性关系划分类别，一类是出于资本积累需要的“生意应酬”，一类是可能威胁家庭的，前者可当作没发生，而后者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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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普通的年轻人，如程敬修、程敬道、程敬山、程敬娴等人的家庭中，相比较于祖辈、父辈而言，夫妻关系平等了很多。如程敬山的妻子就认为，自己打工赚得不比程敬山少。程敬娴虽然认为养家主要还是靠丈夫打工，但李生凡事也得与她商量。不过，在代际关系上，则显然偏向年轻的一辈。父辈不仅尽力为之准备婚嫁所需物质基础，还得竭力帮忙抚养小孩。此类问题学界已多有研究，笔者也曾将之概为“男女趋向平等、代际关系偏向年轻一辈”（谭同学2010：449），此处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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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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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一词可用来指一个人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也可用来指己身。在己身的意义上，自我在中国社会中的特点即是具有伸缩性（费孝通，1999d：334），与它在西方社会仅指个人，很不一样。从总体上说，在“父子同一”文化作用下，作为个人的自我人格处于祖先的“荫蔽”之下。其具体表现是个人服从于“大家庭理想”（许烺光，20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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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程成友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抚养程成邦，并供他超乎常规地接受现代教育，无疑是将个人包括婚姻大事在内的利益，放在了大家庭利益之下。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克己，而是超乎程村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忘我和克制欲望。在程成邦克服困难扶持程南山及其母亲的过程中，同样也算是超乎寻常地压制了自己家庭的需要，以维持大家庭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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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程成功即是反面典型。他不仅对程南山不讲“五服”内的叔侄之情，甚至对自己亲兄弟也常看不起。若以“阶级”论，程成功与其兄弟乃属同一阶级成分。这种歧视很显然也没有“阶级”上的理由。可是，程成功这种行为又与“阶级”话语相连，嫁接在以“革命”权力为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之上。他认为凭其个人一表人才和党员、治保主任的光环，可以“威风”一番。在旁人看来，他显然弄错了自我与（大）家庭的关系。进而，他兄弟仍愿撇开个人的不良感受，为大家庭考虑而“不记小人过”，为其婚事操心。然而，程成功在将自我置于大家庭之上时，在婚姻的事情上也不容易放下姿态，找准真实的自我。在本可有些选择余地的婚姻上，他忽略了其他因素，以至于高不成、低不就，落下了单身的结果。而更为讽刺的还在于，因自我太突出，难以适合乡村社会需要，在单身的情况下，程成功还在中晚年碰上了“阶级”话语消解、“革命”权力转型。此前其自我极度膨胀所看重的一切，很快变得一文不值。在当下，人们反复将他的案例拿出来讲，当然绝不只是为了讽刺他本人而已，而是有着强调个人应服从于家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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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程守礼之所以长期为程守德、程守智所责怪，甚至最后断绝了来往，也与他考虑自我太多，而考虑大家庭太少有密切的关系。毕竟，在当时的大家庭中，程守德是唯一“当家”的人，而他的小家庭已困顿到揭不开锅的境地。程守礼为大家庭，甚至哪怕只是为自己在程村的小家庭承担一点点责任，也至少可缓解程守德的些许压力。可是，程守礼为了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回避了所有责任。这在程守德看来，无疑是摆错了自我与大家庭关系的表现。程守德辞掉教师职务，开办钟表修理店，后来不少人认为他亏了。而他本人认为，要是不辞职，当时就全家受苦，辞职虽然意味着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却毕竟暂时改善了家人的生活状况。其对待自我与家庭的态度，与程守礼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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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外的关系中，若程守德为自我的实际利益考量多一些的话，毫无疑问应向手握“革命”权力的程成仁靠拢。他曾受过高中教育，对此形势应该不会没有一点敏感性。但是，他选择的是与程守宽这样的人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在与程守义的交往中，程守德无疑受到了“革命”意识的影响，积极支持“红旗派”，但他并未表现出想实现自我利益的冲动，而只是充当出谋划策的“黑参谋”。同时，他还比程守义更能看透“革命”话语及政治派别斗争与乡村社会过生活不一致的地方，更具有从长远考虑超越“革命”话语，而想办法在政治运动中尽量不破坏普通农民的亲属、同乡、同学关系。由此，他不顾自己在政治上被指“脚踏两只船”的风险，与“东风派”中的老同学谋定了避免武斗流血的计划。相比较而言，程守义与“四清”工作队保持良好关系在前，又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头头”参与“革委会”在后，复还挪用公款，则显然多了很多实现自我实利的因素。普通村民对此时期程守德的处事方式多有肯定，对同时期的程守义则有褒有贬。可见，在普通村民看来，自我也不能太过实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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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现自我利益而言，程守义的选择当然更有效。即使不再担当程村大队干部后，他靠着原本就包含了自我实利因素的关系网络，迅速实现了脱贫。更不用说，自我实利色彩更浓厚的程成信，认定仅仅是未及时照顾他参军的程成仁不对，完全不顾他若于当年参军对他人是否公正。在不得不面对转业回到程村的事实之后，为了实现自我实利，程成信却又能对程成仁表现出无限的“忠诚”。这无疑是一种剧烈的悖论，为了实现自我，而主动选择出卖自我。但是，这种悖论在自我实利为上的原则下，又恰恰能完美协调起来，丝毫都不矛盾。甚或可以说，越是因为想实现自我，就越愿意无限度地出卖自我。同理，当程成仁晚年失去了为他所用的价值时，程成信比其他普通村民对程成仁还疏离、冷淡。除了程成仁骂他没良心之外，其他村民也抨击他“过河拆桥”的自私行为。但很显然，如此看重自我实利的程成信，并不在乎这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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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若从普通农民过生活的角度看，程守德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的选择，也并不算太差。在家庭内，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我，但使得大家庭挺过了艰苦岁月，后来通过辛勤劳动，还让儿子有了可以结婚的新房。在家庭外，程守德不为自我实利与人交友，毕竟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刻，都是朋友尽力帮他渡过难关。对于普通农民过生活来说，程守德认为，这就够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很多年里，村庄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程守德这种处世方式是对的。程成信为实现自我实利出卖自我、过河拆桥，则受人指责。而对程守义，人们也颇有微词。综合起来看，虽然持各种自我观念的人都有，但直至1990年代初，自我在家内应服从于家庭，在外应平衡义利关系，仍是乡村社会主流的自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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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及后，程守义这样的村民在近似于暴富的同时，自我急剧膨胀，随即威胁到了自己的家庭。而在普通村民看来，这也给其他程村人树立了坏榜样。当程守义常在人前自夸有魅力，是一个超级“师奶杀手”时，无疑将自己看得太过重要。他忽视了，所谓的“魅力”更多地来自于货币，而非他个人的气质。又尤其是，他还将自己与“小姐”的性爱过程摄录下来，而目的并不只是给自己看，也将之当作“杰作”拿出来给朋友们看。这不仅是将他对性交易、性爱方式等观念强加于人，更是为了炫耀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符的超强性能力。鉴于他选择了偷录的方式，应大致可推测，与之发生关系的“小姐”并未授权他拍摄录像。而他似乎完全没有在乎，出售自己身体的“小姐”是否愿意将这一私密过程，公之于此次交易之外的场合。同时，他也完全没有考虑程守宽所说的，朋友们看到“糟老头”靠着金钱占有妙龄少女身体的画面，一方面羡慕他有钱，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些恶心的悖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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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当然有自己独特的“自我”理论。做过“小姐”的“准二奶”“湖南妹”曾向他表示，作为“小姐”与人发生性关系时，已非真实的“我”，而是另外一个“我”。其实，这完全不能排除“湖南妹”只是想掩饰自己原本无法掩饰的过去，以说明她与程守义的暧昧关系仍属“纯洁”。又或者，“湖南妹”并没有这么复杂的目的，真实的“我”与另外一个“我”的区别，确实是她真心认可的“自我”观念。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程守义认为，这种“自我”理论很符合他的生活需要。由此，他有意无意忽略了，无论“小姐”如何将自我分为“真我”和“假我”，促使她为了金钱、自我实利而选择走这条路的，一定是她的“真我”。她在用“假我”去满足别人混合着金钱的欲望之后，所得的金钱一定是为了满足她那“真我”的欲望。程守义非但相信了这种说法，甚至还认为钱色交易买的不是有形的身体，而是抽象的“服务”。此说无疑进一步将“小姐”的“自我”完全抽离了，俨然这样的“服务”既不需要躯壳，也不需要有头脑的主体。而程守宽、程守德等人则干脆认为，这样的“自我”理论只是某种“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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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逃不掉的悖论是，程守义本人有时候也会感叹，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我”。在其并不深刻的、近似于瞬间的反思中，他也觉得人生和生活有些恍若幻境，让人迷茫、彷徨。不过，有了这样的“自我”观念之后，火花一闪的反思并不能阻碍他长期沉迷于婚外性关系的欲望消耗之中。同理，当程福稻感叹共同“扛枪”的“生意应酬”太多时，也强调正是这种欲望消费本身，几乎毁掉了自己的欲望。但从其凸显自我感受的言语来看，又岂会纯粹是因“生意应酬”所需，而“不得不”为之。只不过在家里，他当然乐得妻子将此类行为归为与家庭正义无涉的“生意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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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年轻的一辈在“自我”观念方面，变现得更为直接、突出。无论是老实打工的程敬祖、程敬宗、程敬山、程敬道、程文远，还是“晃悠”的程敬修、程敬业，都更看重同学、朋友关系，将它们排在了比宗亲关系更靠近“自我”的位置。尤其像程远文这么年轻的人，对同学、朋友聚会显然远比宗族活动感兴趣。可以说，年轻一辈越来越看重依据自己的情感或利益偏好而发展和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相比较而言，他们对血缘、地缘等初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视程度，则在下降。从年轻一辈与笔者的谈话来看，其表述方式也显得比老一辈的村民更加直接，不再用一大堆绕弯的语词，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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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关系方面，年轻村民对大家庭的意识较之于祖辈、父辈已经淡漠很多。家庭富裕者，如程福稻及其三个姐姐之间，除了象征性的礼物之外，作为生意上的资本已不能再互通有无。家境较一般者，如程守德、程守智家也如此。程敬修、程敬道兄弟对各自小家庭的盘算是一清二楚的。尽管程守德夫妇着急，程敬道对程敬修“晃悠”从不予以干涉。而程敬修虽在姐姐程敬思因计划生育陷入麻烦时，为她筹借了5万元罚款解围，但债务关系是不能含糊的。程敬山尽管长期不在家，无法照顾父母，但当妹妹程敬娴求助于父母在程村养猪时，还是与之发生了口角。至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程守宽家，程敬祖、程敬宗、程敬业三兄弟更是各家管自家事。程敬祖、程敬宗虽然表示看不惯程敬业“晃悠”，却也同样不会真正加以干涉。可见，在年轻一辈的兄弟姐妹间，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自我”边界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于父母的要求，则以“自我”为中心，援用了类似于“大家庭”的原则，让父母帮忙盖房、抚养小孩，等等。从表面看上去，这似乎仍有“大家庭理想”的痕迹，但其内在逻辑则是倒向年轻一辈的“自我”中心。二者性质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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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色彩更浓厚的领域，如基层“官场”中，“自我”中心和实利化的现象则显得更为严重。虽然程成信表示，由于基层“官场”本身不大，所以真正能够根据利益不断更换派系的机会并不太多，但很显然，派系的产生和维系，与镇官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实利算计分不开。亲属关系网络虽然在派系的产生与维系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其首要原则仍是满足“自我”利益，而不是亲属关系原本要求的“人伦”原则。至于村民自治中的派系，虽常有宗亲网络的影子，但无疑也掺杂了大量参与者“自我”利益的考量。总之，在“自我”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中，将谁放在更加紧密的位置上，其原则首先是工具性的。这是笔者所称典型的“工具性圈层格局”（201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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