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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程成功即是反面典型。他不仅对程南山不讲“五服”内的叔侄之情，甚至对自己亲兄弟也常看不起。若以“阶级”论，程成功与其兄弟乃属同一阶级成分。这种歧视很显然也没有“阶级”上的理由。可是，程成功这种行为又与“阶级”话语相连，嫁接在以“革命”权力为标准的社会层级结构之上。他认为凭其个人一表人才和党员、治保主任的光环，可以“威风”一番。在旁人看来，他显然弄错了自我与（大）家庭的关系。进而，他兄弟仍愿撇开个人的不良感受，为大家庭考虑而“不记小人过”，为其婚事操心。然而，程成功在将自我置于大家庭之上时，在婚姻的事情上也不容易放下姿态，找准真实的自我。在本可有些选择余地的婚姻上，他忽略了其他因素，以至于高不成、低不就，落下了单身的结果。而更为讽刺的还在于，因自我太突出，难以适合乡村社会需要，在单身的情况下，程成功还在中晚年碰上了“阶级”话语消解、“革命”权力转型。此前其自我极度膨胀所看重的一切，很快变得一文不值。在当下，人们反复将他的案例拿出来讲，当然绝不只是为了讽刺他本人而已，而是有着强调个人应服从于家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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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似，程守礼之所以长期为程守德、程守智所责怪，甚至最后断绝了来往，也与他考虑自我太多，而考虑大家庭太少有密切的关系。毕竟，在当时的大家庭中，程守德是唯一“当家”的人，而他的小家庭已困顿到揭不开锅的境地。程守礼为大家庭，甚至哪怕只是为自己在程村的小家庭承担一点点责任，也至少可缓解程守德的些许压力。可是，程守礼为了自己在香港的生活，回避了所有责任。这在程守德看来，无疑是摆错了自我与大家庭关系的表现。程守德辞掉教师职务，开办钟表修理店，后来不少人认为他亏了。而他本人认为，要是不辞职，当时就全家受苦，辞职虽然意味着牺牲了自己的前途，却毕竟暂时改善了家人的生活状况。其对待自我与家庭的态度，与程守礼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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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外的关系中，若程守德为自我的实际利益考量多一些的话，毫无疑问应向手握“革命”权力的程成仁靠拢。他曾受过高中教育，对此形势应该不会没有一点敏感性。但是，他选择的是与程守宽这样的人保持良好的朋友关系。在与程守义的交往中，程守德无疑受到了“革命”意识的影响，积极支持“红旗派”，但他并未表现出想实现自我利益的冲动，而只是充当出谋划策的“黑参谋”。同时，他还比程守义更能看透“革命”话语及政治派别斗争与乡村社会过生活不一致的地方，更具有从长远考虑超越“革命”话语，而想办法在政治运动中尽量不破坏普通农民的亲属、同乡、同学关系。由此，他不顾自己在政治上被指“脚踏两只船”的风险，与“东风派”中的老同学谋定了避免武斗流血的计划。相比较而言，程守义与“四清”工作队保持良好关系在前，又作为渡桥公社“红旗派”“头头”参与“革委会”在后，复还挪用公款，则显然多了很多实现自我实利的因素。普通村民对此时期程守德的处事方式多有肯定，对同时期的程守义则有褒有贬。可见，在普通村民看来，自我也不能太过实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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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现自我利益而言，程守义的选择当然更有效。即使不再担当程村大队干部后，他靠着原本就包含了自我实利因素的关系网络，迅速实现了脱贫。更不用说，自我实利色彩更浓厚的程成信，认定仅仅是未及时照顾他参军的程成仁不对，完全不顾他若于当年参军对他人是否公正。在不得不面对转业回到程村的事实之后，为了实现自我实利，程成信却又能对程成仁表现出无限的“忠诚”。这无疑是一种剧烈的悖论，为了实现自我，而主动选择出卖自我。但是，这种悖论在自我实利为上的原则下，又恰恰能完美协调起来，丝毫都不矛盾。甚或可以说，越是因为想实现自我，就越愿意无限度地出卖自我。同理，当程成仁晚年失去了为他所用的价值时，程成信比其他普通村民对程成仁还疏离、冷淡。除了程成仁骂他没良心之外，其他村民也抨击他“过河拆桥”的自私行为。但很显然，如此看重自我实利的程成信，并不在乎这类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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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若从普通农民过生活的角度看，程守德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的选择，也并不算太差。在家庭内，他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自我，但使得大家庭挺过了艰苦岁月，后来通过辛勤劳动，还让儿子有了可以结婚的新房。在家庭外，程守德不为自我实利与人交友，毕竟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刻，都是朋友尽力帮他渡过难关。对于普通农民过生活来说，程守德认为，这就够了。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很多年里，村庄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程守德这种处世方式是对的。程成信为实现自我实利出卖自我、过河拆桥，则受人指责。而对程守义，人们也颇有微词。综合起来看，虽然持各种自我观念的人都有，但直至1990年代初，自我在家内应服从于家庭，在外应平衡义利关系，仍是乡村社会主流的自我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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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及后，程守义这样的村民在近似于暴富的同时，自我急剧膨胀，随即威胁到了自己的家庭。而在普通村民看来，这也给其他程村人树立了坏榜样。当程守义常在人前自夸有魅力，是一个超级“师奶杀手”时，无疑将自己看得太过重要。他忽视了，所谓的“魅力”更多地来自于货币，而非他个人的气质。又尤其是，他还将自己与“小姐”的性爱过程摄录下来，而目的并不只是给自己看，也将之当作“杰作”拿出来给朋友们看。这不仅是将他对性交易、性爱方式等观念强加于人，更是为了炫耀与自己年龄极不相符的超强性能力。鉴于他选择了偷录的方式，应大致可推测，与之发生关系的“小姐”并未授权他拍摄录像。而他似乎完全没有在乎，出售自己身体的“小姐”是否愿意将这一私密过程，公之于此次交易之外的场合。同时，他也完全没有考虑程守宽所说的，朋友们看到“糟老头”靠着金钱占有妙龄少女身体的画面，一方面羡慕他有钱，另一方面又觉得有些恶心的悖论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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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守义当然有自己独特的“自我”理论。做过“小姐”的“准二奶”“湖南妹”曾向他表示，作为“小姐”与人发生性关系时，已非真实的“我”，而是另外一个“我”。其实，这完全不能排除“湖南妹”只是想掩饰自己原本无法掩饰的过去，以说明她与程守义的暧昧关系仍属“纯洁”。又或者，“湖南妹”并没有这么复杂的目的，真实的“我”与另外一个“我”的区别，确实是她真心认可的“自我”观念。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程守义认为，这种“自我”理论很符合他的生活需要。由此，他有意无意忽略了，无论“小姐”如何将自我分为“真我”和“假我”，促使她为了金钱、自我实利而选择走这条路的，一定是她的“真我”。她在用“假我”去满足别人混合着金钱的欲望之后，所得的金钱一定是为了满足她那“真我”的欲望。程守义非但相信了这种说法，甚至还认为钱色交易买的不是有形的身体，而是抽象的“服务”。此说无疑进一步将“小姐”的“自我”完全抽离了，俨然这样的“服务”既不需要躯壳，也不需要有头脑的主体。而程守宽、程守德等人则干脆认为，这样的“自我”理论只是某种“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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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逃不掉的悖论是，程守义本人有时候也会感叹，不知道哪一个是“真我”。在其并不深刻的、近似于瞬间的反思中，他也觉得人生和生活有些恍若幻境，让人迷茫、彷徨。不过，有了这样的“自我”观念之后，火花一闪的反思并不能阻碍他长期沉迷于婚外性关系的欲望消耗之中。同理，当程福稻感叹共同“扛枪”的“生意应酬”太多时，也强调正是这种欲望消费本身，几乎毁掉了自己的欲望。但从其凸显自我感受的言语来看，又岂会纯粹是因“生意应酬”所需，而“不得不”为之。只不过在家里，他当然乐得妻子将此类行为归为与家庭正义无涉的“生意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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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年轻的一辈在“自我”观念方面，变现得更为直接、突出。无论是老实打工的程敬祖、程敬宗、程敬山、程敬道、程文远，还是“晃悠”的程敬修、程敬业，都更看重同学、朋友关系，将它们排在了比宗亲关系更靠近“自我”的位置。尤其像程远文这么年轻的人，对同学、朋友聚会显然远比宗族活动感兴趣。可以说，年轻一辈越来越看重依据自己的情感或利益偏好而发展和维系社会关系网络。相比较而言，他们对血缘、地缘等初生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视程度，则在下降。从年轻一辈与笔者的谈话来看，其表述方式也显得比老一辈的村民更加直接，不再用一大堆绕弯的语词，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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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关系方面，年轻村民对大家庭的意识较之于祖辈、父辈已经淡漠很多。家庭富裕者，如程福稻及其三个姐姐之间，除了象征性的礼物之外，作为生意上的资本已不能再互通有无。家境较一般者，如程守德、程守智家也如此。程敬修、程敬道兄弟对各自小家庭的盘算是一清二楚的。尽管程守德夫妇着急，程敬道对程敬修“晃悠”从不予以干涉。而程敬修虽在姐姐程敬思因计划生育陷入麻烦时，为她筹借了5万元罚款解围，但债务关系是不能含糊的。程敬山尽管长期不在家，无法照顾父母，但当妹妹程敬娴求助于父母在程村养猪时，还是与之发生了口角。至于经济状况较差的程守宽家，程敬祖、程敬宗、程敬业三兄弟更是各家管自家事。程敬祖、程敬宗虽然表示看不惯程敬业“晃悠”，却也同样不会真正加以干涉。可见，在年轻一辈的兄弟姐妹间，以小家庭为单位的“自我”边界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对于父母的要求，则以“自我”为中心，援用了类似于“大家庭”的原则，让父母帮忙盖房、抚养小孩，等等。从表面看上去，这似乎仍有“大家庭理想”的痕迹，但其内在逻辑则是倒向年轻一辈的“自我”中心。二者性质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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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益色彩更浓厚的领域，如基层“官场”中，“自我”中心和实利化的现象则显得更为严重。虽然程成信表示，由于基层“官场”本身不大，所以真正能够根据利益不断更换派系的机会并不太多，但很显然，派系的产生和维系，与镇官们以“自我”为中心的实利算计分不开。亲属关系网络虽然在派系的产生与维系中起很重要的作用，但其首要原则仍是满足“自我”利益，而不是亲属关系原本要求的“人伦”原则。至于村民自治中的派系，虽常有宗亲网络的影子，但无疑也掺杂了大量参与者“自我”利益的考量。总之，在“自我”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中，将谁放在更加紧密的位置上，其原则首先是工具性的。这是笔者所称典型的“工具性圈层格局”（2010：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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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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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家庭纵向世代积累是宗亲网络，而由横向联姻而成的则是姻亲网络。这两张网络构成了程村人基本的亲属关系，以下分别略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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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氏族谱》固然未必是一种真实的“记载”，而是不断被人创造出来的文本。在这个文本中，不同时代的程村族老和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自程颢以后世代繁衍的、完整的宗亲谱系。它虽未必真实可靠，但至少还是可以说明，程村人曾经高度看重宗亲关系网络。同时，程村“古村落”本身更是一本不会说谎的“书”。“古村落”中的房子横成排、纵成列，无疑说明整个村庄是遵循一种统一的规划而建成的。明清时期，能在乡村中起到这种组织协调作用的便是宗族。程氏大宗祠及其他宗祠的建设，很显然也说明宗亲网络曾经在程村的公共生活中扮演过支配性的角色。而村中书院的设置，以及各种关于宗族支持寒门子弟经过书院考取功名的故事，则彰显了儒家文化和宗亲社会关系网络相结合的色彩。此外，据程守德等族老关于1949年程村人组织船队前往桐城拜太公的回忆，更说明宗亲网络的凝聚力相当之强。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宗族占有大量公共财产，如耕地、山林等，用于支持宗亲的各种公共活动及救济贫困宗亲。这些景象与林耀华描述的拜祖（2000：49）、弗里德曼分析的宗族功能（2000：21），大体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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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宗族被禁止活动，更不再占有公共财产。但是，宗亲网络很显然还为村民在非正式场合所看重。处理宗亲关系的原则，被认为是家庭“人伦”关系的扩展。同样从“人伦”原则来看，在此时期的程村，处理宗亲关系的故事中也有“反面”角色。如程成功原本是程南山未出“五服”的堂叔，可他非但未按照“人伦”原则对程南山给予适当照顾，反而力图按照“阶级”话语的要求，与程南山划清界限。另外，在依照权力标准的社会层级中，程成功比普通村民有着高得多的地位。在对此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其他村民给出了程成功“性能力不行”的“解释”。这种近似于“断子绝孙”的“诅咒”，不能不说是普通村民对于程成功因权力分层，而突破社区原有“人伦”原则，处理宗亲关系的深刻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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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村庄的组织管理毕竟进入了一个“单位化”的过程（毛丹，2000：5）。因此，宗亲关系在“革命”话语的作用下也并非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如在1965年程村大队第一和第十生产队的山林、旱土划分纠纷中，程守宽就没有依据宗亲关系远近站在第十队。相反，依据居住、行政管理关系，他选择了积极支持自家所在的第一队，甚至为此不惜与大队支书程成仁直接对骂。而且，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他的个人偏好。事实上，当时第一队的普通社员都支持他。但同样值得注意，在与公共财产无涉的人际关系领域，宗亲仍在一定程度上有影响。即使程守宽作为程村武斗的急先锋，也高度认可并遵守了程守德所提出的，在政治运动中要注意保护宗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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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后，除了在村民自治选举中地方政府明确禁止“宗族房头势力”之外，宗亲网络不再为基层组织所压制。但与1949年前的重要区别在于，宗族已不再日常地占有大量公共财产。在修族谱、修香火堂、拜祖等活动中，一般是“一事一议”，单次筹集经费。在这些活动中，程村的宗亲网络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活力。程守德参与重修族谱，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募集到巨额资金，甚至引得时任副镇长方立正感慨，农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这中间固然有程守德所说，宗族活动财务比村委会更透明的原因，但归根结底，首先还在于村民认为这是“自己的事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组织活动还不仅限于单个村庄。如程守德就靠着自出路费、外地宗亲接待吃住，游历了不少地方。此外，程村人红白喜事，尤其是丧礼，仍主要由宗亲操办。在这种人生礼仪中，如无特殊情况，至少“五服”以内的宗亲要参与帮忙。至于喝喜酒、送人情的范围则更大一点，除外迁者，一般同一房支的宗亲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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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普通程村人都承认，较之于1949年前，宗亲关系的重要性已明显弱化，而依据实利原则结成的关系则在强化。同样因为1965年有争议的那片林地，2008年因陶瓷厂征地再度引起纠纷。如前文所述，一开始，江北和南塘两个自然村所争的似乎是对宗亲具有象征意义的“太公山”。但是，程守宽、程守德等人很快发现，人们所争的乃是实利，与“太公山”无关。而且，正因为所争为实利，在江北自然村内部，村民难以团结起来，程守宽、程守德等人旋即退出了集体行动。至于程守智，则从根本上认为，“分田到户”后程村人看重的是各家各户怎么赚钱，宗亲关系对此目的有利则受重视，否则就难以受重视。以至于他认为，与陈姓村民的关系比程姓宗亲还好，也是很自然的现象。毋庸置疑，他是一个对公共事务很热心的人，但他更为关注的是村务，而非宗亲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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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宗亲仍是程村人基于家庭扩展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这种扩展较之于1949年前的宗亲网络，已明显有了诸多限制。概而言之，它主要集中于自然村公共事务、宗族公共仪式及个人重要人生礼仪。在经济经营领域，人们则越来越看重市场原则，越是经济上的成功者越是如此。如在程守义和程福稻父子的经营中，宗亲关系网络即是被严格排斥的，除非对方本身是生意上的伙伴。在用工时，程福稻认为，如果“按照资本增值本身的规律要求办事”，就不能聘请同宗村民。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他不愿意在劳资关系中掺杂其他关系。他明确指出，外地陌生人更方便管理。由此，在他的石材厂，只有随时可另找人替代的厨师，才是从宗亲中聘请的。在村庄政治领域，宗亲虽有一定影响，但实利因素更居主导地位。由此，在票决制下，梁、陈姓村民也常可担任支书、村主任等主要村干部职务。程前进协助镇政府谋取程村“洼地”，无疑也表明，村干部为自我利益已毫不把宗亲利益当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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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宗亲相比，宗族文化下的姻亲关系对于家庭而言，虽然相对次要，却也绝对不可或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一部分靠她个人的能力，另一方面则靠娘家的地位影响。但是，在宗族主导乡村社会时，如非特殊情况，姻亲关系不宜介入一个家庭的日常纷争。只有在家庭出现重大纠纷时，舅权才作为姻亲关系的代表发挥重要作用。在妇女的丧礼上，姻亲的位置被最突出地表现出来。此外，若某家庭的妇女死于非命，姻亲可能作为一种反常的应对机制出现，如娘家人组织“打命案”（谭同学，2010：161）。在1949年前，程村妇女的地位及姻亲关系在家庭中所起的作用，正是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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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受到了国家权力的支持，“半边天”的说法可谓深入人心。当然，不得不提到的是，就程村的情况而言，妇女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代价。原本不用介入体力劳动的家庭妇女，被“解放”出来，进入了体力劳动的大军。尤其是在大集体时期，无论是程守德、程守宽等人的母亲辈，还是程菊等“知识”女性，抑或程成仁等干部的妻子，都无一例外地如同男性劳动力一样，参与生产队的所有劳动环节。从程守义挪用公款后依靠姑母的钱填补亏空，程守德逃港被抓后由其妻弟从深圳接回家等事例看，在“阶级”话语主导时期，姻亲关系无疑变得比以往更重要了一些。不过，从家庭日常互动来看，因为“单位化”的生产和生活体制，他们还是与本生产队的村民，客观上也即宗亲，有更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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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田到户”后，宗亲关系在程村一度回潮，但并没有相应地导致姻亲关系对家庭影响力下降。程成仁缺乏长远眼光却又固执地干涉子女婚姻，其子女婚后的家庭经济状况一直很不如意。对此，不仅其子女抱怨较多，而且周围的村民也常将之作为嘲讽程成仁的笑料。这些抱怨、嘲讽表明，村民十分看重姻亲关系对一个家庭的影响。姻亲关系在村民的家庭经济经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好坏，与姻亲关系网络中其他家庭经济状况的好坏密切相关。程成仁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制约了他女儿家经济状况的改善。同样，程成仁为其儿子程守望选定的岳家经济状况不好，也制约了程守望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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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程成仁相反，程守义在为儿子程福稻选择婚姻对象时，即便不是首先考虑，至少也重点考虑了对象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背景。程福稻本来另外看中两个对象，但是程守义说服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后面当然也包含了程福稻经再三考虑，认可了父亲提出的婚姻标准）。程福稻的岳父是圩郊村的老支书，妻姐在栖市卫生局工作，无疑在社会关系网络上可为他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两个妻兄均已开办石材厂多年，而他妻子也曾在他们的石材厂积累了管理经验。考虑到石材加工业正是程福稻要进入的、一个全新的投资领域，这张姻亲关系网络对他的生意，无疑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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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村民而言，姻亲关系也同样变得日益重要。如程守德的女儿程敬思和女婿陈生曾选择在渡桥镇，而不是陈生所在的城郊镇开餐馆，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看重程敬思在渡桥镇亲属关系网络比较广。也正由此，在城郊镇计生办未能找到程敬思夫妇索要超生罚款之后，不是关押陈生在城郊镇的父母，而是关押了程守德。程敬思夫妇开餐馆失败之后，即在石材厂打工，但地点仍选择了在渡桥镇。程守智的女儿程敬娴也如此，虽已结婚多年，但如无特殊情况，她白天一般都生活在程村。她尝试办小型养猪场，地点也在程村。从程守智、李静夫妇的角度看，女儿在（娘）“家”的时间，远比儿子程敬山在家的时间多。而且，在程村，像这种出嫁后要么进城打工、要么就长住娘家的情况，并非鲜见。不少在程村外公、外婆家成长的小孩，甚至和父亲老家的亲戚从没见过几面。在此类事例中，姻亲关系对家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与掩映在宗亲权力下、只掌握“后台权力”的情况相比（李霞，2010：234），姻亲关系正趋向于变成家庭“前台”显性权力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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