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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渡桥镇提出将程姓祖屋开发成旅游景点的时候，村民关于祖先的情感和认同确实一度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以至于，村民能对建筑的样式、木雕、灰塑、壁画甚至水井、道路，做出难以数计的、与祖先荣耀有关的解释。这些解释，甚至比更倾向于把它当作上级任务的程前进所提供的信息都要丰富得多。村民对待有兴趣了解其祖屋和村庄历史的人，无论是记者还是游客，又抑或笔者这样“无所事事”的“文人”，都十分热情。这绝非如同推销员那般纯粹因利而起，而是有着或多或少的情感因素。由此，当少数年轻村民质疑其关于祖先的故事不符合逻辑时，他们才会带着情绪激动地进行反驳。可是，若要村民为这种祖先的情感和荣耀付出大量金钱，进行旅游开发，在他们看来，又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以至于，像程守义这样的老板不愿意为集体拜祖多出钱，更不愿意投资开发祖屋，在其他村民看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一点上，普通村民都认可，投资必须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显然与准宗教情感下的行为逻辑要求很不同。更何况，很多村民还确信，参与偷盗、破坏绝大部分祠堂和公共堂屋的瓷雕、木雕、灰塑等有价值的古物的人，正是程村的自己人。在祖屋业已破坏，无法顺利开发成旅游景点获利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村民对它们的兴趣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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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村民在此过程中有利益考量一面，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祖先崇拜的意识就完全不起作用。尤其是对于程守德这样的“族老”而言，祖先的谱系象征仍是重要的。他一开始参与了镇官和村干部们组织的活动，后来发现后者的逻辑主要是盈利。对此，他颇有意见。在他看来，要讲祖先谱系就必须从江北自然村的祠堂开始，然后才是南塘、北塘自然村的祠堂。进而，他指责村干部们“为了赚钱连祖宗都不要”，与在程村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理学”更不相符。不过，程守德这样追求重视祖先谱系，并不能阻止大部分村民从实利的角度考虑，将所谓的祖先当作一种资源来利用。由此，在因陶瓷厂征地而争夺“太公山”的纠纷中，虽然也夹杂着祖先崇拜的因素，但江北自然村的村民真正想得到的，无外乎是征地款。具有准宗教性的祖先崇拜与实利算计，以悖论的方式在同一个行动中完全杂糅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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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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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祖先之外，不少程村中老年人都会用“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说法，来说明各式各样的自然物都值得信仰。在这方面，从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看，与村民最相近的各种故事莫过于关于“风水”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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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村落”来看，在整体布局上说明程村人的祖先非常看重“风水”的理念。首先，几个古建筑群落组成的程村，坐落于梧桐江拐弯处的平坦之地，村民都相信这就“风水”上所说的“莲花地”。几个自然村的旧建筑群，排列整齐，背靠山，面朝河流或大型水塘，与远处的低山相望，左右亦是山。其中，水塘除了有消防上的实用性之外，在村民们的自我解释中，最重要的功能是抵挡“煞气”。也即，它们显然是以人工水域的方式，弥补整个村庄“风水”天然条件上的不足。祠堂和公共堂屋大门入口的屏风，既是为了挡住“风水”中所谓由外向内的“煞气”，又是为了防止房中对人有利的“气”外泄。房屋向空中呈月牙形朝上面弯曲的防火墙，不仅是为了美观，也是克服“风水”上与房屋“相冲”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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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风水”的信仰，即使在“阶级”话语满布村庄的时候，显然也没有被村民彻底抛弃。1981年，“阶级”话语在程村尚未消退，程守智等人便和暂住在江北自然村祠堂的铁路建设工程师讨论起了祠堂的“风水”。从其叙述的故事来看，很难说这位工程师是否真的就懂“风水”，他给出的“证据”实际上仅仅是推测江北自然村村民的祖上出过高官。但是，包括程守德、程守智在内的程村人，很显然极为乐意地接受了他关于该祠堂“风水”好的解释。进而，他们找到了更多的“证据”，如用1949年后江北自然村有十余人被划为“地主”的事实，说明祠堂的“风水”确实好。这中间当然也有悖论，若祠堂“风水”果真如此好，给这些村民带来如此多财富，却何以也因此带来了“地主”这个灾难性的政治身份。只不过，因为有了“风水”信仰，村民在叙述故事时已很难意识到其中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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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因为没有了“阶级”话语压制，村民更是从建房到挑选墓地都重又公开讲究“风水”。因为宅基地有限，村民的新居没有太多选择地基朝向的余地，但请风水先生“计算”方位，或从其他角度完善设置，以符合风水知识，则是非常通行的做法。在程村，凡是新式建筑都配上了院子，而院子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为了给房子挡“煞气”，以弥补宅基地“风水”上的缺陷。在院子内部，一般村民挖小“鱼塘”、放小石狮、大门口挂镜子，有条件的则建假山、喷泉，种罗汉松、侧柏等，目的也都是挡“煞气”。而其他村民在对后者此类有炫富嫌疑的行为进行批评时，也格外强调它们不符合住房“风水”，倒像是墓地的“风水”设置。一正一反都说明，“风水”信仰仍在村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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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没有“阶级”话语压制的情况下，村民关于“风水”信仰的悖论不仅没有消失，反倒进一步加深了。当村民变得比以往更加富有，同时也更加自由以后，在自家房屋上从朝向到房屋内部装饰，乃至家具摆设的具体布局，都强调符合“风水”要求。可是，村庄的整体“风水”也恰恰就在这个过程中被破坏殆尽。为了便利，村民新居纷纷建在了路边。另外一些村民因为难以获得地基，而将房子建到了原来的田间地头。从总体上看，当今的程村布局已极其凌乱，以至于连村民都感叹其形状如“犬牙交错”。单家独户宽敞、明亮和整洁的房子配上了用水泥和红砖砌好的水沟，可是它们无法与更大的沟渠网络相配套。到了雨天，排水不畅的新居周围常有污水和漂浮的垃圾，哪里还谈得上“风水”好。由此看，农民以单家独户为单位讲究“风水”，不仅破坏了村庄整体的“风水”，最终也破坏了自家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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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关于“风水”的信仰实际上也可以是主要聚焦于室内摆设的“风水”。在香港及内地不少大城市，随着城市化发展，人们越来越少有选择房子朝向的余地，便越来越注重并倾向于相信室内设置如能在“风水”上得体，也能给居住者带来足够好的影响（朱光亚，2005）。但问题是，程村人所信仰的“风水”理论显然依然注重村庄的整体“风水”。由此，当村庄整体“风水”被破坏后，人们陷入了焦虑甚至恐惧。在江北自然村，很多村民都相信，村口牌坊隔着马路被“大队部一条街”建房挡住而变成了“死门”，该自然村祠堂大门隔着晒谷场也被村民建房挡住，而且侧面又有过高的芭蕉，其“风水”已由好变坏。进而，他们相信，村庄的整体“风水”被破坏，让村庄陷入了“死气沉沉”的境地，村民陷入了厄运。其中，最让村民感到恐惧的事情，是该自然村中近年连续不断的非正常死亡事件。此外，村民也用江北自然村整体的“风水”被破坏，用来解释渡桥镇政府在做“古村落”旅游开发计划时，为何重视南塘、北塘自然村，而撇开了在宗族谱系上更靠前的江北自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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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风水”是村民眼中自然所隐含的神秘力量，那程村人所相信的各路神仙便是这种神秘力量的人格化，它们都服务于人们的现世生活。他们相信太上老君的存在，并不是真有村民想求得长生不老，而主要是请这位“老君”为人镇“邪”、除“妖”。现世生活中的人生避免不了烦恼、忧虑之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人格化的神秘力量即可能成为人们寄希望的一种选择。由此，即使在“阶级”话语盛行的条件下，还是有程守宽这样的村民偷偷地拜观音菩萨。而他自己也承认，信仰上的转变具有某种讽刺性。作为曾经的“红旗派”突击手，他亲手用木板制作了偶像，用牌位代替观世音菩萨进行祭拜。更讽刺还在于，他并不是标准的佛教徒，拜佛和拜祖先对他来说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子。以至于，他认为观世音应该也能理解，他在意识形态压力下权宜地用木牌代替菩萨。在偶然见到“实效”后，他变得更加相信“佛”的存在，而且“佛”完全是通人心的，只要虔诚相求即可获得回应。然而，在心态上，他很显然进行了选择性地筛选。求子得子谓之“灵”，求女未得女，他却并不认为原因是“佛”不“灵”或“佛”根本不存在。这个心态变化过程，其实遵循的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不信自己不愿意相信的。如程守宽这样对待“佛”的村民，在程村还不在少数。以至于在外界压力消失之后，很多村民都把前往梵县某寺庙烧香，当作重要的积善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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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道之外，地方性的神汉、神婆乃至普通路人，都在某些场合下可能被程村人认为可以与“各路神仙”进行沟通。这即是程守宽所说的“三教九流什么都信”。如他在其小孙子生病的情况下，除了就医之外，就曾请人在一棵树上施“法”。他相信，如有“过路君子”念一念红榜上的文字，小孙子便能“一觉睡到大天光”。此外，他还请了“问仙婆”让“河公”“河婆”帮忙为小孙子治病。而在程村的医生看来，他小孙子的病症在西医视角下可能是缺钙，在中医视角下则可能源于湿热。无论是西医还是中医，程守宽当然也是相信的，否则就不会带小孙子去看医生了。但同时，这并不妨碍他既求助于地方化了的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不过，在当下的程村，从总体上看，村民对各路“神仙”的信仰都不能跟致富有太大的冲突。不少村民拜关公、地藏菩萨、龙母，最重要的目的是致富（可悖论在于暴富的手段，如贩毒，根本就是这些“神仙”所不允许的）。甚至于，即使在原本只允许唯物论存在的基层“官场”，因为不少干部相信“官运”的说法，为求好“官运”而崇拜神明，也非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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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形的“风水”、具体人格化的神明之外，在程村人眼里，“报”也是自然空间与时间中弥散着的一种神秘机制。“报”有各式各样，但基本的预设则和“心”正与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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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属网络领域，“报”是比较具体的，即“报恩”或“报怨”。程南山一家得到叔叔程成邦特别照顾，被程村人当成是“报”的典型。一方面，从程成友、程南山的角度来说，这是符合兄弟人伦的善行，终有好“报”。另一方面，从程成邦的角度来说，这是知恩图“报”。在另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中，程成功对待兄弟完全没有尽到人伦之善，而在年老后不得不依靠两个侄儿，两个侄儿对他还算过得去。在其他村民看来，程成功的侄儿们即是“以德报怨”。在程成仁与程立国及其儿子程成恒、程成信的拟制亲属关系中，程成仁大权在握时对程成恒、程成信给予了特殊的照顾。可是，在程成仁晚年失去权力并陷入人生困境后，程成恒、程成信从未给程成仁以照顾，甚至连其他普通村民都比不上。在村民看来，这无疑就是不懂得“报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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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程成仁本人及其老搭档程成功，大多数村民则认为，他们以前做得不对的事情太多，晚年遭了“报应”。这种“报”介乎于具体和抽象之间。一方面，它指的是具体的回报，即他们在人际关系上原来得罪的人太多，此时难从他人那里得到好的回报。另一方面，它指的是神秘的惩罚，即他们原来的“过”带来了“罚”。与此相对，程守义人生的成功也被村民认为是“报”的结果，既指他原来得罪人少、交朋友多带来了人际关系上的回报，也指他无“过”而带来了神秘的“赏”。在这些“报”中，显然蕴含了一种神秘力量所监控的正义及奖惩机制。也由此，程守义认为晚年“扣女”太多，会遭“报应”、折寿。同理，村民相信程成信担任干部之后贪污腐败、不懂得报恩，最终也遭到了“报应”，他外孙听力有缺陷即是“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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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程守义相信“报”，还是程成信根本就不相信“报”，“报”的说法并不能完全阻止他们继续做想做的事情。程守义一如既往地“扣女”，程成信则干脆认为别人没有机会“走后门”而心态不好、有阴暗心理。对普通村民而言也如此，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既相信“报”，却又并不完全相信。同时，在金钱、权力主导的社会关系中，他们并不能指望“报”改变太多的东西，以让社会更公平。由此，他们便将“报”延长到了时间领域，看重安详的人生终点甚至隔“世”的“报”。如程守德感叹，有无好“报”均不重要，最后死得好，就是最大也是最好的“报”。好心肠的程敬军英年早逝后，程守宽即认为，他后代还是会有好“报”。渡桥居委会某人在武斗中残忍地打死过倒地求饶的人，虽未被追究责任，但患癌症而死，以及他女儿离婚、大儿子患癫痫并失踪、小儿子痴呆等，都被当作了“报”。“三鹿”毒奶粉的制造商未得到程守宽认可的惩罚，也被认为“不是不报，是时候冇到”。而在程守德看来，程成仁至死都不信“报”，无疑是很不幸的。因为，不信“报”，心里便无法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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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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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村基督徒以女性为主，其信仰实践与表达也不无张力。从自我认知和表达上来说，所有人都认可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是冒充的身份。但是，若从信仰实践的角度看，其改信基督教以及信仰基督教之后的具体行为，又有相当多其他的因素夹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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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程守宽的母亲麦老太成为基督教在程村传播的“种子”这件事看，农民信仰基督教者原本不多，而在其后的“阶级”话语直接压力下以及唯物论的间接影响下，继续坚定基督信仰者就更少。即便继续坚持信仰，在公开的行为实践上，也刻意地省略掉了仪式。“阶级”话语在乡村消退之后，麦老太是传播基督教的积极分子，而且传教首先也是从亲属关系网络开始的，却并没有其他农民接受她所强调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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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才有一部分村民（其中又以妇女居多）改信基督教。从他们改信的过程来看，无一不是发生于人生面临重大挫折、变化，且与“病急投医”式的“灵验”体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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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个活跃的女性基督徒当中，麦老太的大儿媳冯兰是最先接受其劝说者。冯某改信的直接原因即是家中接二连三遇到了不幸，而在这种人生逆境中，不论是世俗的亲属关系网络，还是当代乡村中广泛流行的“三教九流”的“神明”，都没有能够解决她的问题。原本冯兰认为，“上帝”乃是西方人的神，没法提供她所需要的“药方”。但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她最终还是选择了试试。当她发现比此前试过的“三教九流”更“灵验”后，即改信了基督。冯兰的二弟媳张某信仰基督也有直接目的，即是让儿子戒掉赌博。一旦在信仰上有了“上帝安排”这个前提之后，她便“合情合理”地接受了丈夫程守忠病逝这一残酷现实。而她儿子迫于世俗压力终究放弃了赌博，更“验证”了张某的信仰。冯某的大弟媳练某原本认为信仰基督教乃是“装神弄鬼”，但在水性极好的丈夫程守恕意外溺亡，并常梦见丈夫很恐怖的样子的情况下，也改信了基督。而且，不久后就“灵验”地不再梦见其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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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菊改信基督教，一则和她与丈夫程守德生病有关，二则与女儿、女婿牵连而遇“冤枉”有关。先是女儿、女婿因镇官大肆吃喝、打白条而导致餐馆经营失败、亏空4万余元，后又因其数年前的超生行为而导致程守德被“报复性”地关押，花了5万元方“赎”回。这个过程无疑有“病急投医”，以及有“冤”无处伸而求心理宽慰的因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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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冯兰及其妯娌、程菊等人，程秀家的经济条件要好得多。但是，富裕家庭也有富裕家庭的烦恼。其丈夫程守义“找小姐”“包二奶”，外加长期与有夫之妇保持“男女朋友”关系，使得他们的婚姻陷入了严重危机。可在这样的状态下，她并不愿意按照夫妻平等的“权利逻辑”选择离婚，而是基于将生活继续过下去的考虑，力图将家庭维持下去（恰好在这一点上，程守义与之尚有“共识”）。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就没有权利意识，没有对家庭正义的追求，没有心态上的不平衡。只不过，一旦她给自己限定在不离婚的条件下继续将生活过下去，就只能从争取世俗权利之外的方式，来考虑实现心态“和谐”。除当面责骂程守义“老封建”“天打雷劈”之外，信奉超出世俗正义的宗教，便是选择之一。她先信佛，因不懂经书而加入了有人带领诵经的基督教。若仅从信教动机来看，对她而言，佛教与基督教未必就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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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个妇女改信基督的过程，不难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困难确实是促使村民信仰基督教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并非直接导致了这类行为选择，相反经过了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这些遇到困难的村民没有能够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不仅国家无暇顾及，就连核心家庭以外的亲属关系网络也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这一功能。“苦难”是她们走向宗教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并非“苦难”本身直接地将之推向了宗教，而是在她们必须单家独户甚至个人面对“苦难”时，才真正距离宗教不远了（基督教只是其中的一种选择）。再加上，在男权主义仍十分盛行的农村地区，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成为对“苦难”最敏感的人群[4]。这或是农村基督徒以中老年女性为主的一个重要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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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改信基督教的实践行为，与现实社会结构、人生“苦难”事件有关系。这一特点让她们在所有的宗教实践环节中，都带上了“不纯正”的色彩。以至于，在渡桥圩镇福音堂的专业神职人员看来，程村农民基督徒的观念和行为实在太不标准，到处充满着“杂质”。只不过，因为这种行为太过普遍，同时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基督教，神职人员不得不容忍了这些“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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