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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文本”部分提供的经验材料来看，几乎每个农民的人生史都充满了变化，有的甚至还很剧烈。不少农民对人生做出选择，不乏彷徨、矛盾和悖论。在本书“阅读”部分，经由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等角度的理论“有色眼镜”透视后，也不难发现，农民人生选择中的彷徨、矛盾和悖论并不是简单的个体心理习惯，而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根源。由此，在反思农民日常生活“哲学”的时候，两方面同时得到关照和叙述，或许是有必要的。在“阅读”农民人生史的基础上，本书后文将从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等角度，尝试对农民日常生活“哲学”略作反思，以期对这一话题的理解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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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该项研究经修改后即为拙著《桥村有道》（谭同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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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许由于当代历史学家们接受现代专题研究的思路已然太深，《柳》的人生史研究虽影响甚大，却也似不乏被误解。以至于，众多称颂者夸赞的乃是其“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刘梦溪，1990），而非其论题本身。就连对陈寅恪敬仰有加的历史学家严耕望也认为，该书“论题太小，又非关键人物”，“除了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之外，实无多大意义”（2011：172）。诚然，陈寅恪自己在赠吴宓的诗中确实说过，此举乃“著书唯剩颂红妆”（2009d：137）。但除了谦虚之由外，这恐与他在“阶级”话语盛行的社会环境下从事这一敏感人生史书写而不得有所隐晦，不无关系。他在为王国维写挽联时即已洞穿个人生死之意（陈寅恪，2009a：246），且在1953年11月受邀任中科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敏感时期，敢于要求在研究上不以奉马克思主义为前提（卞僧慧，2010：284～285）。若只为“发泄一己激愤”，他多的是便捷的途径，又何需在双目失明的风烛残年，倾注所有心血，作此浩大工程。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寅恪是抢在人生落幕之前做一项至少自认为极其重要的研究（人们常引其“颂红妆”之句，却似乎完全忘了，他赠吴宓之诗的结尾之句是：“为口东坡休自笑，老来事业未荒唐”［2009d：137］）。并且，若说“旧”，它比之于梁启超、胡适的“新史学”无疑更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住了司马迁式“旧史学”的主脉。若说“新”，它比之于当代西方历史学家在反思年鉴派“新史学”基础上形成的，并试图将人类学、文化心理学与史学相结合的“心态史”（勒华—拉杜里，1997）、“微观史”（金兹伯格，1992）、“新文化史”（林·亨特，2011），又何止“超前”了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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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铭铭还建议，选择一位重要却非路人皆知的“非常人”为对象，研究其整个人生（2010：5），并以司马相如的人生史作了一个分析示例（236～339）。这无疑有其洞见。不过，笔者在本书中并未完全遵从这样的建议。其考虑有三：对当下存世者的人生史考察，难以划出终点；社会结构、文化与心态都是逝者与生者不断接续的过程，似不必强求以人生终结划界；人生及其所涉的社会结构、文化和心态都是众人互动出来的，同时考察具有互动关系的多个人生史或可能更有社会立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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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本书研究主旨而言，笔者更看中吴飞在该研究中所附录他母亲关于他外婆人生的口述史（2009：292～317）。它以与自杀相对立的正面叙述，阐释了一种过好日子的普通人生努力。或因为至亲转述，其所呈现人生随世事剧变而跌宕起伏，却为追求过好日子从未有心态上的矛盾、缝隙。相比而言，本书所述程村人的人生中则充满了欲望与现实以及心态上的悖论、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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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直接受到了吴飞关于“过日子”之论述的启发。不过，吴飞较注重“过日子”的方法论意义，与bare life一样不包含任何附加的好坏善恶，而又与“自然状态”不同（2009：32）。笔者不才，恐难从中西比较哲学的高度把握其分析力度与精度，姑且权宜用另一通俗概念组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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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沟口雄三曾指出，在“公”与“私”的对照意义上，这里强调的是“对共、均、平的调和的追求”，个人欲望无节制扩充方被认为是损公，应受到社会与道德非难（2011a：21）。也即，它并非简单、绝对无条件地否定“私”欲，而与他人、群的关系密切相关（2011b：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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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漱溟对儒家价值的强调甚至使得他因此而成了一种标志，以致曾被人称之为“最后的儒家”（艾恺，1996）。虽然“最后”二字值得商榷，儒家精神对其乡村建设运动实践有深刻影响，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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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自其作品发表后，即不乏批评者。如托尼就认为，韦伯夸大了教会组织和宗教教义对新文明经济特征所起的决定性作用（2006：172）；而近年格林菲尔德则从与之相反的角度进行立论，认为社会对物欲驱动力及其戏剧性稳定机制的态度变化背后，存在着一个新的世俗集体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来源（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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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一传统直接影响到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主题设置，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成了后者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相关的理论谱系及其发展，可参看布洛克（1975）、塞顿（1978）、温妮（2002）、凯伊思等（2014）的详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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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涂尔干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滕尼斯也对现代性兴起前后两种社会结合方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现代性兴起之后的社会整合方式才是“社会”，而此前的则是“共同体”（19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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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值得指出的是，将威利斯的论述与涂尔干研究传统联系起来讨论，主要是考虑到其对劳动分工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关注。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研究则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不无亲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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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至于当代西方理论家们认为，若论及批判西方模式的现代社会，三个“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都是关键人物（萧延中，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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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阿尔托倡导“残酷戏剧”，认为戏剧应让人摆脱文明的压制，解放自己天生的能力。而用神秘的奇景，如呻吟、尖叫、脉动式的灯光效应、异常的舞台木偶和道具等，震撼观众，是通向这种戏剧的办法（19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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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影《黑客帝国》（Matrix）及其续集分别于1999年和2003年上映。其故事梗概为：计算机变得智能化后，建立了矩阵系统控制人类，在人身上插满管线，以虚拟信号欺骗人类大脑，让人以为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里。少数未被计算机控制的人以黑客身份破坏系统，力图将其他人解救出来。但也有人在被解救的过程中，感到真实世界很痛苦，而计算机虚拟世界的生活则很舒服，美食、佳人应有尽有，于是为继续待在虚拟世界而背叛人类、倒戈相向。与此类似，詹姆逊指出现代社会病乃是“单一的现代性”（2005），而哈贝马斯称之为“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2000：4～9）。里茨尔（1999）则以大量经验材料说明了“社会的麦当劳化”机制（可计算化、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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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十三章 天人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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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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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有一套自己的道理。从程村人的人生史来看，这套道理虽然远没有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标准，却大致可用“知足常乐”或“天人相协调”概括之。有了“天人相协调”的世界观，有了“知足常乐”的心态，即顺理成章地主张尽可能地适应自然本身的规律，对之加以利用，以满足人的需要。这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利用大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不足，但也有主观原因，即主动调整自己的欲望，以适应大自然能提供的可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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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对待物的道理，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有着鲜明的表现。程村农民并非没有得到更高产出的欲望，依照传统却秉持一种观点，土地与女人一样，只有得到一定的养护，才能有更好的产出，而不能无限制地榨取。在土地可持续地依照自身规律得以养护、提供产出，与农民提高产出的欲望之间，毫无疑问有矛盾。为了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农民做出的文化选择是勤俭，即一方面抑制欲望，另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尽可能地在不破坏土地自然循环能力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经济，在现代经济分类中属于小农经济。这种文化，也被现代人认作为小农文化。或许不无争论，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正是因为有了“天人相协调”的世界观和“知足常乐”的心态，那些破坏自然自身循环原理的科技即难以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对象[1]。如果不顾土地自身循环的规律，拼命榨取，一是可能遭来自然惩罚，未必能得到好生活，二是从道德上被认为“心术”不正，有违人们待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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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口多起来，主观上不愿、客观技术上也不能压榨自然之物，物质财富的调节就变得十分重要。程村农民或许并不懂得太多“圣人”之“礼”，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懂得“圣人”之“理”。其应对之策有二：一是尽量不将与他人攀比财富，作为自己人生意义的核心内容；二是依据人伦原则相互周济与扶持。前者集中于欲望结构的调整，后者集中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程村人强调兄弟互帮互助有好“报”的故事，从客观功能上说即农民以人伦关系，合理解决其在物的方面面临的困境。当然，此类应对之策的效果也不应被无限夸大。事实上，宗亲内部的财富分化终归是明显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革命”改变物的关系，同时也即人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基础。只是，它并不是农民改变人与物的关系所持之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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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农民这套对待物的道理终究还是受到了根本上的挑战。征服自然，并借此征服他者，作为一种“先进”的待物之理，成为摆在追求“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事实”。一方面，农民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利用物的效率确实大幅度提高。具体而言，通过改善水利条件，采用更好的种子，程村农民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然大大提高。虽是改造自然，却仍是循自然自身之理为之，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农民对物的欲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仍是在适应物的自然规律条件下增长。不过，事情也出现了走过头的一面。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套新的待物之理，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倾向。其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说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对物超常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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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政治精英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待物之理外，普通农民并不认可这种人与物的关系。甚至于，他们完全知道这种欲望所支配的待物之理，是错误的，也是损害自己利益的。但在“集权”体制下，迫于“阶级”话语压力，即使有不同意见，却也少有人敢发表出来。实践证明，这种“超自然”的欲望以及对待事物的道理，最终带来了灾难。不得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农民正常待物的道理才又受到尊重。不过，农民的“私”欲并未同时得到尊重。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物的生产回归了理性欲望，开始尊重自然规律，也即物的自然之理，但对物的分配，也即物的社会之理，仍倾向于抑制家庭和个人之“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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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和个人的“私”欲得到肯定之后，原本依靠自上而下推动以征服自然的欲望为基础的、“先进”的待物之理，终于被农民主动接受。受到鼓励的“私”欲被运用到待物的道理中后，出现了一个在物质上，而不是在道德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攀比过程。新涌现出来的物质财富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农民这种欲望，而在物质标准差别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状态下，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均在心态上能以积极的方式面对。不过，不管怎么说，“知足常乐”的心态还是在农民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此前那般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中，开始受到挑战的。越来越先进的利用物的技术迅速被运用到待物之理中，典型的如化肥、农药投入量剧增，成为农民向自然界索取更多满足欲望之物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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