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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涂尔干的论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滕尼斯也对现代性兴起前后两种社会结合方式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现代性兴起之后的社会整合方式才是“社会”，而此前的则是“共同体”（19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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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值得指出的是，将威利斯的论述与涂尔干研究传统联系起来讨论，主要是考虑到其对劳动分工以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关注。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研究则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不无亲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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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至于当代西方理论家们认为，若论及批判西方模式的现代社会，三个“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都是关键人物（萧延中，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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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阿尔托倡导“残酷戏剧”，认为戏剧应让人摆脱文明的压制，解放自己天生的能力。而用神秘的奇景，如呻吟、尖叫、脉动式的灯光效应、异常的舞台木偶和道具等，震撼观众，是通向这种戏剧的办法（199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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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电影《黑客帝国》（Matrix）及其续集分别于1999年和2003年上映。其故事梗概为：计算机变得智能化后，建立了矩阵系统控制人类，在人身上插满管线，以虚拟信号欺骗人类大脑，让人以为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里。少数未被计算机控制的人以黑客身份破坏系统，力图将其他人解救出来。但也有人在被解救的过程中，感到真实世界很痛苦，而计算机虚拟世界的生活则很舒服，美食、佳人应有尽有，于是为继续待在虚拟世界而背叛人类、倒戈相向。与此类似，詹姆逊指出现代社会病乃是“单一的现代性”（2005），而哈贝马斯称之为“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殖民（2000：4～9）。里茨尔（1999）则以大量经验材料说明了“社会的麦当劳化”机制（可计算化、程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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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十三章 天人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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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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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如何处理人与物的关系，乡土社会中的农民有一套自己的道理。从程村人的人生史来看，这套道理虽然远没有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圣人”标准，却大致可用“知足常乐”或“天人相协调”概括之。有了“天人相协调”的世界观，有了“知足常乐”的心态，即顺理成章地主张尽可能地适应自然本身的规律，对之加以利用，以满足人的需要。这固然有其客观原因，譬如利用大自然的科学技术手段不足，但也有主观原因，即主动调整自己的欲望，以适应大自然能提供的可用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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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对待物的道理，在土地利用过程中有着鲜明的表现。程村农民并非没有得到更高产出的欲望，依照传统却秉持一种观点，土地与女人一样，只有得到一定的养护，才能有更好的产出，而不能无限制地榨取。在土地可持续地依照自身规律得以养护、提供产出，与农民提高产出的欲望之间，毫无疑问有矛盾。为了尽可能地化解这一矛盾，农民做出的文化选择是勤俭，即一方面抑制欲望，另一方面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以尽可能地在不破坏土地自然循环能力的前提下，满足自己的欲望。这种经济，在现代经济分类中属于小农经济。这种文化，也被现代人认作为小农文化。或许不无争论，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正是因为有了“天人相协调”的世界观和“知足常乐”的心态，那些破坏自然自身循环原理的科技即难以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对象[1]。如果不顾土地自身循环的规律，拼命榨取，一是可能遭来自然惩罚，未必能得到好生活，二是从道德上被认为“心术”不正，有违人们待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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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口多起来，主观上不愿、客观技术上也不能压榨自然之物，物质财富的调节就变得十分重要。程村农民或许并不懂得太多“圣人”之“礼”，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懂得“圣人”之“理”。其应对之策有二：一是尽量不将与他人攀比财富，作为自己人生意义的核心内容；二是依据人伦原则相互周济与扶持。前者集中于欲望结构的调整，后者集中于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程村人强调兄弟互帮互助有好“报”的故事，从客观功能上说即农民以人伦关系，合理解决其在物的方面面临的困境。当然，此类应对之策的效果也不应被无限夸大。事实上，宗亲内部的财富分化终归是明显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革命”改变物的关系，同时也即人的关系，并不是没有基础。只是，它并不是农民改变人与物的关系所持之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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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农民这套对待物的道理终究还是受到了根本上的挑战。征服自然，并借此征服他者，作为一种“先进”的待物之理，成为摆在追求“先进”的现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事实”。一方面，农民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利用物的效率确实大幅度提高。具体而言，通过改善水利条件，采用更好的种子，程村农民改造自然的能力显然大大提高。虽是改造自然，却仍是循自然自身之理为之，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农民对物的欲望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但仍是在适应物的自然规律条件下增长。不过，事情也出现了走过头的一面。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套新的待物之理，出现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倾向。其中，“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说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对物超常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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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少数政治精英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待物之理外，普通农民并不认可这种人与物的关系。甚至于，他们完全知道这种欲望所支配的待物之理，是错误的，也是损害自己利益的。但在“集权”体制下，迫于“阶级”话语压力，即使有不同意见，却也少有人敢发表出来。实践证明，这种“超自然”的欲望以及对待事物的道理，最终带来了灾难。不得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之后，农民正常待物的道理才又受到尊重。不过，农民的“私”欲并未同时得到尊重。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对物的生产回归了理性欲望，开始尊重自然规律，也即物的自然之理，但对物的分配，也即物的社会之理，仍倾向于抑制家庭和个人之“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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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和个人的“私”欲得到肯定之后，原本依靠自上而下推动以征服自然的欲望为基础的、“先进”的待物之理，终于被农民主动接受。受到鼓励的“私”欲被运用到待物的道理中后，出现了一个在物质上，而不是在道德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攀比过程。新涌现出来的物质财富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农民这种欲望，而在物质标准差别并不是特别严重的状态下，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均在心态上能以积极的方式面对。不过，不管怎么说，“知足常乐”的心态还是在农民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此前那般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中，开始受到挑战的。越来越先进的利用物的技术迅速被运用到待物之理中，典型的如化肥、农药投入量剧增，成为农民向自然界索取更多满足欲望之物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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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以物质标准来看，在不同农民间、农村基层政府间的差距日益显著时，“先进”对“落后”的压力急剧增加。对于农民，这成了人生意义的主导内容。对于农村基层政府，这成了最核心的“一票否决”。与此相对应，人们对物的欲望急剧膨胀。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导力量，基层组织的逻辑却变成了“政商”。可是，在中度发展地区，“政商”并没有更先进的利用物的技术，可在并不违背物的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满足急剧膨胀的欲望。相反，“政商”与农民处于相似的“技术”水平，主要的手法也是“掘地”。由此，“政商”的实践陷入了悖论，为子孙后代谋发展，在某些时候却是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在推进。发展原本是为了人而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但因为欲望过度膨胀，其结果在基层实践中表现为，让人牺牲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去将就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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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基层干部对此并非没有反思。但其反思是有限度的，即以不牺牲自己的欲望为前提。基层干部反思，但绝不主动改变此格局，且在上下级间围绕着物的利益，形成了一个压力场。如此一来，为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为物的“发展”，与此标准不相符的基层官员被更适合它的官员替代，谓之“不换思维就换人”。其实质则是经济体系根据资本取得利润的需要，来选择主体，是典型的“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逻辑。农民对这类欲望超常的现象也不乏反思，但在自己的土地上，也照样压榨土地，并没有比基层干部更珍惜土地。甚至，不少农民还越过道德底线和法律限制，力争获得更多财富。在物和德的标准面前，物的标准占据了主导地位。德虽非完全不起作用，但其重要性逊色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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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得到更多的物，作为一个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手段道德评价，乃至法律限制的重要性，不同的价值也就被拉平了。因为，这意味着在物的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略有不同的是，以物为中心的平等，不仅意味着“私”欲得到肯定，而且意味着包括法在内的规则也不如物重要。那些绕过土地、环保法律的非正规经济，正说明了这个对待物的道理。在这里，“存天理、灭人欲”不仅得到了最彻底的反思，而且在肯定“人欲”之后，甚至完全颠倒了过来，“人欲”即“天理”。若有反思这种新的“天理”者，即属于“落后”“呆板”“不懂得变通”，甚至是“封建”反动，而肯定者则是“以人为本”、符合“人性”，居于“先进”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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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作为物的符号的货币，其特性除了体现为盈利和拉平所有价值之外，还有重新制造等级的功能。只不过，这种制造方式是以它自身的方式来进行的。这表现在年轻农民对时尚和审美的判断上，即货币不断地告诉人们，什么才是时尚，什么才是美。这里所谓的“时尚”和“美”，在此前、此后都不会被认为是“时尚”和“美”。在一轮又一轮的“时尚”及附着于“时尚”的“美”当中，拥有足够货币，居于引领位置者，方是社会中的佼佼者。从这个角度来说，货币一方面在摧毁原有血缘的、农业审美的社会等级，趋向“人人平等”，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制造新等级，让富者和贫者以物为象征，相区别开来。又尤其因为“半农”“半工”经济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民虽能满足温饱的基本欲望，却从根本上被决定了不可能十分富裕，达到满足引领潮流者所制定、宣扬的欲望标准的要求。由此形成的社会压力，使得寄希望于常规劳动之外暴富，成为一种常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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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统地说，这或许也可称为“拜物教”或者“拜金主义”。实际上，与它们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待物的道理，崇拜的并不是作为实体的物或货币，而是欲望。例如，在说粤语的过程中加入几个蹩脚的粤式英文单词，从直接关系上看并无关乎物或货币。它并不能让粤语在客观的、物的意义上变得更动听，也不意味着花更多的金钱才能买到这样的发音。但是，它暗示着一种社会等级，让不会在粤语中添加英文单词者，让听不懂的年轻农民，认为自己的人生白活了。这即一种担心自己“落后”，追求“先进”的欲望。它顶多是一种物的象征，并不与物、货币直接相连。对欲望的膜拜，无疑需以物为基础，但它更是一种不对等的感觉。在欲望取得宗教般地位的社会中，大部分人爱钱，因为它是物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欲望满足象征，但也不乏有人爱性爱、爱毒品，甚至爱花钱的瞬间感觉。这表明，对欲望的崇拜是一样的，欲望的内容却可以不同，“拜物教”或者“拜金主义”只是诸种以欲望为中心，对待人与物的关系道理中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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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验实为实践，而非口头表述，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若其践行的待物之理以“私”欲优先，则即使口头号召他人正确处理人与物的关系，普通农民受影响的也必然偏向“私”欲优先，并同时反思精英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说教。其实践中待物之理与说教中的待物之“理”完全错位，正如实践与解说原理不相干的巫术。这套“巫术”驱使着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理直气壮地跟着“先进”的“私”欲，以物和欲望满足为标准，衡量自己人生的成败。人与物的关系，原本是将物内化，再通过实践外化、客观化，只有在对物的欲望过度、并使之成为奴役人的力量之后，才是异化。而在总的社会格局，即人的欲望普遍扭曲的情况下，无论怎么做人，只要其行为外化，就很难摆脱畸形化、悲剧化的命运。当事人若缺乏反思，往往反倒乐在其中。这是其人生悲剧中最为悲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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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绝大多数普通农民的生活“哲学”毕竟离不开日常生活实践，由此就难以完全回避将日常生活好好过下去的反思。农民对物的欲望尽管膨胀起来了，但为了未来，包括子孙后代的未来还能把生活过好，就必须适度克制欲望，不能任由自己被欲望吞没，完全为物所役。由此，即使有的农民沉迷于性欲的满足，也可能为了子孙后代而对之予以克制。在“掘地”的过程中，农民也在反思究竟该如何把握限度。农民虽也可能变成没心没肺的“奸商”，但毕竟大体上还保留了一个不能“断子绝孙”地故意在食品中下毒的禁区。那些受了更高教育的城市经济精英，在最符合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股份公司里，在牛奶中下毒，即被认为比一般的农民“奸商”丧心病狂得多。在此类大恶面前，农民那点图小利而产生的“奸诈”和小“恶”，简直就是非常的“善良”。由此可见，“人欲”即“天理”的公式，作为一套新的人与物的道理，以及“私”欲优先的现代经济学巫术，并没有把农民彻底吞没。对于人与物的关系，农民部分地放弃了老道理，也部分地接受了新道理，但都不彻底。农民处在了两套道理张力之中，张力不可避免使之陷入悖论、彷徨。由此，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任何只强调农民某个单一面向的说法，可能都不能准确地反映其因两面性和反思而产生的焦虑与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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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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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之物，在与欲望满足有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分配，也需要有一套道理作为依据。这套道理权威化，即政治的核心内容[2]。通俗点说，即“治世”需有其“理”。依据“圣人”之说，如理学，“礼”也是治理世界的道理。在乡村基层政治中更是如此，国家正式官僚体系并不直接进行控制，而是将之交给了农民以宗亲网络为基础“自治”。“自治”当然是在意识形态上和律法上都遵从国家的前提下，展开基层政治，而绝非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王国”，甚至与国家对抗的“公共领域”。但是，“自治”毕竟不是国家正式官僚体系强力管治，而是软性的间接治理。由此，其理想形态可谓“礼治”。也即，乡村基层与国家上层的“大传统”一样强调政治的基本依据是“礼”，但比上层官僚政治更少依靠强力和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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