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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测人生未来的意义上，“命理”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过，我们从农民对人生的反思入手，考察其社会心态，着重关注的不是预测人生的方法，而是他们对“命”的形成“原理”的理解。从心态上说，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对人生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解释，无灾无难便是“命”好；二是，与他人的人生进行对比，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算是“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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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如果人根本就没有生死，人生时间就会变成无限的永恒，“命”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命”的观念实际上关乎人如何对待生死。但就是对“生”和“死”，不同的人生观也有很不同的理解。对于“罪人”而言，万能的上帝控制了由“死”到“（永）生”这一转换过程中的“命”，膜拜上帝即可赎罪，可以改变死后的“命”（上天堂）。对于“圣人”，“命”的形成之理却是倒过来的。在这里，人生受制于天命，天命则是世道人心所向，而非神秘的“怪”“力”“乱”[5]。也即，“命”实际上是由人心在从“生”到“死”的过程中决定的。然而，这并不能解释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那些有德无福、无德有福的人生。针对这一点，农民在自己的“小传统”中除了接受“圣人”之“礼”外，还接受了一些其他的关于“命”的道理，如认为“命”由出生之时的星象之“气”，再加上时间刻度的神秘因素共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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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程村人的人生史中，村民关于“命”的形成之理的解释，也明显混溶了对生前、死后及现世的关注。从总体上看，其解释俨然将人生向前和向后延长，并构成了一种循环。但是，由“命”来安顿现世人生，也即生命，因社会转型而正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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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曾经身处近代“乱世”的老年人而言，几乎都倾向于解释其苦难的人生源于“命”，而“命”又源于神秘的外物。世道之“乱”，远远超出了他们个人的德行和品行所能把握的范围。在有德无福成为普通村民普遍的人生状况下，再加上凭借个人力量，乃至宗族互助的力量，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态，作为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从宏观上说乃是世道之“治”“乱”循环更替，而在微观的人生史上即“命”。尤其就日常生活而言，“命”更是人生史的根本。因为，世道虽“乱”，作为个人却原本未必一定会生于这个时代。宏观的世道并不是为了个人而循环，真正决定个人刚好赶上“乱世”这个“趟”的，是“命”。可是，若完全认“命”，农民在现世当中的努力也便显得没有必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使在极其艰难的“乱世”中，程村人为养家，为延续后代，为兄弟患难相恤，而做出的种种努力，表明当时农民在“命”的问题上，多少还是接受了些许“圣人”之“礼”。此时，在社会“大传统”上，“圣人”之理的“天命”早已被打倒，并被进化式的“天演”所代替。农民在“小传统”中保留的“命理”，虽在强调现世这一点上，与“天演”不无相通之处，从本质上来说却不同。依照进化的观点，“命”是客观历史的必然。但在农民这里，“命”并非单线朝前进，而是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在此循环中，人可以选择积善，在“报”的作用下，为后代抑或自己的来世谋得好“命”。由此，在“乱世”中善行得到善“报”的故事，成为村民十分热衷讲述的关于“命”和人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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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话语进入乡村后，“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说法，被视作“封建”的道理。依照“阶级”话语，世道之所以不合理，普通农民的人生之所以有德无福，其根源都在于阶级不平等，而无关乎“命”。如果说有“命”，在这套新的道理中，它也应该是由自己，而不是任何神秘的力量掌握。社会边缘群体进入村庄权力舞台中心，以及物质财富上趋向平等的乡村社会生活，算是或多或少“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在重视现世社会公平对普通农民“命”的影响上，“阶级”话语又与“圣人”之“礼”强调的“天命”有共通的地方。但是，对于具体的农民日常生活而言，人要掌控自己的“命”，并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生产、生活均不能够充分自主的情况下，农民不乏开始埋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困难与缺乏自由有关。在“集权”体制无法为己所改变的状况下，相当一部分普通农民对自己的人生解释，并不是朝前迈进一步，而是“退回”到了原本熟悉的“封建礼教”中，找到了“命”这个说法。以至虽然众多普通农民对于“命”为他人掌握而心存不满，但也正因为相信“命”在生前已“客观”注定，几乎无人主动尝试去改变“集权”体制，而只对世道变化持消极等待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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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即使在“阶级”话语带来了物质财富上的相对平均，更在心态上批判唯心论，但仍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在人生中避免所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道理”，仍有它存在的“根据”。当农民在生育的问题上，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时，将希望寄托于“命”，以及祖先和神明的“保佑”，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若得子，除了祖先和神明的“功劳”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命”中注定有。若不能如愿以偿，也不能怪祖先和神明不“灵”，因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命”中注定无。对待婚姻之类的事情亦如此。那些各项条件都极好的村民最终却错过了婚姻，除与其个人选择有关，往往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如此。除此之外，在农民看来，现实的社会原因都难以充分“说明”这种人生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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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话语在乡村消退后，农民似乎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了。但农民眼中“命”的形成原理，变化并不大。那些快速摆脱贫困直到富裕起来的村民，不仅被认为是能力强，还被认为是“命”好。这种说法一直持续到当下。尤其是那些想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实现向上流动，却无“不劳而获”机会的人，往往强调自己天生就是劳动的“命”。大部分普通村民虽然辛勤劳动，却往往最终仍未能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人生目标。对于这种人生局面，他们也常会用“命”来解释，多少换得一些心态上的自我安慰。毕竟，按照这套道理，“命”中有的终将有，“命”中无的也强求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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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日益变大之后，否定“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说法，也终于开始有了“市场”。而且，与“阶级”话语在“集权”时代自上而下灌输这套关于“命”的形成原理不同，这回农民乃自觉地开始接受并运用它来解释人生了。其中，典型的表述是“命”由“本性”决定。“本性”当然也是一种模糊的表达，但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它除了包括人在出生时即确定性格的含义之外，更偏重于人在成长和处世的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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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村民把自己并不太顺利的人生，尤其是自己在以物质财富为标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居于不利地位，归结于“本性”太“老实”。言下之意，“命”是现世的。它肯定现世，似乎与“圣人”之“礼”颇为相似。但是，它又分明透露了“命”与“圣人”之“礼”相悖的地方。与“诚意”“正心”颇为相似的“老实”，在这里反而意味着与不好的“命”相连。而那些与此相对，并不避讳“欺诈”、处处精于“变通”的村民，甚至于冒着“短命”的风险也要沉迷于肉欲的村民，反而有好“命”。换句话说，“命”源于现世“本性”的说法，在当下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指的恰恰是“有德无福”和“无德有福”的悖论。由此，这套“命”的形成“原理”，实际上乃是对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上层村民致富手段有悖于“圣人”之“礼”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是自嘲式的，折射出的是对“本性老实”反而“命”不好的人生现实之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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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普通村民对于自己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同样也有清晰认识。在层级间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他们从过去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预感，这将是世道的趋势。对于这种“命定”式的人生，其中一部分村民有直接反思。由此，他们将自己“半工”“半农”的收入称之为“血汗钱”，而将“半工”的场所称为“血汗工厂”。在这种思维下，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上层之所以居于上层，正是因为汲取了底层的“血汗”。反过来看，“半工”的农民之所以人生不够成功，之所以落得一个不好的“命”，并非源于神秘的前生注定，而是源于社会上层有悖于“圣人”之“礼”的赚钱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尝试在本地转向“半工”的农民，不得不面对与基层官员及其亲朋好友争资源、机会的格局。而另外一些村民，因为看“穿”了这种“命”的形成“原理”，干脆不愿再做“无谓”的努力，甚至也不愿再做过多的批判和反思，而倾向于以犬儒的心态对待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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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确实可以穿越时空，回到从前修改一下“命”，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问题是，现世人生只有一次，生死之间没法往复。回到从前去改“命”，对于已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农民而言，纯粹就是一种底层人生自我娱乐的幻象，是“没用”之人认“命”的象征。但是，就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的代际传递而言，又确实有些“命定”的意味。除了通过辛勤劳动改变人生日益困难之外，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与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成正比。这使得普通农民的年轻后代，要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层海市蜃楼般的人生，其概率大大降低。既然人生的总体方向都是“确定”的，与“命中注定”之说也就似乎相差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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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农民关于“命”的解释总是充满矛盾。但是，正是这些逻辑并不严密、甚至谈不上理性的解释，给了他们一种控制心态相对平衡的机制。因为，关于“命”的道理，让村民对心存不满的社会秩序和人生际遇，有了一种可让自己确信说得过去、想得通的说法。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社会流动的机会总是有限。但是，村民往往不会从总体上认识社会的整体改善，例如绝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这一现实，而是习惯于从相对位置上去看待社会的变动。这就触及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社会如何产生区隔、制造不均衡和相互矛盾的社会心态，同时又将这些区隔、不均衡乃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心态，纳入整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命”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这种调节作用。不过，这种调节作用绝不可能是万能的。对“命”的反思，完全也可能变为对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宁有种乎”式的质问。又尤其，当现代社会教导人们用理性知识消除“迷信”的“命”时，即使农民依然信“命”，“命”的形成“原理”却既与昔日“大传统”中的“圣人”之“礼”，也与“小传统”中“生前注定”的神秘之理，有了巨大不同。农民对待“命”的心态，陷入了左右徘徊的矛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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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至于，改造物的科技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即发展缓慢下来（李约瑟，19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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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治”也由此被人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伊斯顿，19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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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研究表明，在更高层面的治理实践中，正是良知让部分官员在面对错误政策时主动选择了抗争、抗命，而对其个人而言风险无疑很大（李若建，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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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华在研究女性与村庄关系时，曾将“历史感”与“当地感”组合起来作为一种分析视角（2010），但未对之进行具体界定。观其全文，其意主要指对村庄历史的认同，与对村庄空间的认同（地方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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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天命”的理解，从孔孟到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心学，当然也有诸多变化。但就肯定天命根源于现世天下人心的基本倾向而言，则有很强的连贯性。因本书主旨并不是思想史之梳理，且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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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十四章 古今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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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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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书第一至七章的经验叙述，在第八至十一章中，我们以经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转型乡村中的农民在农工经济、善恶政治、社会分合及信仰有无等方面遇到的矛盾、悖论和左右为难的格局，进行了一番透视。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再进一步从社会与文化反思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等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心态，略做了梳理。接下来，我们似乎可以且有必要对转型乡村中农民在“天人之际”诸关系上的两面性，参照第十二章中所述各种生活“哲学”视野，对其人生、欲望和社会心态做了一个简要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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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转型时代农民与外物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动”的过程。在经济上，乡村从自给自足开始成为外界更为宏观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农民不再被栓在土地上，农户变成“半农”“半工”状态。这种“两栖”式的生活使得农民对于村庄社区的依赖开始降低，但除极少数人外，他们又不可能彻底摆脱土地生存。在“两栖”流动的过程中，又或者即使不进城打工，农民也已成为现代媒体无时无刻地灌输“消费经济”意识的对象。小农“消遣经济”日益消失，既是农工混合经济和现代媒体“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又是促使农民进一步面向“消费经济”，安排人生和日常生活的原因。较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工混合经济带来了农民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但“消遣经济”向“消费经济”的转型，使农民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物质欲望与收入间的张力体现在社会分层上，即社会分层标准日益趋向单一，财富成为主导性的标准。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能够实现完全脱离土地和农业者，仍然寥寥无几。因此，不管主观心态如何，在客观上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格局是：其一，物质财富成为判断人生成败的重要标准；其二，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欲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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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格局下，农民待物之理呈现出鲜明的变化轨迹。“拼命”地榨取原本被视作“命根子”的土地，成为普遍的、不自觉的选择。但事与愿违，由于农业本身在现代经济分工中的角色是弱势产业，单家独户竭泽而渔式地向大自然索取，虽然提高了总产量，却并不能直接提高总经济收益。而且，更大的矛盾还在于，发展难以持续。同时受此格局影响的，还有基层政府。作为市场条件下地方经济的强大推手，基层政府的欲望同样也迅速膨胀起来。逼民致富也罢，非正规经济也罢，都是基层官员用来应对此欲望的产物。可是，由于中度发展地区的基础原本只是农工混合经济，除了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等之外，并无太多超常规快速发展经济的优势。结果，在“人欲即天理”式的心态下，基层政府通过“变通”“打擦边球”乃至违法的方式，绕过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强推“发展”，已非鲜见。对于未能从此类“发展”中获得收益，相反损失颇大的普通农民而言，这是一种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千方百计为子孙后代谋发展”的悖论。而悖论的基础，即在基层出现了政商合一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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