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1456
1703261457
同时，即使在“阶级”话语带来了物质财富上的相对平均，更在心态上批判唯心论，但仍无法从根本上保证农民在人生中避免所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道理”，仍有它存在的“根据”。当农民在生育的问题上，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时，将希望寄托于“命”，以及祖先和神明的“保佑”，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若得子，除了祖先和神明的“功劳”之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命”中注定有。若不能如愿以偿，也不能怪祖先和神明不“灵”，因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命”中注定无。对待婚姻之类的事情亦如此。那些各项条件都极好的村民最终却错过了婚姻，除与其个人选择有关，往往也被认为是“命”中注定如此。除此之外，在农民看来，现实的社会原因都难以充分“说明”这种人生结果。
1703261458
1703261459
“阶级”话语在乡村消退后，农民似乎终于可以掌握自己的“命”了。但农民眼中“命”的形成原理，变化并不大。那些快速摆脱贫困直到富裕起来的村民，不仅被认为是能力强，还被认为是“命”好。这种说法一直持续到当下。尤其是那些想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实现向上流动，却无“不劳而获”机会的人，往往强调自己天生就是劳动的“命”。大部分普通村民虽然辛勤劳动，却往往最终仍未能实现社会向上流动的人生目标。对于这种人生局面，他们也常会用“命”来解释，多少换得一些心态上的自我安慰。毕竟，按照这套道理，“命”中有的终将有，“命”中无的也强求不来。
1703261460
170326146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当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日益变大之后，否定“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说法，也终于开始有了“市场”。而且，与“阶级”话语在“集权”时代自上而下灌输这套关于“命”的形成原理不同，这回农民乃自觉地开始接受并运用它来解释人生了。其中，典型的表述是“命”由“本性”决定。“本性”当然也是一种模糊的表达，但在日常生活用语中，它除了包括人在出生时即确定性格的含义之外，更偏重于人在成长和处世的过程中形成的人格特质。
1703261462
1703261463
普通村民把自己并不太顺利的人生，尤其是自己在以物质财富为标识的社会层级结构中居于不利地位，归结于“本性”太“老实”。言下之意，“命”是现世的。它肯定现世，似乎与“圣人”之“礼”颇为相似。但是，它又分明透露了“命”与“圣人”之“礼”相悖的地方。与“诚意”“正心”颇为相似的“老实”，在这里反而意味着与不好的“命”相连。而那些与此相对，并不避讳“欺诈”、处处精于“变通”的村民，甚至于冒着“短命”的风险也要沉迷于肉欲的村民，反而有好“命”。换句话说，“命”源于现世“本性”的说法，在当下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指的恰恰是“有德无福”和“无德有福”的悖论。由此，这套“命”的形成“原理”，实际上乃是对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上层村民致富手段有悖于“圣人”之“礼”的反思。只不过，这种反思是自嘲式的，折射出的是对“本性老实”反而“命”不好的人生现实之无奈。
1703261464
1703261465
年轻的普通村民对于自己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同样也有清晰认识。在层级间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他们从过去的日常生活经验中预感，这将是世道的趋势。对于这种“命定”式的人生，其中一部分村民有直接反思。由此，他们将自己“半工”“半农”的收入称之为“血汗钱”，而将“半工”的场所称为“血汗工厂”。在这种思维下，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上层之所以居于上层，正是因为汲取了底层的“血汗”。反过来看，“半工”的农民之所以人生不够成功，之所以落得一个不好的“命”，并非源于神秘的前生注定，而是源于社会上层有悖于“圣人”之“礼”的赚钱行为。更不用说那些尝试在本地转向“半工”的农民，不得不面对与基层官员及其亲朋好友争资源、机会的格局。而另外一些村民，因为看“穿”了这种“命”的形成“原理”，干脆不愿再做“无谓”的努力，甚至也不愿再做过多的批判和反思，而倾向于以犬儒的心态对待人生。
1703261466
1703261467
如果人确实可以穿越时空，回到从前修改一下“命”，或许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可问题是，现世人生只有一次，生死之间没法往复。回到从前去改“命”，对于已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农民而言，纯粹就是一种底层人生自我娱乐的幻象，是“没用”之人认“命”的象征。但是，就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的代际传递而言，又确实有些“命定”的意味。除了通过辛勤劳动改变人生日益困难之外，乡村教育资源的配置也与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成正比。这使得普通农民的年轻后代，要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层海市蜃楼般的人生，其概率大大降低。既然人生的总体方向都是“确定”的，与“命中注定”之说也就似乎相差无几了。
1703261468
1703261469
当然，农民关于“命”的解释总是充满矛盾。但是，正是这些逻辑并不严密、甚至谈不上理性的解释，给了他们一种控制心态相对平衡的机制。因为，关于“命”的道理，让村民对心存不满的社会秩序和人生际遇，有了一种可让自己确信说得过去、想得通的说法。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社会流动的机会总是有限。但是，村民往往不会从总体上认识社会的整体改善，例如绝大多数村民的日常生活水平都有了提高这一现实，而是习惯于从相对位置上去看待社会的变动。这就触及了一个深层的问题，社会如何产生区隔、制造不均衡和相互矛盾的社会心态，同时又将这些区隔、不均衡乃至相互矛盾的社会心态，纳入整体的日常生活当中，维持社会“正常”运转。“命”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这种调节作用。不过，这种调节作用绝不可能是万能的。对“命”的反思，完全也可能变为对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宁有种乎”式的质问。又尤其，当现代社会教导人们用理性知识消除“迷信”的“命”时，即使农民依然信“命”，“命”的形成“原理”却既与昔日“大传统”中的“圣人”之“礼”，也与“小传统”中“生前注定”的神秘之理，有了巨大不同。农民对待“命”的心态，陷入了左右徘徊的矛盾境地。
1703261470
1703261471
[1] 以至于，改造物的科技在达到一定高度后，即发展缓慢下来（李约瑟，1990：18）。
1703261472
1703261473
[2] “政治”也由此被人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伊斯顿，1999：26）。
1703261474
1703261475
[3] 有研究表明，在更高层面的治理实践中，正是良知让部分官员在面对错误政策时主动选择了抗争、抗命，而对其个人而言风险无疑很大（李若建，2010）。
1703261476
1703261477
[4] 杨华在研究女性与村庄关系时，曾将“历史感”与“当地感”组合起来作为一种分析视角（2010），但未对之进行具体界定。观其全文，其意主要指对村庄历史的认同，与对村庄空间的认同（地方感）相对。
1703261478
1703261479
[5] 关于“天命”的理解，从孔孟到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心学，当然也有诸多变化。但就肯定天命根源于现世天下人心的基本倾向而言，则有很强的连贯性。因本书主旨并不是思想史之梳理，且不赘述。
1703261480
1703261481
1703261482
1703261483
1703261485
双面人：转型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 第十四章 古今之变
1703261486
1703261488
一 双面
1703261489
1703261490
基于本书第一至七章的经验叙述，在第八至十一章中，我们以经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转型乡村中的农民在农工经济、善恶政治、社会分合及信仰有无等方面遇到的矛盾、悖论和左右为难的格局，进行了一番透视。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再进一步从社会与文化反思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等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心态，略做了梳理。接下来，我们似乎可以且有必要对转型乡村中农民在“天人之际”诸关系上的两面性，参照第十二章中所述各种生活“哲学”视野，对其人生、欲望和社会心态做了一个简要的小结。
1703261491
1703261492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转型时代农民与外物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动”的过程。在经济上，乡村从自给自足开始成为外界更为宏观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农民不再被栓在土地上，农户变成“半农”“半工”状态。这种“两栖”式的生活使得农民对于村庄社区的依赖开始降低，但除极少数人外，他们又不可能彻底摆脱土地生存。在“两栖”流动的过程中，又或者即使不进城打工，农民也已成为现代媒体无时无刻地灌输“消费经济”意识的对象。小农“消遣经济”日益消失，既是农工混合经济和现代媒体“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又是促使农民进一步面向“消费经济”，安排人生和日常生活的原因。较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工混合经济带来了农民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但“消遣经济”向“消费经济”的转型，使农民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物质欲望与收入间的张力体现在社会分层上，即社会分层标准日益趋向单一，财富成为主导性的标准。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能够实现完全脱离土地和农业者，仍然寥寥无几。因此，不管主观心态如何，在客观上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格局是：其一，物质财富成为判断人生成败的重要标准；其二，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欲望增长。
1703261493
1703261494
在此格局下，农民待物之理呈现出鲜明的变化轨迹。“拼命”地榨取原本被视作“命根子”的土地，成为普遍的、不自觉的选择。但事与愿违，由于农业本身在现代经济分工中的角色是弱势产业，单家独户竭泽而渔式地向大自然索取，虽然提高了总产量，却并不能直接提高总经济收益。而且，更大的矛盾还在于，发展难以持续。同时受此格局影响的，还有基层政府。作为市场条件下地方经济的强大推手，基层政府的欲望同样也迅速膨胀起来。逼民致富也罢，非正规经济也罢，都是基层官员用来应对此欲望的产物。可是，由于中度发展地区的基础原本只是农工混合经济，除了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等之外，并无太多超常规快速发展经济的优势。结果，在“人欲即天理”式的心态下，基层政府通过“变通”“打擦边球”乃至违法的方式，绕过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强推“发展”，已非鲜见。对于未能从此类“发展”中获得收益，相反损失颇大的普通农民而言，这是一种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千方百计为子孙后代谋发展”的悖论。而悖论的基础，即在基层出现了政商合一的机制。
1703261495
1703261496
乡村基层政治转型的过程，大致遵从“双轨政治”和“长老统治”走向现代民主治理的趋势。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曲折。国家权力下乡后，既要推进人民当家做主，又得将宗族长老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普通农民倾向于以新国家干部“心善”“为民做主”的道理，来看待这场变化。当“集权”限制了自由之后，重归家庭生产为村民所向往，村级治理变为村民自治。可是，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并未真正改变，治理重担最终落在基层官员身上。基层官员为完成治理目标，以及发展地方经济，不得不依靠村干部。加之，通过常规治理技术达到此双重目的，困难很大。由此，包括“掘地”在内的非正规手段大量被采用，干群矛盾不可避免地随之而起。乡村两级组织也有了自我谋利的空间，基层官员普遍兼业以及并不鲜见的腐败现象，引起农民不满。但农民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民主行动，其有限“抵抗艺术”能奏效的情况，也毕竟是少数。国家推进人民“当家做主”，与农民希望国家“为民做主”之间虽不乏重叠，但也仍有大量错位。
1703261497
1703261498
事实上，基层官员道德上的善与恶，当然并非所有乡村治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压力型体制”同样也是他们的“紧箍咒”。在稀缺的政治资源面前，基层官员个体竞争也很吃力。更何况，在并没有足够条件快速发展经济的状况下，通过“变通”“打擦边球”甚至直接违背正式制度的方式，强行推动经济不断“大跨越”，基层官员还得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基层“官场”很“自然”地出现了依靠亲属、同学、战友、老乡、拟制亲属关系，甚至因资本作为中介形成的利益网络，而进行乡村治理和政治竞争的现象。这种派系政治无疑有悖于民主。同时，它在实践中能为个体官员降低治理风险和增强政治竞争力的空间，其实也有限。由此，他们还得常寄希望于“官运”。
1703261499
1703261500
农工混合经济与道德善恶纠缠的基层政治，成了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所限制。从社会结合的纵向维度来看，让农民心态上不平衡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其二，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地位的取得，不乏掺杂非正义的因素。甚至，反过来，这种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又被用来证明，普通农民原本认可的“老实”乃是“无用”“不懂得变通”的表现。当“诚意”“正心”之类的价值不仅不被乡村社会层级结构认可、鼓励，反而被当作反思、奚落、鄙夷的对象时，在心态上，人与物的关系便难免打破“天人合一”“知足常乐”之类的平衡。人与物的关系变动，除了如上文所述催促农民尽力向自然界索取，让基层官场将“发展”推向极端之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道理。
1703261501
1703261502
当农民更注重争取物质利益，并在以物质财富为主要标志的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取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地位时，理性算计便融入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之外，不管在人伦上相近或纯粹的“外人”，凡符合此原则者往往是主动保持密切往来的对象，相反则不然。能做到或接近于做到此原则的村民，不仅被视作“醒目”、善于“变通”，客观上也确实更能在社会竞争中获益。相反，那些在此原则上做得不彻底的村民，则被认为不够“醒目”，不懂得“变通”，太过“书生意气”。相应地，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确实也不如人意。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原则也不容易。尤其是，大多数村民最终并不能在此原则下，通过核心家庭的努力就能实现物质欲望。由此，那些尚未完全脱离村庄者，维持基本的人情往来仍是一种日常生活之必需。况且，在核心家庭内部，乃至在主干家庭中的老一辈对子孙辈，人伦义务仍清晰可见。而且，即使那些物质欲望和财富都急剧增长的村民，虽然不乏将他人当作纯粹工具的行为（如将“小姐”当作纯粹实现肉欲的工具），但亦时而反思究竟何为“真我”。
1703261503
1703261504
长期在注重人伦关系和偏向工具性关系之间徘徊、挣扎，农民在心态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自我反思悖论。一方面，有依靠外力实现人生向上流动的“俗人”愿望，将克己、自勉、反省等“圣人”之“礼”视作落后的、不懂得“变通”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对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有着亲和性，甚至也有寻找“真我”和不必算计的日常生活的倾向。已实现快速致富者尚且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身心疲惫，人生意义需在物之外重新界定刻度，普通农民则更是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下，得在日常生活本身中找到哪怕是自我安慰性质的意义。在注重延续“祖荫”和偏重当下物质享受之间，虽不无冲突，但农民毕竟还在试图兼顾二者，而不是彻底地只要后者。由此，很难说农民的日常生活就已经完全为物欲所役，只顾自己当下，而不顾及其他。
1703261505
[
上一页 ]
[ :1.703261456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