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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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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本书第一至七章的经验叙述，在第八至十一章中，我们以经验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转型乡村中的农民在农工经济、善恶政治、社会分合及信仰有无等方面遇到的矛盾、悖论和左右为难的格局，进行了一番透视。在第十三章中，我们再进一步从社会与文化反思相结合的角度，对其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等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心态，略做了梳理。接下来，我们似乎可以且有必要对转型乡村中农民在“天人之际”诸关系上的两面性，参照第十二章中所述各种生活“哲学”视野，对其人生、欲望和社会心态做了一个简要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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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转型时代农民与外物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动”的过程。在经济上，乡村从自给自足开始成为外界更为宏观经济循环的一部分，农民不再被栓在土地上，农户变成“半农”“半工”状态。这种“两栖”式的生活使得农民对于村庄社区的依赖开始降低，但除极少数人外，他们又不可能彻底摆脱土地生存。在“两栖”流动的过程中，又或者即使不进城打工，农民也已成为现代媒体无时无刻地灌输“消费经济”意识的对象。小农“消遣经济”日益消失，既是农工混合经济和现代媒体“教育”的结果，反过来又是促使农民进一步面向“消费经济”，安排人生和日常生活的原因。较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工混合经济带来了农民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但“消遣经济”向“消费经济”的转型，使农民对于物质财富的欲望增长速度，比收入增长的速度更快。物质欲望与收入间的张力体现在社会分层上，即社会分层标准日益趋向单一，财富成为主导性的标准。然而，对于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能够实现完全脱离土地和农业者，仍然寥寥无几。因此，不管主观心态如何，在客观上绝大多数农民都不得不面对的基本格局是：其一，物质财富成为判断人生成败的重要标准；其二，收入增长速度远不及欲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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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格局下，农民待物之理呈现出鲜明的变化轨迹。“拼命”地榨取原本被视作“命根子”的土地，成为普遍的、不自觉的选择。但事与愿违，由于农业本身在现代经济分工中的角色是弱势产业，单家独户竭泽而渔式地向大自然索取，虽然提高了总产量，却并不能直接提高总经济收益。而且，更大的矛盾还在于，发展难以持续。同时受此格局影响的，还有基层政府。作为市场条件下地方经济的强大推手，基层政府的欲望同样也迅速膨胀起来。逼民致富也罢，非正规经济也罢，都是基层官员用来应对此欲望的产物。可是，由于中度发展地区的基础原本只是农工混合经济，除了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等之外，并无太多超常规快速发展经济的优势。结果，在“人欲即天理”式的心态下，基层政府通过“变通”“打擦边球”乃至违法的方式，绕过土地、环保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强推“发展”，已非鲜见。对于未能从此类“发展”中获得收益，相反损失颇大的普通农民而言，这是一种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千方百计为子孙后代谋发展”的悖论。而悖论的基础，即在基层出现了政商合一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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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层政治转型的过程，大致遵从“双轨政治”和“长老统治”走向现代民主治理的趋势。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不少曲折。国家权力下乡后，既要推进人民当家做主，又得将宗族长老手中的权力集中到国家。普通农民倾向于以新国家干部“心善”“为民做主”的道理，来看待这场变化。当“集权”限制了自由之后，重归家庭生产为村民所向往，村级治理变为村民自治。可是，自上而下的乡村治理体系并未真正改变，治理重担最终落在基层官员身上。基层官员为完成治理目标，以及发展地方经济，不得不依靠村干部。加之，通过常规治理技术达到此双重目的，困难很大。由此，包括“掘地”在内的非正规手段大量被采用，干群矛盾不可避免地随之而起。乡村两级组织也有了自我谋利的空间，基层官员普遍兼业以及并不鲜见的腐败现象，引起农民不满。但农民并没有太多的积极民主行动，其有限“抵抗艺术”能奏效的情况，也毕竟是少数。国家推进人民“当家做主”，与农民希望国家“为民做主”之间虽不乏重叠，但也仍有大量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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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基层官员道德上的善与恶，当然并非所有乡村治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压力型体制”同样也是他们的“紧箍咒”。在稀缺的政治资源面前，基层官员个体竞争也很吃力。更何况，在并没有足够条件快速发展经济的状况下，通过“变通”“打擦边球”甚至直接违背正式制度的方式，强行推动经济不断“大跨越”，基层官员还得面临一些不确定性的风险。基层“官场”很“自然”地出现了依靠亲属、同学、战友、老乡、拟制亲属关系，甚至因资本作为中介形成的利益网络，而进行乡村治理和政治竞争的现象。这种派系政治无疑有悖于民主。同时，它在实践中能为个体官员降低治理风险和增强政治竞争力的空间，其实也有限。由此，他们还得常寄希望于“官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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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工混合经济与道德善恶纠缠的基层政治，成了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力，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为它所限制。从社会结合的纵向维度来看，让农民心态上不平衡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过大；其二，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地位的取得，不乏掺杂非正义的因素。甚至，反过来，这种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又被用来证明，普通农民原本认可的“老实”乃是“无用”“不懂得变通”的表现。当“诚意”“正心”之类的价值不仅不被乡村社会层级结构认可、鼓励，反而被当作反思、奚落、鄙夷的对象时，在心态上，人与物的关系便难免打破“天人合一”“知足常乐”之类的平衡。人与物的关系变动，除了如上文所述催促农民尽力向自然界索取，让基层官场将“发展”推向极端之外，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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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农民更注重争取物质利益，并在以物质财富为主要标志的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取得一个相对较好的地位时，理性算计便融入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在家庭，尤其是核心家庭之外，不管在人伦上相近或纯粹的“外人”，凡符合此原则者往往是主动保持密切往来的对象，相反则不然。能做到或接近于做到此原则的村民，不仅被视作“醒目”、善于“变通”，客观上也确实更能在社会竞争中获益。相反，那些在此原则上做得不彻底的村民，则被认为不够“醒目”，不懂得“变通”，太过“书生意气”。相应地，他们在社会竞争中确实也不如人意。不过，要真正做到这一原则也不容易。尤其是，大多数村民最终并不能在此原则下，通过核心家庭的努力就能实现物质欲望。由此，那些尚未完全脱离村庄者，维持基本的人情往来仍是一种日常生活之必需。况且，在核心家庭内部，乃至在主干家庭中的老一辈对子孙辈，人伦义务仍清晰可见。而且，即使那些物质欲望和财富都急剧增长的村民，虽然不乏将他人当作纯粹工具的行为（如将“小姐”当作纯粹实现肉欲的工具），但亦时而反思究竟何为“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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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在注重人伦关系和偏向工具性关系之间徘徊、挣扎，农民在心态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自我反思悖论。一方面，有依靠外力实现人生向上流动的“俗人”愿望，将克己、自勉、反省等“圣人”之“礼”视作落后的、不懂得“变通”的标志。另一方面，又对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有着亲和性，甚至也有寻找“真我”和不必算计的日常生活的倾向。已实现快速致富者尚且觉得在日常生活中身心疲惫，人生意义需在物之外重新界定刻度，普通农民则更是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下，得在日常生活本身中找到哪怕是自我安慰性质的意义。在注重延续“祖荫”和偏重当下物质享受之间，虽不无冲突，但农民毕竟还在试图兼顾二者，而不是彻底地只要后者。由此，很难说农民的日常生活就已经完全为物欲所役，只顾自己当下，而不顾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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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要用容忍、看后代的心态，充分克服乡村社会层级间的郁闷、愤怒乃至仇怨心态，在日常生活中也确实是个难题。在家庭外的与人关系中，要将“表达性”与“工具性”、“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利益算计与情谊等相反的面向平衡好，同样也非易事。由此，人生除了当下物质欲望满足之外，尚有何可超越的东西，确实出现了不确定性。依据“圣人”之“礼”，人生的超越乃是在祖先和子孙之间做好中间传承，体现在信仰上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祖先崇拜，在基层日常生活共同体上即是宗族。后者因经济基础缺失和核心家庭意识增强，在当下并未再复兴至原有水平，而前者则有一定延续，尤其在“香火意识”上表现明显。这或可算“圣人”之“礼”在“大传统”中被消解后，在乡村“小传统”尚有存留的印记。不过，村民所持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市民社会”式地方感，相反国家在场是其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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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关系与工具性关系在日常生活中并列，而非由前者主导社会结合的动态过程，宗教就成了农民在人生中心态失去平衡时的救命“稻草”之一。这其中，甚至不乏带有浓厚团体主义、与正式宗教教义区别甚大的信仰体系（含“邪教”）。较之于“三教九流”普遍流行的状况，基督教快速传播尤为引人注目。但从农民基督徒的信仰实践过程来看，实则仍处在“上帝”与“祖先”之间，要让农民真正从心态上变成“罪人”，似乎也还有诸多社会和文化上的难题。而最关键者，可能莫过于“祖先”观念的“杂质”与日常生活“哲学”相连。仅靠“罪人”观念超越人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人生意义问题。尽管各类宗教和民间信仰在当下乡村都找到了一定的“市场”，农民却仍在超越当下肉体享受这一点上，困惑多多。在关于人生意义的心态上，此状态常被表述为“没劲”“没意思”，甚至有“命”无“脉”。由此，指出农民日常生活中在信仰上的缺失和盲点，以及注重当下物质享受的犬儒主义和某种程度的“虚无主义”，都是富有洞见的。不过，值得注意，农民日常生活同时还存在注重家庭人伦、代际传递及超越个人人生的另一个面向。这点亦不宜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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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济、政治、社会和信仰上的两面性，农民对待人与历史关系的心态，也具有两面性。农民的历史感原本注重世道“治乱”之更替，国家权力主导的“进化论”试图改变这一局面，但效果有限。此后，乡村社会层级结构“唯物化”，以及在人与人相处的道理中工具性因素增强，倒是终于将农民的历史感集中到了对当下世道的关注，以至于常“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农民对世道趋向的要求，既在公正，又在自由，但二者常有矛盾。在批判无力的情况下，犬儒抑或想象穿越历史、重置世道趋向，成了部分年轻村民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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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道大趋势与个人人生走向的张力之间，“命”的形成“原理”也直接与农民的欲望和社会心态有关。在这点上，“圣人”之“礼”对农民的影响在于，重视现世的人生。但在“小传统”中，农民毕竟还是需要在现世之前找到“命”的根据，在人生终结之后设置“命”的去向，以在面对“有德无福”和“无德有福”的人生悖论时，满足平衡心态所需。“先进”的唯物论进入乡村后，“命”的观念并未真正被从农民日常生活中剔除。真正开始否定“命”在生前、死后与现世中循环的，反倒是农民在“自由”状态下，被日益扩大的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引向现世寻找“命”的根据。但问题是，现世人生是充满悖论的。由此，农民关于“命”的形成“原理”，也摆动在前世和今生之间。与此相对应，对待现世人生，农民同时具有“宁有种乎”式的反思的一面，也有认命、犬儒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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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将“圣人”作为人生面向，对颇有几分“土气”和“俗气”的农民来说原本是重要参考，但在日常生活中也不无出入，而在转型的当下更是颇为困难。脱胎于“罪人”的“俗人”，作为一种“先进”的现代人生样本，正在渗入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病人”的因素在乡村有了社会基础。注重人伦的“圣人”之“礼”，在人与物、人与人、人与心、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的关系上原本有一整套道理。而在当下，一套又一套的新道理正在尝试说明，这些关系“理应”不是如此。“理”变了，“礼”便也要变。不过，当下农民生活“哲学”并非就彻底异变成了“他者”，人生完全就是“异化”、“失范”、“工具化”、“客观化”、“单面化”、“虚无化”、“仿真化”或“病态化”。相反，农民在经济、政治、社会结合和信仰上，以及对待历史和“命”，都具有两面性。在将日常生活过下去、过好的努力下，具有张力甚至截然相反的两个面向，共生于同一人生中，用以调整欲望和社会心态。是可谓“双面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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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圣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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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乡村而言，双面人乃社会转型，以理想型而论即从“圣人”转向“俗人”社会的产物。在转型社会中对个人人生，及其物质欲望与心态的反思，有两种典型的片面倾向。其一，以某种道德制高点为标准，进行全盘批判；其二，以绝对多元主义和自由论为准，全盘肯定，也即“怎么样都可以”。而双面人的形成过程及特征则表明，此类反思很显然还需要辩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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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克己，具体而言即克制自我欲望，以适应自然循环需要，对物的可持续利用毋庸置疑有好处。但是，传统中国乡村发展的“高水平陷阱”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而造就。农民的人生循环也与此不无关系。一方面，农民既强调顺应物的本性，又强调自勉、勤劳，使得土地得以精耕细作，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产出不断接近最大化，劳动边际收益增加的空间最后接近于零。另一方面，农民强调节约、诸子财产均分以及“消遣经济”，使得人口不断膨胀，直至靠勤俭节约也已无法保证温饱的日常生活。更何况，世代更替之间，同一祖先之后代贫富分化、悬殊也是常见现象。从治理的角度看，分工精细的官僚制势必因成本过高而为乡村社会难以承受。由此，在农业主导乡村经济的状况下，中国践行的是“简约型治理”。也即，农民以宗亲关系网络为基础，辅以地缘关系网络，参照国家“大传统”所持“圣人”之“礼”，依靠“小传统”实现基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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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乡村社会格局，最终以国家权力下乡而被打破。当然，国家权力下乡并不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因为，国家权力在一开始下乡的过程中，并没有自上而下带来新的治理资源，同时也未能有效组织乡村社会，从自下而上的途径提供更多的资源。此后，这一进程在中国也缺乏足够宽松的环境。新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后，传统国家不得不卷入以现代主权为边界的竞争过程。国家转型迫切需要权力下乡，以整合更广泛范围内的资源，推进现代化，从而增强主权。由此，当国家终于实现了权力下乡后，迅速集中配置资源，推进乡村经济发展，不仅是农民过好日常生活的必需，也是国家转型的战略需要。事实证明，在没有足够利用土地的新技术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单位化是水利建设、扩大耕地面积，从而提高农业产出的“秘诀”所在。一开始，农民之所以心甘情愿参与这一过程，既有获得土地的实利因素，也有当家做主的意识激励，还有对国家“为民做主”的感恩心态作基础。但是，当农业产出提高后的农业剩余被国家拿走后，又尤其是“集权”导致农民不自由后，农民的日常生活终于和“大传统”中的“阶级”话语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不能够做到“为民做主”的基层干部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成为农民反思“集权”的具体对象。此外，农民“小传统”中存留的人伦关系也在抵制“阶级”话语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不仅使得“阶级”话语力图将乡村社会变成单一面向的目标，在实践中受到制约和怀疑，而且也成为此后它在乡村社会中消退的心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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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私欲”“物欲”在一定程度上被肯定，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当然，从国家转型的战略背景来看，此时重工业积累已基本完成，国家对农业剩余的依赖确实已开始下降。不过，农民主要是从日常生活来看这番变化的。被压抑的“私欲”“物欲”被承认，温饱变得有保障，无疑是符合“天理”的。而且，由于在农业之外出现了庞大的工业，趋向农工混合经济终于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农民终于有可能跳出因新增加人口“吃掉”乡村经济增长财富的发展“陷阱”。这一切，很显然不是通过克制自我欲望，顺应自然，即可做得到。在其后，“半工”“半农”已成为农户的经济基础，农民开始部分地脱离土地，以过上更好的日常生活，更好地满足物质欲望，实现理想人生。这其中，心态上有其积极的一面。既然日常生活的“衣食父母”不再局限于土地和村庄共同体，农民不再如祖辈那般珍惜土地，村庄道德体系对单家独户的农民约束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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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普通农民对当下的物质欲望急剧抬升，心态颇有失衡之处。但相对于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而言，他们的欲望仍有限度，心态失衡实属事出有因。比之于沉迷肉欲者，普通农民在客观上不能不说还（不得不）保留了某些“知足常乐”的心态。比之于那些绕过“诚意”、“正心”和国法谋取物质财富者（包括作为“政商”的基层政府），普通农民又何尝不是（不得不）非常的“老实”、不懂得“变通”。有了这些比较，农民心态失衡，自认为人生多不理想，无疑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据，而绝不仅仅是物欲急剧膨胀，以至于“人心不足蛇吞象”。从这个角度说，对欲望难实现、治理腐败、人间冷暖、人生无意义、世道不公、命运无常等，绝大多数农民心有不满抑或犬儒，实际上也不乏反思社会转型的意味。虽然其反思未必系统、理性，甚至未必完全正当，但若只对其反思一味作批判，也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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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农民的“私欲”“物欲”从“克己”中走出来做出某种肯定，注意到它有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就是肯定物欲横流。从“克己”中走出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索取于“他者”（不管是外物还是他人）就合理。或者说，在难以成为“圣人”“罪人”的情况下，做“俗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却绝不意味着就可以俗到“病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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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正在这一点上，当下农民确实有“走过头”的地方。物质财富普遍增长，并没有直接让农民从主观上简单地认为，人生变得更理想，日常生活中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满足，心态变得更为安定。相反，由于物质欲望上升的幅度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不仅普通农民在物欲上出现了更大的沟壑，乡村社会中的优势群体甚至比普通农民对自己人生所获更为不满。人心不安定，更进一步加剧了对现世人生意义的质疑。祖先与子孙构成的链条虽对农民安顿身心仍有一定作用，却又有些不够。“三教九流”、基督、犬儒主义以及“去历史感”（穿越时空）均有了社会根基。但是，这些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农民对物质财富和人生不确定性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说，“双面人”确实有其“病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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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的“病态”面向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事实上，“阶级”话语下乡后，即与农民日常生活“哲学”有本质区别，并且不乏冲突。“阶级”话语尝试建构的人生与“圣人”有几分相似之处，如否定“私欲”“物欲”。在这方面，它甚至比“圣人”之“礼”有过而无不及。“灵魂深处革命”，无论如何都比在日常生活中要求“诚意”“正心”更彻底，也更难。当然，这一切皆有其特定的历史缘由，非此处所能简略讨论清楚。但在实践过程中，它对农民确实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它因太过高调否定“私欲”，而脱离了农民日常生活中家庭人伦之情。这使得部分农民即使在理性上愿意接受，在实践中也几乎很难做到。甚至那些最“革命”的干部，也不乏对“私”（欲）的关系有依赖，同时予以照顾；其二，当农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而陷入困境，又尤其不少作为“阶级”话语代表的基层干部最终被证明“私欲”不仅尚未被根除，甚至比普通农民更盛时，该话语也便被它自身否定了。结果，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激烈的政治运动未能去掉农民的“私欲”“物欲”，倒是部分地去掉了其日常生活中原有的“圣人”之“礼”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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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货币被用来衡量所有价值并充当社会交易桥梁，再次从更深的层面冲刷这一根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亦并不能自动发挥这一功能。事实上，让货币这一潜在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仍是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国家在乡村基层的触角，也即基层“官场”在实践中变为“政商”，而非意识形态上要求的那样让农民“当家做主”，也非农民据“圣人”之“礼”所期望的那样“为民做主”。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与之保持动态相连，致富目的的重要性压倒了致富的手段。又尤其，当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日益变大之后，不仅对普通农民，而且也对优势群体，在心态上构成了巨大压力。获得物质财富，而非获得它的手段合乎道德、国法的程度，成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志。与此机制联动，有用性原则更大限度地渗入农民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的道理。有了这个前提，其关于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的关系，在心态上出现交错紊乱，乃至“病态”，就更为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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