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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克己，具体而言即克制自我欲望，以适应自然循环需要，对物的可持续利用毋庸置疑有好处。但是，传统中国乡村发展的“高水平陷阱”在某种程度上也因此而造就。农民的人生循环也与此不无关系。一方面，农民既强调顺应物的本性，又强调自勉、勤劳，使得土地得以精耕细作，在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产出不断接近最大化，劳动边际收益增加的空间最后接近于零。另一方面，农民强调节约、诸子财产均分以及“消遣经济”，使得人口不断膨胀，直至靠勤俭节约也已无法保证温饱的日常生活。更何况，世代更替之间，同一祖先之后代贫富分化、悬殊也是常见现象。从治理的角度看，分工精细的官僚制势必因成本过高而为乡村社会难以承受。由此，在农业主导乡村经济的状况下，中国践行的是“简约型治理”。也即，农民以宗亲关系网络为基础，辅以地缘关系网络，参照国家“大传统”所持“圣人”之“礼”，依靠“小传统”实现基层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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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乡村社会格局，最终以国家权力下乡而被打破。当然，国家权力下乡并不是一个很顺利的过程。因为，国家权力在一开始下乡的过程中，并没有自上而下带来新的治理资源，同时也未能有效组织乡村社会，从自下而上的途径提供更多的资源。此后，这一进程在中国也缺乏足够宽松的环境。新的世界体系形成之后，传统国家不得不卷入以现代主权为边界的竞争过程。国家转型迫切需要权力下乡，以整合更广泛范围内的资源，推进现代化，从而增强主权。由此，当国家终于实现了权力下乡后，迅速集中配置资源，推进乡村经济发展，不仅是农民过好日常生活的必需，也是国家转型的战略需要。事实证明，在没有足够利用土地的新技术的情况下，乡村社会单位化是水利建设、扩大耕地面积，从而提高农业产出的“秘诀”所在。一开始，农民之所以心甘情愿参与这一过程，既有获得土地的实利因素，也有当家做主的意识激励，还有对国家“为民做主”的感恩心态作基础。但是，当农业产出提高后的农业剩余被国家拿走后，又尤其是“集权”导致农民不自由后，农民的日常生活终于和“大传统”中的“阶级”话语发生了矛盾。这些矛盾集中在不能够做到“为民做主”的基层干部身上表现出来，他们成为农民反思“集权”的具体对象。此外，农民“小传统”中存留的人伦关系也在抵制“阶级”话语实践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不仅使得“阶级”话语力图将乡村社会变成单一面向的目标，在实践中受到制约和怀疑，而且也成为此后它在乡村社会中消退的心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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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私欲”“物欲”在一定程度上被肯定，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当然，从国家转型的战略背景来看，此时重工业积累已基本完成，国家对农业剩余的依赖确实已开始下降。不过，农民主要是从日常生活来看这番变化的。被压抑的“私欲”“物欲”被承认，温饱变得有保障，无疑是符合“天理”的。而且，由于在农业之外出现了庞大的工业，趋向农工混合经济终于成为可能。这意味着，农民终于有可能跳出因新增加人口“吃掉”乡村经济增长财富的发展“陷阱”。这一切，很显然不是通过克制自我欲望，顺应自然，即可做得到。在其后，“半工”“半农”已成为农户的经济基础，农民开始部分地脱离土地，以过上更好的日常生活，更好地满足物质欲望，实现理想人生。这其中，心态上有其积极的一面。既然日常生活的“衣食父母”不再局限于土地和村庄共同体，农民不再如祖辈那般珍惜土地，村庄道德体系对单家独户的农民约束力下降，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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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说，普通农民对当下的物质欲望急剧抬升，心态颇有失衡之处。但相对于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而言，他们的欲望仍有限度，心态失衡实属事出有因。比之于沉迷肉欲者，普通农民在客观上不能不说还（不得不）保留了某些“知足常乐”的心态。比之于那些绕过“诚意”、“正心”和国法谋取物质财富者（包括作为“政商”的基层政府），普通农民又何尝不是（不得不）非常的“老实”、不懂得“变通”。有了这些比较，农民心态失衡，自认为人生多不理想，无疑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据，而绝不仅仅是物欲急剧膨胀，以至于“人心不足蛇吞象”。从这个角度说，对欲望难实现、治理腐败、人间冷暖、人生无意义、世道不公、命运无常等，绝大多数农民心有不满抑或犬儒，实际上也不乏反思社会转型的意味。虽然其反思未必系统、理性，甚至未必完全正当，但若只对其反思一味作批判，也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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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农民的“私欲”“物欲”从“克己”中走出来做出某种肯定，注意到它有历史合理性的一面，并不意味着就是肯定物欲横流。从“克己”中走出有合理性，并不意味着不择手段索取于“他者”（不管是外物还是他人）就合理。或者说，在难以成为“圣人”“罪人”的情况下，做“俗人”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却绝不意味着就可以俗到“病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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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正在这一点上，当下农民确实有“走过头”的地方。物质财富普遍增长，并没有直接让农民从主观上简单地认为，人生变得更理想，日常生活中的欲望得到更好的满足，心态变得更为安定。相反，由于物质欲望上升的幅度和速度大大超过了其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位置，不仅普通农民在物欲上出现了更大的沟壑，乡村社会中的优势群体甚至比普通农民对自己人生所获更为不满。人心不安定，更进一步加剧了对现世人生意义的质疑。祖先与子孙构成的链条虽对农民安顿身心仍有一定作用，却又有些不够。“三教九流”、基督、犬儒主义以及“去历史感”（穿越时空）均有了社会根基。但是，这些也同样不能从根本上消解农民对物质财富和人生不确定性的焦虑。从这个角度说，“双面人”确实有其“病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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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面人”的“病态”面向是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或者至少可以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事实上，“阶级”话语下乡后，即与农民日常生活“哲学”有本质区别，并且不乏冲突。“阶级”话语尝试建构的人生与“圣人”有几分相似之处，如否定“私欲”“物欲”。在这方面，它甚至比“圣人”之“礼”有过而无不及。“灵魂深处革命”，无论如何都比在日常生活中要求“诚意”“正心”更彻底，也更难。当然，这一切皆有其特定的历史缘由，非此处所能简略讨论清楚。但在实践过程中，它对农民确实产生了两个后果。其一，它因太过高调否定“私欲”，而脱离了农民日常生活中家庭人伦之情。这使得部分农民即使在理性上愿意接受，在实践中也几乎很难做到。甚至那些最“革命”的干部，也不乏对“私”（欲）的关系有依赖，同时予以照顾；其二，当农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而陷入困境，又尤其不少作为“阶级”话语代表的基层干部最终被证明“私欲”不仅尚未被根除，甚至比普通农民更盛时，该话语也便被它自身否定了。结果，一场又一场大规模、激烈的政治运动未能去掉农民的“私欲”“物欲”，倒是部分地去掉了其日常生活中原有的“圣人”之“礼”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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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货币被用来衡量所有价值并充当社会交易桥梁，再次从更深的层面冲刷这一根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货币亦并不能自动发挥这一功能。事实上，让货币这一潜在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仍是国家和社会的转型。国家在乡村基层的触角，也即基层“官场”在实践中变为“政商”，而非意识形态上要求的那样让农民“当家做主”，也非农民据“圣人”之“礼”所期望的那样“为民做主”。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与之保持动态相连，致富目的的重要性压倒了致富的手段。又尤其，当乡村社会层级间的差距日益变大之后，不仅对普通农民，而且也对优势群体，在心态上构成了巨大压力。获得物质财富，而非获得它的手段合乎道德、国法的程度，成为衡量人生成功的标志。与此机制联动，有用性原则更大限度地渗入农民日常生活中与人相处的道理。有了这个前提，其关于人与国、人与史、人与命的关系，在心态上出现交错紊乱，乃至“病态”，就更为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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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如果以社会大转型的视野，辩证地透视乡村中的人生、欲望与社会心态，或许不难发现，必须注意“双面人”同时存在的、截然相反却又共生的两个面向，而非其中某个单一面向。当代学界诸多倾向于用单一面向的话语，分析农民的欲望和社会心态的做法，或许不无值得反思和补充的地方。其实，若将视野拓展到更长的历史中，“物欲横流”似乎也不仅仅是当下知识分子对当下乡村社会独有的反思。在参照“俗人”标准转型之前，乡村社会其实也充满变化，其中宋代的变化就格外引人注目。宋儒之所以推动乡村转变，其重要目的也是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状况下，安顿农民的日常生活，从而安定和正其心。由此看来，“物欲横流”的格局既然是乡村社会变动中产生出来的，若对其进行适度限制（而非消除私欲、物欲），也就应当在乡村社会转型的反思中，去寻找思路。既然基层治理和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在农民欲望过度膨胀和社会心态不安定中起到重要作用，那么，从此入手重构乡村治理和日常生活共同体，似乎才是从“系铃”处“解铃”。与此相对，若仅仅全盘批判抑或肯定它，则似乎既不够辩证，亦难以中肯。归根究底，从农民日常生活“哲学”来说，肯定“俗人”正常的私欲、物欲，而又适度节之以“圣人”之“礼”［以理想型而论，可谓“即凡（俗）而圣”］，方可能既不至于太崇高而曲高和寡，难以得到实践，亦不至于太俗而陷入“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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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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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导致“双面人”出现的乡村社会转型过程跌宕起伏，它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却是连贯的。即使“阶级”话语否定农民私欲、物欲，但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方案。它并非让农民据“礼”克己，而是为现代国家节制欲望、贡献劳动剩余。因此，“双面人”同时也植根在现代性当中。而现代性之所以最终能对农民人生、欲望和社会心态构成弥散性压力，靠的恰恰不是“阶级”话语和“集权”式的简单、直接身心控制，而是通过赋予农民“自由”，拉开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进而让标识这些差距的客观工具——货币具有了抽象的魔力。货币机制不仅主导乡村日常生活的经济领域，同时也或明或暗地强势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换句话说，现代货币机制当然也不是一台可以自我维系运转的永动机。它的动力机制在于，国家在自身的转型过程中，以乡村治理改造基层政治，同时也改造社会。以至于，货币以其独一无二的、一视同仁地对待其他价值的中介机制，主导了基层干部的“命脉”，同时也给每一个普通村民“打分”和“排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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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很难说只是现代性的被动接受者、被改造者。在货币中介机制面前，越是有能力的乡村政治精英，越善于“变通”“打擦边球”，以超常地达到“掘地”和接近货币魔杖的目的。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越是“醒目”、懂得“变通”的农民，越能游刃有余地使用冷漠的货币中介机制，压抑“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以实现快速致富的目的。当然，基层干部也罢，普通农民也罢，从主观上未必就愿意彻底匍匐在货币面前。事实上，基层干部也曾尝试为人民、为“子孙后代”谋发展。只不过，在中度发展地区，这一空间往往有限。在与人相处的道理中，基层干部并非就完全不认可“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只不过，在有限政治资源和“变通”、“打擦边球”式“掘地”的政治风险面前，“冷酷”的实利原则不经意间渗入了“派系”的形成和维系过程。至于普通村民，也不无希望将“冷”的货币与“热”的人情结合起来的举动。但是，为了货币积累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有意识地甄别、建构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以便从中选择出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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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货币的支配性地位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对人压抑的一面便不可能不出现。相对于货币的支配性与目的性而言，是否依靠劳动，或者劳动与收获之间是否对等，已经变得不重要，获得货币本身才是货真价实的“道理”。可是，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直接依靠劳动满足日益膨胀的货币化欲望，往往空间有限。而这又使得人们，不管是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还是普通农民，普遍感叹“很累”，失落、苦闷抑或空虚的心态急剧蔓延。又尤其，优势群体所面临的这种心态困境，除了对其“自我”构成压力之外，反过来还形成了直接针对普通农民的压力。它成了后者追求的目标，甚或证明自己有面子，有人生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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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中介机制作为组织经济和社会分层的机制，在此状态下即逐步开始钳闭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形成一个又一个充满两面性的“连环套”。在这些“连环套”中，基层官场和农民个体指向货币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起来，但真正满足这些欲望的机会绝无可能同比增长。结果，几乎每个个体、阶层都受困。可是，正如越挣扎越紧缩的“连环套”，单家独户的农民以及每个阶层急于求成地以劳动或非劳动的方式，追求迅速脱困的努力，事实上加剧了各自受困的程度。从社会心态上说，这即是一个“受困社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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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社会”既是“双面人”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果，当然也就与它因现代性兴起而引发的、注重当下物欲的一面，紧密相连。这正是诸种关于“单面人”、单面现代性的叙述，所批判的焦点所在。但其实，“双面人”同时也对“单面人”、单面现代性的叙述，具有反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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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双面人”，虽在某种程度上不乏“异化”、理性化、客观化乃至“病态化”的色彩，但同时也有挣扎着力图保持“真我”“本性”的一面。即使沉迷于肉欲者，也多少有此类反思。基于亲缘、地缘，以及哪怕是工具性的“人情”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货币中介机制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货币中介机制中人生的“失败者”，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在乡村治理领域，理性官僚制虽在兴起，传统型、父权制和魅力型的权威不仅依然存在，甚至也可与基层官场相结合，以完成其治理任务。那些深埋在村民心中、虽然充满矛盾的信仰和人际关系信条，则为宗教、准宗教和父权制的支配方式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土壤。“当家做主”和“为民做主”之间的张力还表明，现代性兴起，一方面导致了治理领域封闭的可能，另一方面同时也生发了开启治理领域封闭之门的民主参与力量。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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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社会理论家和当代批判理论者对因现代性兴起而来的“俗人”和“病人”，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这对于反思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宏大词语，以及将之视作无条件神圣教条的虚伪性，无疑一针见血。而在“双面人”的日常实践中，其实每天都在以“乡土”方式编制另外一种话语，诸如讽刺性笑话、顺口溜和戏谑性的打油诗、段子，即是此类话语的隐喻。由此，以“双面人”看来，越是形式化话语具有封闭趋势时，与其相对应的批判性、反思性话语就越是或明或暗地更流行。这个道理就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代性导致“俗人”趋向单一化的“病人”，实际上只能产生“双面人”，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真我”“本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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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经典社会理论家们在如何克服现代性之不足的问题上，虽有深刻的一面，却也留下了如何与日常生活实践相连的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以现代日常生活为基点，针对“异化”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解放路径，留下了动员性、斗争性体制如何常规化的实践难题。又尤其，在现代性因素积累到温饱有余的水平后，“双面人”往往倾向于以日常生活秩序相对稳定为前提，来反思克服现代性社会及其更优的替代方案。同样，以职业道德教育应对现代性兴起中的社会“失范”，也留下了包括异质性的社会在“有机团结”不够的情况下，“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议题。而且，职业伦理教育如何跳出“父子同业”的阶级再生产怪圈，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成就普通人的人生理想，理顺社会心态，仍然是未竟之题。至于以个体恪守“责任伦理”的方式挣脱理性“铁笼”的办法，则显然更近似于一种道德倡议，反思力量颇为柔弱而分散。与此类似，强调“个体生命伦理”，以鼓励人们感受生命的价值和超越当下物欲的人生意义，也有如何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解决积极反思缺乏动力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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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怎么说，经典社会理论家们还将反思现代性单面化倾向的希望重点，放在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上。而与此相对，不少当代批判理论者在反思现代性带来“物欲横流”、人性被压制时，虽然路数差别甚大，却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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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俗人”被现代理性的一面控制以至成“病人”的问题，“单面人”的替代性方案并未寄希望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及其自我“拯救”的反思。相反，针对“单面人”的反思认定，只有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才有希望通过“大拒绝”，“治”好“单面人”的现代性“病”。其反思虽然在批判的一面深刻而有力，但在建构的一面不仅忽略了普通人的反思能力，也忽略了社会边缘群体承受现代性“拯救”之重的能力和实践渠道。在现代性兴起的社会里，具体的人与人直接依赖程度大大下降，而个人依赖社会的程度却急剧上升（农民从农业转向农工混合经济，只是这其中的一环）。这意味着依赖于私人的联系弱化，依赖于公共的沟通变得更为重要。而“大拒绝”的指向，则很显然与此世道趋向，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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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解构中心式、整体式宏大叙事的主张，对揭示弥散性、现代性的客观权力机制规训活生生的人，同样也十分深刻。只不过，“解构”本身并不等于“拯救”。相反，在所有参考价值体系都被解构后，普通人的人生反而会失去定位方向的坐标。纯粹个人化、碎片化的主体性虽然容易得到“爽呆呆”的登峰体验，但“爽”完之后如何回归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往往是个大问题。同样，指出上帝死了，乃至有主体性的人也“死”了，虽对反思现代性虚幻的一面不无意义，但仅靠号召人不再贪婪、正视自我主体的缺席，并不能起到比道德倡议更好的作用。而强调注重“差异”“延异”以帮助人寻找意义“痕迹”的主张，则不经意间否定了劳动对人生的价值。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其悖论在于，离开劳动，人生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遑论意义。进而，以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案应对现代性社会病，则可能将要面临究竟由谁为谁治病的问题。而且，“病”既源于系统的现代性，它与个体化的治疗之间又岂会没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倒是“现时代古典人”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性。不过，它留下的问题是，若不是个别的边缘群体，而是绝大多数的人，已然失去反思现代性的能力，又如何抵制得了现代性的诱惑，将古典式的人生当成一种日常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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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现代人具有双面的特征，首先可以否定此类说法：“双面人”只是转型社会的暂时性特征，随着现代性兴起的时间延长，终将转变成“单面人”。进而，针对现代性单面化、压抑人的主体性倾向，“双面人”的启发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自身即可，并且理应成为反思的主角。正如“大转型”下的社会在被市场挤压后，会自动起来保卫社会一样，克服现代性弊病的药方主要也不在别的地方，而就在现代性兴起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因具有超越社会的主体性，而更适宜承担起反思和优化现代性方案的先锋。是如前所述，国治，方能正民心。正心，尚可齐家、立命。心正，家齐，命立，“受困社会”始有解困的希望。此外还值得指出，既然与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相连的是“双面人”，反思亦就不在于“大拒绝”，而在“大对话”。其一，社会话语由对话而多元共存，求同存异而打破意识封闭；其二，社会层级结构由对话而具有弹性、流动，打破阶层封闭；其三，人生价值由对话而多样，打破货币中介机制对人生尊严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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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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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无疑是不同群体、阶层进行公共对话、沟通和协调，最重要的平台。同时，它又是超越于任何单一个体和阶层的公权所在。又尤其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国家还是其人生和日常生活的前置条件。转型乡村中的“双面人”对于国家治理的反思意义在于，它呈现了两种极端方向与农民人生及日常生活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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