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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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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导致“双面人”出现的乡村社会转型过程跌宕起伏，它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却是连贯的。即使“阶级”话语否定农民私欲、物欲，但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方案。它并非让农民据“礼”克己，而是为现代国家节制欲望、贡献劳动剩余。因此，“双面人”同时也植根在现代性当中。而现代性之所以最终能对农民人生、欲望和社会心态构成弥散性压力，靠的恰恰不是“阶级”话语和“集权”式的简单、直接身心控制，而是通过赋予农民“自由”，拉开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进而让标识这些差距的客观工具——货币具有了抽象的魔力。货币机制不仅主导乡村日常生活的经济领域，同时也或明或暗地强势渗透到其他各个领域。换句话说，现代货币机制当然也不是一台可以自我维系运转的永动机。它的动力机制在于，国家在自身的转型过程中，以乡村治理改造基层政治，同时也改造社会。以至于，货币以其独一无二的、一视同仁地对待其他价值的中介机制，主导了基层干部的“命脉”，同时也给每一个普通村民“打分”和“排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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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很难说只是现代性的被动接受者、被改造者。在货币中介机制面前，越是有能力的乡村政治精英，越善于“变通”“打擦边球”，以超常地达到“掘地”和接近货币魔杖的目的。在乡村日常生活中，越是“醒目”、懂得“变通”的农民，越能游刃有余地使用冷漠的货币中介机制，压抑“温情脉脉”的人伦关系，以实现快速致富的目的。当然，基层干部也罢，普通农民也罢，从主观上未必就愿意彻底匍匐在货币面前。事实上，基层干部也曾尝试为人民、为“子孙后代”谋发展。只不过，在中度发展地区，这一空间往往有限。在与人相处的道理中，基层干部并非就完全不认可“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只不过，在有限政治资源和“变通”、“打擦边球”式“掘地”的政治风险面前，“冷酷”的实利原则不经意间渗入了“派系”的形成和维系过程。至于普通村民，也不无希望将“冷”的货币与“热”的人情结合起来的举动。但是，为了货币积累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有意识地甄别、建构各类社会关系网络，以便从中选择出有用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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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货币的支配性地位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对人压抑的一面便不可能不出现。相对于货币的支配性与目的性而言，是否依靠劳动，或者劳动与收获之间是否对等，已经变得不重要，获得货币本身才是货真价实的“道理”。可是，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直接依靠劳动满足日益膨胀的货币化欲望，往往空间有限。而这又使得人们，不管是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还是普通农民，普遍感叹“很累”，失落、苦闷抑或空虚的心态急剧蔓延。又尤其，优势群体所面临的这种心态困境，除了对其“自我”构成压力之外，反过来还形成了直接针对普通农民的压力。它成了后者追求的目标，甚或证明自己有面子，有人生意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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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中介机制作为组织经济和社会分层的机制，在此状态下即逐步开始钳闭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形成一个又一个充满两面性的“连环套”。在这些“连环套”中，基层官场和农民个体指向货币的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起来，但真正满足这些欲望的机会绝无可能同比增长。结果，几乎每个个体、阶层都受困。可是，正如越挣扎越紧缩的“连环套”，单家独户的农民以及每个阶层急于求成地以劳动或非劳动的方式，追求迅速脱困的努力，事实上加剧了各自受困的程度。从社会心态上说，这即是一个“受困社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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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社会”既是“双面人”日常生活实践的结果，当然也就与它因现代性兴起而引发的、注重当下物欲的一面，紧密相连。这正是诸种关于“单面人”、单面现代性的叙述，所批判的焦点所在。但其实，“双面人”同时也对“单面人”、单面现代性的叙述，具有反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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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日常生活中的“双面人”，虽在某种程度上不乏“异化”、理性化、客观化乃至“病态化”的色彩，但同时也有挣扎着力图保持“真我”“本性”的一面。即使沉迷于肉欲者，也多少有此类反思。基于亲缘、地缘，以及哪怕是工具性的“人情”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货币中介机制兴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为货币中介机制中人生的“失败者”，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在乡村治理领域，理性官僚制虽在兴起，传统型、父权制和魅力型的权威不仅依然存在，甚至也可与基层官场相结合，以完成其治理任务。那些深埋在村民心中、虽然充满矛盾的信仰和人际关系信条，则为宗教、准宗教和父权制的支配方式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土壤。“当家做主”和“为民做主”之间的张力还表明，现代性兴起，一方面导致了治理领域封闭的可能，另一方面同时也生发了开启治理领域封闭之门的民主参与力量。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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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社会理论家和当代批判理论者对因现代性兴起而来的“俗人”和“病人”，做出了深刻的批判。这对于反思形式上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宏大词语，以及将之视作无条件神圣教条的虚伪性，无疑一针见血。而在“双面人”的日常实践中，其实每天都在以“乡土”方式编制另外一种话语，诸如讽刺性笑话、顺口溜和戏谑性的打油诗、段子，即是此类话语的隐喻。由此，以“双面人”看来，越是形式化话语具有封闭趋势时，与其相对应的批判性、反思性话语就越是或明或暗地更流行。这个道理就像“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现代性导致“俗人”趋向单一化的“病人”，实际上只能产生“双面人”，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要遇到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真我”“本性”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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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经典社会理论家们在如何克服现代性之不足的问题上，虽有深刻的一面，却也留下了如何与日常生活实践相连的一系列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以现代日常生活为基点，针对“异化”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解放路径，留下了动员性、斗争性体制如何常规化的实践难题。又尤其，在现代性因素积累到温饱有余的水平后，“双面人”往往倾向于以日常生活秩序相对稳定为前提，来反思克服现代性社会及其更优的替代方案。同样，以职业道德教育应对现代性兴起中的社会“失范”，也留下了包括异质性的社会在“有机团结”不够的情况下，“道德法则”究竟如何可能成为普通人日常生活有机组成部分的议题。而且，职业伦理教育如何跳出“父子同业”的阶级再生产怪圈，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成就普通人的人生理想，理顺社会心态，仍然是未竟之题。至于以个体恪守“责任伦理”的方式挣脱理性“铁笼”的办法，则显然更近似于一种道德倡议，反思力量颇为柔弱而分散。与此类似，强调“个体生命伦理”，以鼓励人们感受生命的价值和超越当下物欲的人生意义，也有如何在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解决积极反思缺乏动力机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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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管怎么说，经典社会理论家们还将反思现代性单面化倾向的希望重点，放在绝大多数的普通人身上。而与此相对，不少当代批判理论者在反思现代性带来“物欲横流”、人性被压制时，虽然路数差别甚大，却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群体及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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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俗人”被现代理性的一面控制以至成“病人”的问题，“单面人”的替代性方案并未寄希望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及其自我“拯救”的反思。相反，针对“单面人”的反思认定，只有流浪汉和局外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被剥削者和被迫害者，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才有希望通过“大拒绝”，“治”好“单面人”的现代性“病”。其反思虽然在批判的一面深刻而有力，但在建构的一面不仅忽略了普通人的反思能力，也忽略了社会边缘群体承受现代性“拯救”之重的能力和实践渠道。在现代性兴起的社会里，具体的人与人直接依赖程度大大下降，而个人依赖社会的程度却急剧上升（农民从农业转向农工混合经济，只是这其中的一环）。这意味着依赖于私人的联系弱化，依赖于公共的沟通变得更为重要。而“大拒绝”的指向，则很显然与此世道趋向，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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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解构中心式、整体式宏大叙事的主张，对揭示弥散性、现代性的客观权力机制规训活生生的人，同样也十分深刻。只不过，“解构”本身并不等于“拯救”。相反，在所有参考价值体系都被解构后，普通人的人生反而会失去定位方向的坐标。纯粹个人化、碎片化的主体性虽然容易得到“爽呆呆”的登峰体验，但“爽”完之后如何回归可持续的日常生活，往往是个大问题。同样，指出上帝死了，乃至有主体性的人也“死”了，虽对反思现代性虚幻的一面不无意义，但仅靠号召人不再贪婪、正视自我主体的缺席，并不能起到比道德倡议更好的作用。而强调注重“差异”“延异”以帮助人寻找意义“痕迹”的主张，则不经意间否定了劳动对人生的价值。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其悖论在于，离开劳动，人生也就脱离了日常生活，遑论意义。进而，以精神分析治疗的方案应对现代性社会病，则可能将要面临究竟由谁为谁治病的问题。而且，“病”既源于系统的现代性，它与个体化的治疗之间又岂会没有张力。在日常生活中，倒是“现时代古典人”的说法有一定的现实性。不过，它留下的问题是，若不是个别的边缘群体，而是绝大多数的人，已然失去反思现代性的能力，又如何抵制得了现代性的诱惑，将古典式的人生当成一种日常生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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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现代人具有双面的特征，首先可以否定此类说法：“双面人”只是转型社会的暂时性特征，随着现代性兴起的时间延长，终将转变成“单面人”。进而，针对现代性单面化、压抑人的主体性倾向，“双面人”的启发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自身即可，并且理应成为反思的主角。正如“大转型”下的社会在被市场挤压后，会自动起来保卫社会一样，克服现代性弊病的药方主要也不在别的地方，而就在现代性兴起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因具有超越社会的主体性，而更适宜承担起反思和优化现代性方案的先锋。是如前所述，国治，方能正民心。正心，尚可齐家、立命。心正，家齐，命立，“受困社会”始有解困的希望。此外还值得指出，既然与日常生活中的现代性相连的是“双面人”，反思亦就不在于“大拒绝”，而在“大对话”。其一，社会话语由对话而多元共存，求同存异而打破意识封闭；其二，社会层级结构由对话而具有弹性、流动，打破阶层封闭；其三，人生价值由对话而多样，打破货币中介机制对人生尊严的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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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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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无疑是不同群体、阶层进行公共对话、沟通和协调，最重要的平台。同时，它又是超越于任何单一个体和阶层的公权所在。又尤其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国家还是其人生和日常生活的前置条件。转型乡村中的“双面人”对于国家治理的反思意义在于，它呈现了两种极端方向与农民人生及日常生活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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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如果国家片面否定农民日常生活中的当下物质欲望，所得实践后果往往适得其反。农民因为没有办法做到相应限度的“去私”，而难以实现人生的超越。以至于，不仅无法如国家治理所希望的那样实现崇高，反倒可能怀疑、愚弄崇高，进而更急迫地追求被过分压抑的私欲、物欲。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家虽然可以给农民的日常生活，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平等。但是，因农民的私欲、物欲被当成了国家治理的对象，实际上提供的只能是私欲、物欲被压制的平等。当然，农民并非就不能为国家更宏大、长远的目的，在日常生活中压制私欲、物欲。不过，绝大部分的普通农民终究不是苦行僧。由此，它需要两个前提。其一，以家庭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可以正常循环；其二，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优势群体的私欲、物欲大体一并被压制。如果普通农民温饱不足，即有悖于前者。而优势群体权力滥用，则有悖于后者。如此一来，乡村社会心态就必然失衡。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基本私欲、物欲满足的意识，就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针对基层治理的反思，继而在渴求国家“为民做主”的心态下，期望国家治理转型。在农民日常生活“哲学”中，是可谓世道趋向，可顺之而不可逆之。对国家而言，农民认定的世道趋向即是人心。世道人心既关乎国家的合法性，更直接关乎治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由此，普通农民、乡村社会中的优势群体与国家的这场大对话，能否顺利进行，以及基于大对话的沟通、协调能否实现，既关系到普通农民日常生活能否过好、理想人生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人心中的“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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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乡村基层治理中，如果国家片面肯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对当下的物质欲望，所得实践后果也同样适得其反。尤其在客观上原本不具备快速发展条件的中度发展地区，基层干部将片面强调当下物质欲望满足的逻辑，贯彻到地方发展中，虽然可带来物质财富快速增长，但是只能“变通”绕过乃至直接违反宏观政策和国法“掘地”。结果，这种类型的财富增长越快，基层官场的“私”欲、物欲越是得到更好的满足，国法就越是被虚化、破坏。为了在共同应付此类“变通”、违背国法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政绩和官僚制度内升迁机会，基层的“派系政治”现象就变得越盛行。在实践中，既然基层官场公权可为地方发展之公共目的，“变通”、违背国法，基层官员将公权私用的空间也便大大增加。国家治理一旦在基层官场变形，农民不管是通过“当家做主”要求基层官员为人民服务，抑或寄希望于其发善心“为民做主”，都难上加难。最终，基层治理越偏离国家治理的公共目标，农民越难以过好日常生活、实现理想人生，乡村社会心态也就越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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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国家在乡村基层治理中片面强调当下物质欲望，在客观上造成了乡村社会层级间差距迅速扩大。而且，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其致富手段也不乏“变通”、违背国法之处。致富而意未必诚、心未必正，却未能遭到国法及时制止、惩处，不仅对“诚意”“正心”却身处乡村社会底层的农民人生，构成了活生生的、尖锐的讽刺，而且进一步引发了普通农民更强烈的私欲、物欲膨胀。可是，乡村社会中的资源和机会都是有限的，在中度发展地区尤其如此。当乡村社会分层标准日趋只有物质财富这一“独木桥”时，势必只有极少数农民能通过此“桥”稳居上层，而大部分普通农民则只能望“钱”兴叹。由此可见，国家在推进社会转型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须得有具体可落实到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机制保障“兼顾”。否则，它就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被基层治理省略为，只有前半截而没有后半截。一旦“效率”有余而“公平”不足，就出现了“谁的效率”的政治经济学命题。在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如果“效率”只属于极少数优势群体，则无疑“效率”越高，普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挫败感就越强，乡村社会心态就越失衡。甚至于，不仅普通农民“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连优势群体也得了便宜还“卖乖”。因其“效率”来得太容易、太不义，优势群体不仅藐视国法，且因私欲、物欲更容易膨胀而与日常生活冲突更大，心更不定，家更不安，人生更难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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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以日常生活为准点看，国家在乡村基层治理中既不宜片面否定，也不宜片面肯定农民的私欲、物欲。在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上，任一方向趋向极端，都将使农民日常生活陷入困境，理想的人生难以实现，从而也使得国家在乡村基层的治理与农民“历史感”中的“治世”相悖。换句话说，农民的日常生活和正常的人生欲望，而非片面的“圣人”之“礼”或“俗人”之欲，才是国家进行乡村基层治理的合理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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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进一步细分国家治理，则不难发现，对于作为现代国家治理支柱的法治与民主，转型乡村中的“双面人”也不乏反思性参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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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礼治”迈向“法治”，向来被视作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标志。其背后的人生假设则是“圣人”到“俗人”的转型。预设人可“圣”者，重教化，推礼治。而预设人本“俗”者，则重规范，推法治。在现代性兴起的过程中，“圣人”被认定为“落后”，或者至多只能归之于道德领域，而从“罪人”身份中脱胎出来的“俗人”则属于“先进”“自主”的标志。国家制定“先进”的、基于“俗人”欲望的法律或规范，以代替“落后”的、体现“圣人”人伦的“礼”，无疑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作为“落后”的典型标志的乡村社会当中，二者之间的张力显得更加突出。撇开这一转型过程须得有必要的社会成本做支撑不说，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就是它首先须得面对的现实问题。而其实，农民在日常生活中也并不是一切法律的反对者。即使在国法与日常生活中诸多规则相冲突的情况下，农民也不乏积极向国法靠拢的变化。如在男女平等的规则上，即已有了不小改观。甚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农民也积极主动迎接法律下乡，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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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与日常生活相去甚远、实践起来至少暂时有难度的国法，须得考虑与农民日常生活保持合理的距离。只有稍加改变日常生活，即能够得着的国法，农民才可能沿着法治方向转变。如果国法要农民彻底改变日常生活才能够得着，甚至彻底改变日常生活也够不着，那么它在实践中，要么会被农民当作“耳边风”、形同虚设，要么则变成完全不顾现实的酷法，既不符合人性（要知道人性永远不是抽象的，而是植根于特定社会和文化基础的），也难支撑起农民理想的人生。即使是那些认识到了“圣人”之“礼”对现代社会尚有意义，并试图与之建立起某种传承的国法，如距离日常生活太远，也可能只具有“慰藉”现代法治的道德象征性。例如，当“半工”的年轻农民在收入、假期、交通上无法将看望老人变为日常生活时，国法又如何可能让其家庭日常生活变得更有秩序。由此，“礼治”与“法治”并非就是单纯对立，且在“进化”序列上天然的前后替代关系。相反，它们有着诸多交叉的内容。甚至于，某些并不交叉的内容，也未必是对立，而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至于那些确因现代性转型必须替代的内容，也恐注定是一个渐进的法治过程。因为，农民日常生活的转型总是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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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更重要的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农民并非就真是法盲。即使法律知识相对贫乏，他们对国法的尊崇和敬畏之心，却比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强得多。基层官员违背国法“掘地”、欠债不还钱，企业违背国法污染环境、侵犯农民工劳动权益，个体老板违背国法销售假劣农资乃至有毒食品，“醒目”的农民大到违背国法经营地下“六合彩”、小到出售有毒农产品，不一而足。此类行为往往非但没有被国法制止、惩处，反倒给人们快速带来了超常的物质财富。进而，由此致富者不仅嘲笑国法形同虚设，还嘲笑遵纪守法者不懂得“变通”、思想不够解放。“解放思想”的原则，原本是国家优化治理的“法治”转型机制，在这里却变成了“怎么都可以”。可是，当普通村民力图用与土地有关的国法，阻止优势群体“掘地”和保护自己权益，伸张村民自治的权利时，从基层官员那里得到的回应却是“别钻牛角尖”，要给官员“面子”，等等。一言蔽之，国法一旦缺乏具体措施公正地实践，就可能出现选择性执法，而又选择性“失明”。毋庸说，由此带来的问题不仅使得国法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损失威严，而且使得基层官场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人心。对普通农民而言，国法虽好，但在基层实践中能有效利用国法者，是“他人”，而非“自己”。在这种心态作用下，他们缺乏法治意识，寄希望于国家“为民做主”，又何尝不正符合日常生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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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现代性方案为参照，农民希望有善心者“为民做主”，却是极其“落后”、需要被改造的思想。这就不免让农民犯难了。如果要在时间、精力甚至人身安全上都付出很大代价，才能达到现代性方案，农民的日常生活就没法跟得上。能抛下日常生活，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与乡村社会层级结构中的优势群体认真周旋到底者，毕竟少之又少。对普通农民日常生活来说，犬儒，“忍”，茶余饭后做些谴责，然后盼着国家“为民做主”，至少是比较省事的做法。如此一来，无论是在村民自治中，还是在基层官治中，自下而上对村干部、基层官员的权力监督，显然就难有一个比较坚实的社会基础。农民当然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利，否则就不会心态失衡了。但是，农民日常生活确实难以承受成本太高的民主权利，除非有更大的、对日常生活有用的收益。然而，“双面人”在基层官场中的表现恰恰是“派系政治”。这不仅注定了普通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就地行使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并不容易，甚至也注定了他们直接触及国家“为民做主”的机会也不容易。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必须穿越基层、县甚至更高的“官场”，方能突破“派系”的范围，找到与基层官场“派系”利益无涉，而能主持“公道”的官员。农民上访艰难，以及大量农民在上访后无果而终、主动放弃，即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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