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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外国人退去处分关系杂件 支那国人》分类项目4—2—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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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 杂之部》分类项目3—1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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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录于各国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资料集（俄文版：BKΠ（б），T.I.（1920—1925），МocKBa，1994；T.II.（1926—1927），Мocκвa，1996；T.Ⅲ.（1927—1931），Мocκвa，1999；德文版：RKP（B），Kom-intern und die national-revolutionare Bewegung in China：Dokumente.Bandl.（1920—1925），Munchen，1996；Band2.（1926—1927），Munster，1998；汉语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李玉贞译：《联共、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25）》第1卷，（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的文件）的文件，因其文件号码相同，注释说明中只标出文件号码，如〈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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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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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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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共产主义者在上海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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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日本著名的文学家芥川龙之介访问了上海。他当时到过的地方，经过其后80年的沧桑，很多已经旧踪难觅，现在却只有一处复原成当时的样子加以保存。这处建筑，现在的门牌号是卢湾区兴业路76号，旧时是法租界望志路（Rue Wantz）106号。[1]不过，对这处建筑加以复原并非是为了纪念芥川造访上海的足迹，现在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看到门前的铭牌上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的字样。也就是说，在芥川来到该处不久后，就在他所看到的那个地方，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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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芥川并非因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将要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来，而是为了会晤“‘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的“李人杰”。李人杰，原名李书诗，通常称李汉俊，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成立时的成员之一（脱离中共后，1927年遭军阀逮捕杀害）。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芥川来访三个月后，即1921年7月末，就在李汉俊的寓所召开了。芥川在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地方，会晤了中共领导人，实在是一种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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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推测，芥川和李汉俊是4月25日前后晤面的，芥川《上海游记》里有《李人杰氏》一节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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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村田［《大阪每日新闻》记者村田孜郎］同访李人杰氏。李氏年仅二十八岁，按信条应为社会主义者，上海“少年中国”代表人物之一。……有仆人即引予等到会客室。有长方桌一，洋式坐椅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品。……除此粗糙之仿制品外，更无可赏目之装饰。然室内不见尘埃，朴素之气令人爽悦。数分钟后，李人杰氏来。［以上为会见时芥川所作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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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芥川见过面的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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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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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会客室内通向二层的梯子垂落于室内一角，故有人下楼，客人先见其足。李人杰氏出现时，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他脚上的中国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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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 China”，是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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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对李汉俊居处的描写，和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完全一样。复原的大会会议室里，摆着长方桌和洋式坐椅，也有通往二层的楼梯，同样简朴得没有任何令人悦目的饰物。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恐怕就是在这间芥川走后没有加以任何改变的房子里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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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汉俊的印象和谈话的情景，芥川这样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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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李氏又云，要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蹙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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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李汉俊，在此次会晤两个月之后，受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此时他正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其笔锋犀利、逻辑严谨、感觉敏锐，恰如芥川对他相貌的描述一样。这一点，从初期共产主义者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5]也可得到证实。正是他对芥川说，中国需要社会革命。所谓“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是指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和国或“民国”不久即成为一副空架子，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整个社会的革命，而不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私相授受或互相争夺；自己正是为了宣传革命而面对“万里荒芜”大声疾呼。同时表达了“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的悲壮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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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快结束时，芥川问：“除宣传手段外，尚能顾念艺术否？”李汉俊的回答只是：“几近于无。”据说他也曾读过被称作“艺术主义”或“艺术派”的芥川的小说，可芥川没有记下面对如此回答自己作何感想；不过芥川对李汉俊其人颇有好感。芥川4月30日从上海寄给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信中特别提到他：在上海见到的名士中，“李人杰才华出众”。[6]当然，这时的芥川不会想到，这位同龄人也将和自己同一年（1927年）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