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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芥川见过面的李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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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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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曾在东京读过大学，故日语极流畅。就其善于使对方明白费解的道理来讲，其日语也许在我之上。……会客室内通向二层的梯子垂落于室内一角，故有人下楼，客人先见其足。李人杰氏出现时，我们最先看到的也是他脚上的中国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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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中国”一语译自“Young China”，是中外新闻界对当时富于改革精神的一般新派人物惯用的称谓，并不一定专指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李汉俊是中共领导人之一，但是芥川并非因此才去见他，而李也不会对初次见面的芥川谈到成立共产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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芥川对李汉俊居处的描写，和现在的“中共一大会址”完全一样。复原的大会会议室里，摆着长方桌和洋式坐椅，也有通往二层的楼梯，同样简朴得没有任何令人悦目的饰物。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恐怕就是在这间芥川走后没有加以任何改变的房子里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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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汉俊的印象和谈话的情景，芥川这样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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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乃身材不高之青年，发稍长，长脸，血色不足，目带才气。手小。态度颇诚恳，同时又让人感到神经敏锐。第一印象不坏，恰如触摸细且强韧的钟表发条。……李氏道，如何改造现在的中国？要解决此问题，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这般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过去既已证之，现状亦证之。故吾人之努力，唯有社会革命之一途。……李氏又云，要兴起社会革命，不能不依靠宣传。是故吾人要著述。……种子在手，唯万里荒芜，或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此不得不忧者也。言毕蹙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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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领导人李汉俊，在此次会晤两个月之后，受共产国际指示，开始召集各地成员，以召开中共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过，此时他正在上海的进步报刊上积极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其笔锋犀利、逻辑严谨、感觉敏锐，恰如芥川对他相貌的描述一样。这一点，从初期共产主义者称他为“我们中的理论家”、“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5]也可得到证实。正是他对芥川说，中国需要社会革命。所谓“政治革命不能改造中国”，是指辛亥革命后诞生的共和国或“民国”不久即成为一副空架子，造成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中国需要整个社会的革命，而不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私相授受或互相争夺；自己正是为了宣传革命而面对“万里荒芜”大声疾呼。同时表达了“惧力不可逮”、“吾人肉躯堪当此劳否”的悲壮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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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快结束时，芥川问：“除宣传手段外，尚能顾念艺术否？”李汉俊的回答只是：“几近于无。”据说他也曾读过被称作“艺术主义”或“艺术派”的芥川的小说，可芥川没有记下面对如此回答自己作何感想；不过芥川对李汉俊其人颇有好感。芥川4月30日从上海寄给泽村幸夫（《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信中特别提到他：在上海见到的名士中，“李人杰才华出众”。[6]当然，这时的芥川不会想到，这位同龄人也将和自己同一年（1927年）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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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促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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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俊对芥川谈到决心进行社会革命时表达的壮烈态度，是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所有知识分子的共同心情。中国的民众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确实表现出了空前的觉悟和力量，但是，要使其按照明确的方针（比如社会主义）发展成为社会革命，从而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许多有待克服的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李汉俊向芥川喻之为“万里荒芜”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缺少满足中国知识分子求知欲的书籍和杂志。其次，作为社会革命基础的工人运动，尽管不断发生工潮，但其实际性质仍然属于同乡意识、同业公会的范畴。另外，中国究竟有没有进行社会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筹备成立共产党的李汉俊等人思索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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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困难和曲折最后都被克服，在20世纪20年代伊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个党在历尽曲折之后，在1949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现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政党，这些也都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这是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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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为主，世界上对中共成立史的研究数量非常多，以成立史为对象的专著有二十多部，至于发表文章则达两千五百多篇以上[7]，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中共成立史的研究越来越细致，具体人物的行踪和几乎所有事件的时间、地点都得到了考证。如果以研究工作的劳动效率观之，对中共成立史这一历史长河中短暂的一幕所投入的研究量之大，是不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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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已经有了如此众多的研究成果，为什么还要再写这部书呢？那是因为这些研究并没有弄清中共成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比如，中国共产党草创时期的各种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共产党、革命局等等）到底是何种组织？何时成立？相互间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目前还仅是根据回忆录等进行各种猜测。因为每一个事件都应经过研究考证，在描述中共成立史的时候，更必须加以细致的、有时是琐碎的甄别。本书的描述总体上倾向于考证，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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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见解，中共的成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8]这个见解，由大处观之的确如此。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一定程度的传播，另外，据信1919年全国已经有约二百万产业工人（其中上海有约五十万人）。可是，在追觅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过程，特别是与日本、朝鲜的共产党成立相比较时，我们不禁会产生这样一个单纯的疑问，即共产党在东亚成立，为什么是循着朝鲜、中国、日本这样一个顺序？日本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1922年，即中共“一大”之后一年召开的。至于高丽共产党，尽管由于存在分别成立于伊尔库茨克和上海的两个派别，情况要稍微复杂一些，但也都成立于1921年5月，即中共“一大”之前约两个月。如果共产党的成立仅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那么，共产党在东亚成立的顺序应该是日本、中国、朝鲜，但是，为什么事实却恰恰相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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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种“时差”，仅仅是可以忽略的“极微误差”，共产党在这三个国家几乎是同时成立的，那么，就必须解释之所以同时成立的原因。这个原因，不用说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后共产国际在东亚各国进行的推动工作。实际上，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国际的存在，才是造成共产党按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在日本、中国、朝鲜成立的真正主要的原因。既然共产党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成立，是以共产国际为纽带而密切相关的，那么就不能够将其分开来看。换言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能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这样一种狭窄的观点来考察，而必须从东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宽阔视野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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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探讨中共成立的必要条件即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是成立共产党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而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何时从何地传来的呢？毛泽东曾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毛泽东的这段话，作为受俄国革命鼓舞而参加共产党的当事者的感性认识，应该得到尊重；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俄国革命成功而一下子就传进中国的。当时的毛泽东恐怕也知道，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的。上述李汉俊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阅读日文社会主义文献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经过“社会主义严冬时期”之后再次高涨的形势是分不开的。这些都表明，必须把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置于整个东亚的社会主义思潮范畴之内来把握。进一步地讲，日本和中国在共产主义思想方面结成的链条，应该视为东亚各国以日本为中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的历史的一环，甚至应该将其置于世界规模的思想交流[10]这样的背景中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所叙述的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正是贯穿于中国和日本及世界之间的“思想链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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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成立之前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这在中国也与日本一样，都是获得“外来知识”的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在“外来知识”即西方思想中，又尤其晦涩难懂，所以，不难想像即使有日文文献的帮助，接受起来也有很多困难。与李汉俊一样通过日文文献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李大钊，在1919年介绍马克思主义时，曾转述一位德国人的话说：“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11]所以，在探讨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不但应该充分考虑到知识本身固有的难度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尽管存在这样的距离，所谓“共产党”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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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成立共产党必须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日本、中国和朝鲜在共产党成立时，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水平当然各不相同。就三个国家来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不成熟，许多青年与其说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如说为了从事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而加入共产党，这在高丽共产党里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同样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于中国共产党里面，许多党员在追求“世界革命”的同时，也追求祖国的“独立”和“富强”。“我们多数同志几乎是先当了共产党员才学习马列主义。”[12]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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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引发共产党成立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如果说何种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的人数和工人运动的规模也不是直接左右各国共产党成立时间的要素，那么，苏俄和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活动就显得重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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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共产国际在第一次大会（1919年）上并没有涉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反帝运动，它是在欧洲的革命运动趋向低潮之后才注意到亚洲的，而重点提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则是在第二次大会（1920年7—8月）上。我们在回顾共产国际的历史时必定要提及的列宁与罗易（M.N.Roy）围绕“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就发生在这次大会上。虽然罗易关于亚洲的革命将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见解并没有写进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去，但确实是共产国际认识到亚洲重要性的主要原因。其次，对于因西伯利亚干涉军的渐次撤退和远东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衰退而逐渐重新掌握远东的布尔什维克政权来说，1919年发生在朝鲜的三一运动和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都足以使其把目光投向东方。于是，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宣言》里的有名语句被重新阐发，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13]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对远东的工作，从1920年前后，以派遣使者的形式开始了，与此同时，在俄国国内的中国和朝鲜的侨民也成为了工作对象。高丽共产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就是说，单就成立共产主义组织或迟或早来看，决定因素并不在于有无工人运动，或者是否已经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于与俄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接触是否便利，这是不可否认的。从这点讲，我们不能忘记，与陆路相连的中国接触，显然要比与日本接触容易得多（就日本来讲，还要考虑到日本警察的严密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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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而喻，中共成立史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是中共的成立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就不可能有共产党，至少，当时的所谓“共产党”的成立，首先要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作为共产国际在各国的支部）而定。此前虽然也有不少旨在弄清这种关系的研究，但是资料本身十分匮乏，加上这些资料中有关共产国际的文件被长期封存，所以，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另外，多种语言的资料分散在中国以外，这些资料既互相交错，又有不少互相矛盾之处，故而要断定一个个事实殊非易事。近年来，所谓莫斯科档案大都得到解密，从前只被少数苏联学者垄断并部分引用的文件资料，现在大都可以读到。[14]而且，有关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大型资料集也已经出版。[15]但其中中共成立时期的文件所占分量并不多。比如，1921年1月至翌年初设在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曾经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作的最重要机关，但其活动的具体状况迄今是个谜团。同样，尽管苏俄和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时期派到中国的人员中有俄国人、荷兰人、英国人以及朝鲜人等，但是，此前除了关于魏金斯基（G.Voitinsky），斯内夫利特（H.Sneevliet，一名马林Maring，本书采用其一般称呼“马林”）等有比较完整的研究[16]以外，其他出现在回忆录中的“密使”们，至今连其生平也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