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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根据马贵凡：《赴苏查阅共产国际档案情况述略》（《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16期）记述，自苏联解体前的1990年至翌年，苏联又交还了一批文件，这些文件也同样没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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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三），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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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森时彦：《中国におけゐ勤工俭学运动研究の动向［中国勤工俭学运动研究的动向］》，《东洋史研究》40卷4号，1982年；森时彦：《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成立》，《爱知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纪要》第80号，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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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加中共“一大”的13人的传记，收于郑惠、张静如主编《中共一大代表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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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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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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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五四时期中国的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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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与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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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但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正式开始的一年。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主义，早在清末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主要对当时流亡海外的革命家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在中国国内通常见到的刊物上进行宣传，则不得不等到1919年。[1]1919年以后，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进入中国，其数量之多令人吃惊，全国主要报纸、杂志都以大幅版面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正在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周佛海在描述“社会主义”思潮流行状况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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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来谈社会主义的杂志很多，虽其中也有短命的，但是都似乎有不谈社会主义则不足以称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的气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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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以大城市为中心传播，不久在苏俄、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酝酿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但是，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与同时代的许多西方新思想一样，首先是必须通过文字即书籍学习的东西。比如，在研究早期毛泽东思想时，很多学者会考察他在何时读过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书籍。[3]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知识”和革命运动之间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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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由共产主义运动开始诞生了共产党、最终形成了革命运动，还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可称之为“知识革命”的浪潮。而这个“知识革命”可以说带有两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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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一个综合性思想出现于五四时期混沌不清的中国思想界的，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吃人的礼教”所代表的中国的传统思想、妇女解放、科学的世界观、文学革命、东西文明比较、振兴实业等等错综复杂的诸多问题，马克思主义通过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以及革命完成后将出现共产主义美满世界的预言，提供了根本解决的方法和对将要到来的时代的信心，从而引起了一场“知识革命”。五四时期，各种西方近代思想洪水般地被介绍进中国，其中，马克思主义将其综合体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在这个意思上，马克思主义对于能理解它的人来说意味着得到了“全能的智慧”，而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讲，则等于找到了“根本性的指针”。在旧有的一切价值被否定、而新的替代机轴尚未出现，因而混沌达于极点的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总算得到了一条坐标轴，变得异常简明起来。例如，李大钊常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在1919—1920年之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著作一改从前晦涩难解的观念性思维而简明易懂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其文体由文言变为口语，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已经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思考模式中展开，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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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称为“知识革命”的另一层意思是，通过这种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知识”体系所指导的新型的革命运动被带进了中国，换言之，有理论根据的革命运动从此在中国出现了。E.H.卡尔（E.H.Carr）早就称俄国革命以后的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为“目的意识性”或“自我意识性”，并指出这是与其前的资产阶级革命重要的不同之处。[4]亦即，从“俄国革命是有意识地计划并实行的历史上第一次大革命”这句话可知，所谓19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事先即已充分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程序，再依据此程序发动起来的，在这一点上，与其前的革命运动大不相同。既然存在发动革命之前必须理解的思想、主义这种“知识”，那么，拋却这种“知识”的重要性，就不可能理解俄国革命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是例外。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同样“并非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而是由计划好未来的知识分子，并非只是要进行革命、而是由对进行革命的各种可能条件做了分析和准备的知识分子”[5]主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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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充分研究的基础之上，也不是经济学说发展的必然归结，更不是以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契机的。换句话说，完全是“学习”来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必须被予以充分考察，这不仅因为其“学习”过程所表现出的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发人深思，还因为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后来在共产国际影响下的共产主义运动带上了“知识与指导”这一共产主义政党的独特属性——试看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无不有著作集或全集之类的革命理论体系。[6]在这一点上，日本在1920年代马克思主义迅速流入以后，“以学习知识的态度对待意识形态而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7]形成了第二梯队社会主义活动分子的主流，这对考察同一时期的中国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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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四时期的“新思想”与传播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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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必须涉及五四时期新思潮潮水般地涌入中国这一时代背景；而要考察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思想是如何传播和被接受的，则必须探讨使其成为可能的当时的文化状况，特别是思想传播的主要途径即印刷传媒的状况。因为，对于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们如何关心外国思潮，也无论他们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如何迫切希望改造社会，要在中国广泛传播新思潮（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存在承载新思潮的一定程度的物质条件即印刷传媒。换言之，不仅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前后各种外国思潮大量涌入中国这一现象本身，与五四时期印刷传媒的发展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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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五四时期可以说是杂志发行空前繁荣的时期。当时长住在北京的日人牧师清水安三（后成为樱美林学校的创立者）说：五四学生运动以来“中国猛增者有二，一曰杂志，一曰游行”[8]；而学生活动家罗家伦1919年评论中国的杂志时就说：“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9]而现在我们也可以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0]中看得出当时杂志激增和泛滥的情形。正如罗家伦慨叹的那样，五四时期的不少杂志是泡沫出版物，发刊不久即停刊；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承载知识的杂志在数量上呈显出空前的盛况确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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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杂志发行的这种盛况是“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新文化运动”排除空洞晦涩的文言，提倡以口语（即所谓“白话”）创作新文学；受此影响，白话文体在五四时期已经相当普及，许多新创刊的杂志都采用白话。虽然以广大农村为中心，文盲占大多数[11]这一事实仍然存在；但不能不说杂志发行得以繁荣的很大原因是由于白话文体普及，从而扩大了书籍的读者范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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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杂志、书籍发行的迅速增加，其背景之一还在于商业出版界的成长。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虽然五四运动以前就进行出版活动，但其出版的书籍几乎仅限于教科书等学校教材、中国古典以及辞书等工具书；但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这些出版社开始刊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文艺理论、社会科学的书籍，还发行面向青年和妇女的杂志，书籍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了。而五四时期致力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亚东图书馆和泰东图书局等，也是在五四时期确立了编辑部制，以推进出版近代化的。[12]总起来看，中国商业出版界是在五四运动前后这一时期确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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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大量刊物的流通方面，设在各高等教育机关内的书报贩卖部在出版社和读者之间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书籍流通体制，许多学生通过设在各学校内的书报贩卖部求购书籍；通过书报贩卖部，即使在地方城市，也可以订阅北京、上海出版的书报。而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书籍，负责贩卖部的人（往往是有活动能力的学生）还通过书籍的订购情况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当时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陈望道曾这样回忆书报贩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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