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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陈译本《共产党宣言》刊行后第二个月即1920年9月即进行了第二次印刷，可见当时非常受欢迎。前引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说，《共产党宣言》刊行后，不少人来函询问该书是何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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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Snow，Red Star over China，New York，1961，p.155；汉译本：《斯诺文集第2卷红星照耀中国》，新华书店1984年版，第135—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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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前引《“一大”前后》（二），第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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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研究留日学生与中共建党的论文有，王奇生：《取径东洋、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6期；金安平：《近代留日学生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2期；彭焕才：《留日学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湘潭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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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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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李达：《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思想斗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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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包惠僧：《怀念李汉俊先生》，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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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星期评论》第50号，19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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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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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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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研究社1920年版，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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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前引李汉俊《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必要及我们现在入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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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前引李汉俊《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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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二），第34—35页；前引邓明以《陈望道传》，第13页。如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所述，施存统与堺及山川确有接触，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陈望道也与他们有过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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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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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晋青（谢晋青）：《日本社会运动家底最近倾向》（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3月14日）之陈望道附记，以及前引《言论压迫之喜剧——支那LT生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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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该文原文（日语版）未收入《山川均全集》，据此推测，可能是专门为《新青年》而作。据山川论文的译者说明说，《新青年》也曾向堺约请文章，但因堺太忙未获成稿。另外，中共在成立后不久，曾把堺和山川对华盛顿会议（1921—1922年）的见解印成小册子，在上海等地散发了约五千册（《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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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CT（施存统）：《介绍〈社会主义研究〉》，载《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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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二），第369—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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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一纯：《俄国过激派施行之政略》、持平：《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皆载于《劳动》第2号，1918年4月。较早而稍详细地介绍列宁和托洛茨基生平的文章，还有今井政吉著，超然、空空译：《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载《解放与改造》1卷2号，19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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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这四篇文章是，①金侣琴译：《俄国问题》，《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5月15、16、19日，原文为《告贫苦农民》，1903年，转译自Robert Crozier Long翻译的英文本；②侣琴（金侣琴）译：《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载《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原文为《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17年，转译自Crozier Long翻译的英文本；③郑振铎译：《俄罗斯之政党》，载《新中国》1卷8期，1919年12月，原文为《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1917年，转译自英文版（收于Clara E.Fanning，comp.，Selected Articles on Russia；History，Description and Politics，New York，1918）；④侣琴（金侣琴）译：《建设中的苏维埃》，《解放与改造》2卷6号，1920年3月，原文为《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译自英文版。前引北京图书馆编《列宁著作在中国（1919—1992年文献调研报告）》中不包括①和④。关于在这个时期翻译列宁著作的金侣琴（原名金国宝，1894—1963）的生平，请参阅钟凤《金侣琴——最早中译列宁著作的人》，《人物》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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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有关堺利彦、山川均、高窑素之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看法，以及布尔什维克文献向日本传播的研究论文，最早的是村田阳一：《最初に日本へ绍介されたし 二ンの文献［最早介绍到日本的列宁著作］》，载《经济》第72号，1970年。但是，山内昭人：《ボリシエヴィキ文献の初期社会主义——堺·高窑·山川［布尔什维克文献与早期社会主义者——堺、高窑、山川］》（《初期社会主义研究》第10号，1997年）要详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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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李宁的谈话》（《星期评论》第16号，1919年9月）中戴季陶的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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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上海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Шанхайская Жизнь）1920年3月25日的报道在中国最早刊发了《宣言》全文（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稍早用汉语报道宣言概要的，是2月24日的《民国日报》。4月3日，北京的《晨报》对全文做了报道，4月5日上海各报同时刊发了宣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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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关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到底有无明确表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的字句，以下几篇论文进行了探讨。伊藤秀一：《第一次カラン宣言の异文について［关于第一次加拉罕宣言的异文］》，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第41号，1968年；藤井升三：《中国革命と第一次カラハン宣言［中国革命与第一次加拉罕宣言］》，《アジア经济［亚洲经济］》10卷10号，1969年；М.С.Кaпица，Baжнейший документ из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 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1979，No.2（贾丕才：《苏中关系史中的一份重要文件》，载《远东问题》）。但是，李玉贞：《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谈起》（《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和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版，第55—56页）确认，1919年8月外交人民委员部印刷的中文版“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确曾明确表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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