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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陈北李说”的根据是几部回忆录，但是追根求源，都来自李大钊的朋友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首先，1927年5月，他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所做的悼念演讲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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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亦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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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登载于报纸上的这个回忆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或者是笔录者的错误），此处稍做补充。第一章曾述陈独秀在1919年6月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被逮捕，在狱中被关押至9月。出狱后，翌年1月末，他躲过监视经上海到了武汉，2月4日始在武汉停留数日，其间做了几场演讲，这就是所谓北京各报登载的演辞。不过，这次陈独秀到武汉，李大钊没有同行。陈独秀是2月9日乘火车回到北京的，当天就因擅离北京受到了警察的盘问。他感到不安全，就躲到《新青年》同人胡适和李大钊那里，不久就又逃离了北京。[91]所谓与李大钊商议建党，就是在这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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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涵在发表悼念演讲前后不久，还写过一篇悼念李大钊的文章。[92]这篇文章也描述了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的情形，他们乘坐的车辆和化装的样子也都被写得生动逼真；但奇怪的是，惟独没有提到他们商议建立共产党的事。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修改补充的回忆录[93]里，二人不是去了李大钊的老家，而是从北京直接去了天津；除此以外，其他内容与1927年的悼念文章几乎相同。不用说，文中没有提到他们曾商议建立共产党。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提到的二人商议建立共产党的内容，为什么在几乎同时执笔的另一篇追悼文章和其后的回忆录中都见不到呢？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的内容，并非亲笔书写，而是报社记者笔录下来的，因此当场概括不准确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不管原因如何，结果都一样，那就是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成了中国“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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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高一涵的一系列回忆是正确的，当然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有力根据。但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说他的回忆录问题太多。这不仅因为高一涵亲手写的回忆录中没有商议建党一节。最大的理由是，高在回忆中说，他当时在北京，并协助陈独秀逃离了北京，而此点也正是高一涵回忆录值得相信的证据；但是，事实上，1920年的那个时间他正在日本，根本不可能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逃离北京一事[94]，因此，对他们逃离北京的过程小说般生动逼真的描述，不客气地讲是捏造，善意的解释则完全是道听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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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高一涵在追悼大会上演讲时，人们都已经知道陈独秀和李大钊是共产党创建时的领导人，而胡适和李大钊仗义隐藏并帮助过陈独秀脱险，也是北京知识分子圈内津津乐道的美谈。因此，高一涵的回忆只可能是把有关轶事适当拼凑而成的，不能据此认定陈独秀、李大钊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已经商议过创建共产党。[95]而以如此没有根据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为前提推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初次接触就探讨了建立共产党，也必须重新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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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魏金斯基和李大钊在北京接触时的情形，追随李大钊左右的张国焘的回忆，自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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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先生介绍威金斯基、杨明斋去会晤陈独秀先生，似乎并不知道他们的秘密使命。因为李大钊先生和威金斯基后来都没有说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初步的商谈。大概李真的以为威金斯基是一位新闻记者。威氏与陈独秀先生在初步接触时，尚隐藏着他的真实身份。似乎也可以推知李当时的介绍信只是泛泛的。[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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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魏金斯基在同年6月和8月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其记述也主要以上海为主，里面有陈独秀的名字，而李大钊的名字则根本没有出现。[97]从这点来看，魏金斯基和李大钊二人在北京的会见，大概正像张国焘所说的那样，仅仅是苏俄来的记者与一个对俄国革命感兴趣的中国知识分子交换了意见而已。1920年4月魏金斯基来华时，恰逢革命性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见诸中国报端，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张国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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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宣言约在1920年初才在中国报纸上发表出来。北京学生界和文化团体首先表示欢迎，在上海的全国各界联合会和各派人物也都为之兴奋，共同发表赞许的文件，我也是参加的一分子。在一般青年看来，日本和其他列强都在欺侮中国，只有苏俄是例外。[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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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就是恰巧在这样的时期来到北京的，可以想象他作为从苏俄来访的人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然，他向人们解释了革命俄国的现状及前途，也肯定谈到了制定和发表“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苏维埃政权，还可能涉及到了俄共以及共产国际。但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他在北京短暂停留期间，与李大钊的交流竟达到了足以就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交换意见的深度，有点太过性急。比较妥当的看法是，二人的接触，还是像张国焘说的那样，仅仅是一般交流；而魏金斯基正式开始活动，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者结成一个组织，是在他到达上海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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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魏金斯基来华的同时，斯托扬诺维奇（K.A.Stoy-anovich，一名米诺尔［Minor］）也被从北方的哈尔滨派遣到了天津。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录了此次派遣。《报告》说斯托扬诺维奇懂法语，工人出身，共产党员。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线上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城市中俄国侨民比例最高、有浓厚异国风情的城市。1917年6月，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秘密成立了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并在11—12月，对实际统治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俄国人管理）发动了夺权斗争（不久即被镇压下去），以响应十月革命。可见哈尔滨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基础较强。[99]哈尔滨虽说是中国领土，但一半是俄国人的城市，也是布尔什维克在远东的据点之一。不清楚斯托扬诺维奇在哈尔滨从事过什么样的活动，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此次派遣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活动之一。大概与派遣魏金斯基一样，派遣斯托扬诺维奇也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一系列行动之一。没有迹象表明他和魏金斯基曾在天津、北京共同活动过，但魏金斯基在上海开始活动后，斯托扬诺维奇接受魏金斯基的指令从天津到了广东，以达尔塔通讯社（the DALTANews Agency，远东共和国的通讯社）特派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同时参与了广州的共产主义运动（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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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金斯基的身份和活动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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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一行持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的时间，估计是在1920年4月末或5月初。[100]魏金斯基的公开身份与在北京时一样是新闻记者，很可能就是远东共和国达尔塔通讯社的记者。关于这一点，魏金斯基6月写的工作报告中有些线索。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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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遵照您的提议，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道方面，虽然我们认为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了。6月1日《China Press》发表一篇关于缓冲国［远东共和国］的社论，是根据我提供给他们的材料写的。在今天的这期上，他们全文刊登了《告世界劳动人民书》。[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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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Press）是当时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报纸（《大陆报》）。魏金斯基的这封信，既没写收信人，也没写日期。但从内容判断，应该是写给派他来华的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的，或者就是写给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等人的；而信的日期则是他提供的《告世界劳动人民书》一文在《大陆报》上发表的日期。收录该信的资料集的编者在注解中说，没有发现这一天的《大陆报》，故日期不详。但是，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收藏的资料中，却恰巧有当日《大陆报》的这篇文章的剪报[102]，其日期是6月9日。由于这份剪报的存在，可以确定魏金斯基的报告信也是写于6月9日。令人感兴趣的是，《大陆报》是把《告世界劳动人民书》作为“北京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the Shanghai branch of the Dalta News Agency of Peking）提供的消息刊登的。也就是说，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大陆报》报社认为魏金斯基是达尔塔通讯社方面的人。魏金斯基在报告信中还要求寄送一些应该对外发表的文章等，这也可以证明他当初是以记者的身份开展活动的。收集情报和报道、宣传苏俄，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用说，记者的身份和俄共密使的活动是密不可分的。[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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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塔是远东共和国于1920年设立的通讯社，其在中国的活动许多方面尚不清楚，但其北京分社的业务好像是在1920年6月开始的，由一个叫霍多罗夫的任北京达尔塔通讯社的主任（分社长）。[104]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称，这个霍多罗夫原来就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过《遥远的边疆》（Далекаяокраина）报的编辑，在魏金斯基来华前就一直是在中国独自活动的俄国侨民之一。达尔塔通讯社后来被苏俄的罗斯塔通讯社（the ROSTA News Agency，塔斯社的前身）吸收，再后来成为驻中国的苏俄机关的重要联络据点。可以说，这一切都起于魏金斯基等和霍多罗夫之间的合作。[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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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在上海据以立足的苏俄机关，还有他在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中指定为通讯地址的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公营进出口公司），以及与达尔塔通讯社上海分社同在一座楼内的俄语报纸《上海生活》报（ШанхайскаяЖизнь，英文称Shanghai Life）。[106]其中，《上海生活》报（1919年9月创刊）最早刊登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被称为“纯粹的过激派机关报”[107]（参阅图6），其编辑之一古尔曼（M.L.Goorman）后来还从事被派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员与日本之间的联络任务，作为情报员积极为苏俄工作。[108]在当时的国际都市上海，包括上述波波夫、阿格辽夫、波塔波夫这些“鲜为人知的密使”在内，有许多布尔什维克支持者在活动，尽管他们并不一定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魏金斯基绝不是在孤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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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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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上海，俄国侨民大约有5000人，是俄国革命前的十几倍。[109]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随着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东进而逃到上海来的难民；不言而喻，其中出现了一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而随着白军的败退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原在上海的旧俄国驻外机关等，逐渐地被新来的新政权官员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侨民所接收。在不肯承认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北京政府[110]所在地北京，俄国侨民类似在上海那样被接收是困难的。相比之下，在上海，魏金斯基等人从事活动的条件要好得多。这些条件，加上交通方便，使魏金斯基得以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