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3264315
这个时期的上海，俄国侨民大约有5000人，是俄国革命前的十几倍。[109]他们中的大多数是随着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东进而逃到上海来的难民；不言而喻，其中出现了一些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而随着白军的败退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原在上海的旧俄国驻外机关等，逐渐地被新来的新政权官员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侨民所接收。在不肯承认远东共和国和苏俄的北京政府[110]所在地北京，俄国侨民类似在上海那样被接收是困难的。相比之下，在上海，魏金斯基等人从事活动的条件要好得多。这些条件，加上交通方便，使魏金斯基得以以上海为基地开展活动。
1703264316
1703264317
4.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
1703264318
1703264319
有关魏金斯基在上海活动的资料，有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派遣魏金斯基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1920年9月），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1703264320
1703264321
今年［1920年］5月，为领导业已展开的工作，成立了临时的集体中心机构。其驻地设在上海，取名“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Восто чноаз иат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иат Ⅲ Коминтерна）”。[111]
1703264322
1703264323
1703264324
1703264325
照字面解释，可以说，在魏金斯基到上海后，共产国际的驻外机关马上就成立了。报告中没有出现魏金斯基的名字，但派遣魏金斯基的既然是威廉斯基，那么，至少可以说，设立这个“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无疑是以魏金斯基在上海为前提的。威廉斯基到远东，就是为了执行莫斯科的“支援东亚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与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的指令[112]，看来，他是在魏金斯基到达上海后，试图通过设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的方式实施这一指令。尽管如此，这个“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是否经过共产国际中央正式承认，并被纳入共产国际的组织系统内，却甚可疑。如前所述，在此之后两个月，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中央还在讨论设立远东局的问题，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最终成立，是1921年1月的事。[113]所以，在上海成立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很可能仅仅是为了方便而设的“临时”机关。
1703264326
1703264327
魏金斯基在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和达尔塔通讯社安下营盘后，在同行翻译杨明斋的帮助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上海俄国侨民的支持下，与上海各界进行了广泛接触，并以上海为根据地，收集有关北京、天津、南京、广州等中国各城市以及朝鲜、日本的情报。在和上海各界人士的交流中，陈独秀当然是主要対象。陈独秀这年2月从北京来到上海后越发激迸，他把《新青年》的编辑部（实际上编辑只有他一个人）也移至上海，并以七卷六号（封底载发行日期5月1日）为“劳动节纪念号”，整册讨论工人问题。该期还集中介绍了各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欢迎态度。当然，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迎接魏金斯基来上海而为之，但是迎接他到来的条件确实已经具备了。
1703264328
1703264329
除陈独秀外，上海还有许多人士和团体有可能与魏金斯基合作。陈独秀周围就有：和《新青年》一样发行纪念劳动节特刊的《星期评论》杂志的李汉俊、戴季陶等社会主义者；在副刊《觉悟》上连篇累牍地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民国日报》的邵力子等国民党系人士；虽有别于国民党，但同样致力于介绍社会主义文献的研究系日报《时事新报》的张东荪等记者。而团体则有：计划联合各工人团体、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首次正式纪念劳动节的国民党系工人团体“中华工业协会”[114]；五四运动中诞生的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上海学生联合会等等。在这些方面，上海的社会运动基础也比北京要优越得多，并且，这里也与全国各地一样，到处充满了欢迎“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所象征的革命俄国精神的气氛。
1703264330
1703264331
魏金斯基与这些人士和团体的接触相当顺利，在他1920年6月9日从上海写给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信中报告说，“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特别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是中心人物，正共同进行工作。[115]在这封信中，除了他作为记者公开进行的活动外，还报告了他的真正使命即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看得出，魏金斯基在到达上海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通过与陈独秀接触，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步伐。
1703264332
1703264333
魏金斯基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已发现的只有6月9日和8月17日这两份，事实上，6月9日以前还有一份，但是至今尚未发现。[116]另外，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接到魏金斯基报告后于9月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17]，也是我们探寻魏金斯基在上海活动的文件资料。这些报告，为我们生动地再现了魏金斯基的活动场面以及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经过提供了不少新的事实，但是，有些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这种情况意味着，在中国共产主义者和指导他们的俄国人看来，党的创建过程是不同的，而这种不一致本身正是历史摆脱不掉的现象，即，本来是惟一的历史事实，却因观察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表述。对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成员和魏金斯基等“使者”共同创建共产党这一惟一的历史事实，看法是怎样地因人而异？为何因人而异？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探寻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成立的具体过程时再加以考察，在这里，我们先来看看苏俄方面执笔报告的人是如何看待共产主义组织成立过程的。
1703264334
1703264335
首先来看魏金斯基的报告。魏金斯基在6月9日的报告[118]中说已经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导人建立了关系，然后写道，“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而在汉口协助开展工作的，是上述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柏烈伟教授”谁荐的“一位编外副教授”。[119]可见，这个时期，魏金斯基借助在华俄国侨民的帮助，在上海以外的中国其他各城市也已经开展了工作。他还写道：
1703264336
1703264337
目前，我们主要从事的工作是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联合出版局（Объе диненное из дательс коебюро）”可以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中国革命运动最薄弱的方面就是活动分散。为了协调和集中各个组织的活动，正在着手筹备召开华北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代表会议。……陈独秀教授现写信给各个城市的革命者，以确定会议的议题以及会议的地点和时间。因此，这次会议可能在7月初举行。我们不仅要参加会议筹备工作（制订日程和决议），而且要参加会议。
1703264338
1703264339
根据此处所述，当前的工作目标是以出版机关为中心协调各地多种多样的组织，召集会议以促进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团结统一，而其中心人物无疑是陈独秀。不过，设想中的核心组织即“联合出版局”具体是什么组织？其中国名称不得而知。有人解释是《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处、上海的群益书社[120]，但似乎也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一般来讲，俄国人的报告中很少使用人名、地名、组织名称等专有名词，这份报告也如此；因此，要将报告中的名称与当时中国的名称对号入座是困难的。再者，地理观念也与现在有点不同。比如，报告中的“华北”看上去是指北京、天津一带，但实际上，在其他的报告中，却多把上海等江南地区也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当时南方政府统治的以广东为中心的地区是“南方”，以北都看做是“北方”。总之，这个时期魏金斯基的工作对象虽然仍以上海的中国活动家为主，却已经开始向汉口、广州、南京等地扩展，并且，协调和统一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的正式步骤即召集会议也已经提上了日程。
1703264340
1703264341
中国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会议是否按计划挙行，不得而知。另一份俄国方面的文件记载，1920年7月19日，“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们”在上海召开了会议[121]，也许就是这次会议；但无从确认。不过，既然会议的决议都已经准备好了，在陈独秀和魏金斯基等的主导下，统一和协调社会主义者的工作肯定已经付诸实施。
1703264342
1703264343
有意思的是，就像是为了推动魏金斯基进一步开展工作似的，派遣魏金斯基来华的威廉斯基一西比利亚科夫这时来到了中国。据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记录裁，威廉斯基是作为优林代表团的秘书，以“视察工商实业状况”的名义，先于代表团于6月下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华的[122]；事实上，他确实于7月4日来到了北京。[123]他到北京后，即于第二天（5日）至7日，与接受电召后赶来的天津、上海等地的在华俄共党员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交换了意见。在上海开展工作的魏金斯基，以及天津的斯托扬诺维奇、柏烈伟等很可能也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这次会议。据威廉斯基的报告载，会上就“即将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交换了意见，确认“奠定了组织建设的初步基础”、需要“利用现有组织已经积累的经验把组织建设工作继续下去”、要“通过有计划地吸收当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加党的建设工作的方式，尽可能把组织工作转移到这些人身上”。[124]我们自然能够注意到，在这里，魏金斯基等“积累的经验”得到了肯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日程已经临近了。总之，这次会议发出了成立共产党的号令。
1703264344
1703264345
这次会议后，魏金斯基在上海的活动是如何进行的呢？让我们来看他8月17日的报告。首先必须指出的是，这份报告与6月9日的报告不同，是写给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前面已经探讨过，西伯利亚和远东的俄共对华工作机关，经过一番波折后，在1920年8月成立并置于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之下基本上得到了统一，这种情况，在上海的魏金斯基是知道的。顺言之，据伊尔库茨克的东方民族处后来的报告称，8月17日的报告，是该处从魏金斯基那里收到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报告。[125]
1703264346
1703264347
这份报告中最值得注目的，是开头报告“革命局”成立的一段：
1703264348
1703264349
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名（四名中国革命者和和我），下设三个处，即出版处、情报煽动处、组织处。
1703264350
1703264351
这个“革命局”（Революцион ноебюро）的四名中国成员的姓名，报告中没有记载，汉语如何称呼也不得而知；但是，这个“革命局”至少包括陈独秀和李汉俊在内[126]，其实就是后来成立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是毫无疑问的。报告还说，除上海外，北京也成立了“革命局”，上述米诺尔即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按魏金斯基的指示开展工作，斯托扬诺维奇还被从天津派往广州去成立“革命局”，还计划在汉口成立“革命局”；还有在沪朝鲜独立运动志士组成的“朝鲜革命局”与中国的“革命局”互相配合进行出版工作。
1703264352
1703264353
有关上海的“革命局”的三个处的活动，则记述得相当详细。首先，出版处的活动是这样的：
1703264354
1703264355
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几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寄来的所有材料（书籍除外），都已译载在报刊上。《共产党宣言》已印好。现在有十五种小册子和一些传单等着复印。顺便说一下，《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士兵的话》（由此间一位中国革命者撰写）等已经印好。……星期日，即8月22日，我们出版处将出版中文报纸《工人的话》（Рабочееслово）创刊号。它是周报，印刷两千份，一分钱一份，由我们出版处印刷厂承印。
1703264356
1703264357
《共产党宣言》，不用说是指同年8月刚刚出版的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的那个版本。报告中提到名字的小册子和传单，有些尚不清楚；不过，《共产党员是些什么人》可能就是《谁是共产党》[127]，《士兵的话》大概指《一个兵的说话》[128]，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前后散发的小册子。而《工人的话》可能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行的周刊杂志《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创刊），该杂志8月22日发行了第2期，载有陈望道、李汉俊和陈独秀的文章。《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处是“社会主义研究社”，除《共产党宣言》外，该“研究社”还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马尔西著，李汉俊译，1920年）。据此判断，“社会主义研究社”亦即新青年社（《劳动界》的总经售处也是新青年社），实际上相当于“革命局”的出版处。
1703264358
1703264359
关于情报煽动处，报告这样写道：
1703264360
1703264361
情报煽动处成立了俄华通讯局（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и нформбюро），现在该局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局，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我们通讯局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主要是从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Daily Hemld）、《曼彻斯特卫报》（Man chester Guardian）、《民族》周刊（Nation）、《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纽约呼声报》（New York Call）、《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维埃日历（Совет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129]也被全文刊用了。
1703264362
1703264363
1703264364
[
上一页 ]
[ :1.70326431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