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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情报煽动处，报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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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煽动处成立了俄华通讯局（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оеи нформбюро），现在该局为中国三十一家报纸提供消息，因为北京成立了分局，我们希望扩大它的活动范围。我们通讯局发出的材料都经一位同志之手，主要是从俄国远东的报纸以及《每日先驱报》（Daily Hemld）、《曼彻斯特卫报》（Man chester Guardian）、《民族》周刊（Nation）、《新共和》周刊（New Republic）、《纽约呼声报》（New York Call）、《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和我们一伙人提供的文章中翻译过来的东西。苏维埃日历（Советский календарь）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129]也被全文刊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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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华通讯局”，就是以与魏金斯基一同来上海的杨明斋为中心设立的“中俄通信社”（有时也作“华俄通信社”），所谓负责情报处资料（翻译）的“一位同志”，概指杨明斋。现在能够确认的该通信社最早的稿件，发表在这一年7月2日的《民国日报》上（《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因此，“俄华通讯局”应该是在这之前成立的。[130]“中俄通信社”与达尔塔通讯社、罗斯塔通讯社实际上是一体的。上述霍多罗夫后来在广东说：“华俄通信社是达罗德（总社在赤塔）、洛斯德（总社在莫思科）两个通信分社合组而成的。”[131]达尔塔和罗斯塔主要向国外提供消息，而中俄通信社主要向国内提供翻译成汉语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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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报告里，情报处的资料来源写得很清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与美国左翼杂志《纽约呼声报》一起，还提到了《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要稿源《苏维埃俄罗斯》。如前章所述，在这份报告之后不久重新发刊的《新青年》开始连篇累牍地译载《苏维埃·俄罗斯》等美国刊物上的布尔什维克文章，受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份刊物的影响也骤然间大了起来；而这份报告证实了，介绍这些英语文章给《新青年》的就是魏金斯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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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金斯基前半生中，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年）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党，对于美国社会主义文献的出版情况（刊物的倾向、出版社等），至少比上海的中国社会主义者要熟悉得多。据此可以断定，报告中提到的刊物自不必说，1920年下半年译成汉语的美国社会党系统的出版社（比如，芝加哥的查尔斯·H.克尔出版社）的刊物，要么是魏金斯基提供的，要么是他帮助订阅的。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魏金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考虑到魏金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其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魏金斯基不仅在组织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工作方面，而且在传播其理论基础即布尔什维克文献方面，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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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组织处的部分，魏金斯基报告了他们工作的对象，以及工作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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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处忙于在学生中间做宣传工作，并派遣他们去同工人和士兵建立联系。这方面，暂时还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但这里已经有了几个我们着手培养的发起组。这一周，我们组织处要召开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成立工会中央局。中央局将派一名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革命局。我用英文给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已由上海革命局讨论通过。该决议已译成中文，其纲领现在是在工会中进行宣传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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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计划设立“工会中央局”，以统一各劳动团体，甚至准备好了决议；但是，检索《劳动界》等当时的各种报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8月下旬在上海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或者成立了劳动团体的统一组织。这个时期，陈独秀等确实曾经呼吁“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132]，也与上述中华工业协会、上海船务栈房工会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等劳动团体有过接触[133]；但是，这些五花八门的团体最终没能联合起来。这年9月，陈独秀倒是亲自活动成立了一个“上海机器工会”（10月3日召开发起会议，11月21日正式成立[134]），但那也不是“十个地方工会和行会各出两名代表参加”的那种规模的会议。陈独秀曾评论当时的劳动团体说：“新的工会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135]看来，统一这些劳动团体的工作，没有能够像报告所说的那样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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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革命局”的工作来看，联合各劳动团体等组织方面的成果，比出版、宣传方面的成果小得多。不过，不管怎么说，在北京召开的在华俄共党员会议上作出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决定之后的1920年7月至8月间，在“革命局”的指导下，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步调确实加快了。魏金斯基的报告还就以后的工作做了这样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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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这个月内把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Союзсоц 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这个青年同盟，要派代表参加我们的（上海、北京和天津）革命局。……近两周，在我们参加的情况下，在上海、北京和天津举行了一系列学生会议，会上讨论了把所有激进团体联合起来的问题。今天，北京在举行中国（北京、天津、汉口、南京）几个城市的学生代表会议，目的是彻底解决联合问题。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因为前几天，我同一些较有影响的会议代表进行了协商，并且我们最终就这个问题达成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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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说准备成立革命学生团体的统一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事先进行了磋商，并为此于“今天”即8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代表大会。召集北京、天津的代表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是怎样的会议呢？可能性最大的，是8月16日至18日，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天津的觉悟社以及青年互助社等五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召开的发起“改造联合”的会议。少年中国学会是当时最大的青年组织（后来的中共党员李大钊、邓中夏、张申府等都是会员），成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其宗旨是继承中国青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发挥的奋斗精神；曙光社是以在北京求学的山东籍学生（宋介，后来成为中共党员）为首、于1919年11月成立的青年组织（发行《曙光》杂志，自1920年起开始大量刊登介绍苏俄的文章）；天津的觉悟社是以周恩来、刘清扬——后来都是中共党员——等为中心、于1919年9月成立的进步青年团体；人道社是发行《新社会》杂志的郑振铎、瞿秋白等与北京YMCA有关的青年于1920年8月结成的青年组织（刊行《人道》杂志）。关于青年互助团，其所在地和成员都不清楚，大概是当时随处簇生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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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团体的会议，好像是由天津的觉悟社牵头，为了联合分散于各地的进步团体而召开的。但是，在16日的茶话会上，实际召集人、代表少年中国出席会议的李大钊呼吁，为了求得内部一致，有必要明确主义，提议各团体据此主义加强联络。18日，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联络筹备会（少年中国学会有李大钊、张申府出席），会上决定统一团体的名称为“改造联合”，并通过讨论决定制定活动内容和组织大纲。[136]第二天，在北京的少年中国茶话会上，李大钊说：“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的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最后决定共同讨论其方针。[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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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此次会议的短消息中并没有“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名称，五团体结成的“改造联合”也似乎只存在了很短时期，没有任何相关资料证明其后进行了何种活动；只有曾经参加“改造联合”这次会议的人留下了如下的回忆：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138]如前所述，“华俄通信社”是“革命局”的情报处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与魏金斯基报告中“青年同盟将派代表参加我们在上海、北京、天津的革命局”一节相符合。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魏金斯基所说的旨在发起“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就是“改造联合”的会议。看来，是魏金斯基在报告中把“改造联合”这样的联合进步小团体的动向夸大成了要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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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魏金斯基的报告有夸大其词的地方，具体的组织名称和人名也难以和中文名称对号入座，但还是清楚地表明，在他到上海后，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他的指导下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探讨中国各地建党的具体过程，在这里先简单叙述一下魏金斯基回国前的足迹。不过，现存的魏金斯基报告仅有上述两份，他8月以后的活动，只有零星资料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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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他的另一个任务，即接触朝鲜、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139]1920年10月，魏金斯基与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上海的大杉荣（日本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会过面。据大杉荣著《日本脱出记》载，8月末，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上海）的要人M（所谓“马某”）来访，劝他到上海去一趟，大杉遂于10月去了上海。在上海，他会见了L（李东辉）、С（陈独秀）、R（吕运亨）等。[140]会见时在座的“俄国人Т”，大概就是魏金斯基（化名塔拉索夫）。[141]大杉说，他回国前从Т那里接受了两千日圆的活动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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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中国政要的接触方面，10月9日，魏金斯基在北京与柏烈伟一同会见了有“进步军阀”之称的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就中国的现状和未来交换了意见，并介绍了革命俄国的各种组织。[142]此举一方面是作为记者采访，另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了解北京政府的支柱、直系实力人物吴佩孚的动向。11月，魏金斯基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拜访了时在上海的孙中山。[143]会见时，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自己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过，同时也就俄国革命的状况提出了许多问题。据说，孙中山还提出，从地理条件来看，他的根据地广州与俄国之间联络起来不方便，能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满洲里建一处大功率无线通信设施，以便与广州间互相联系。[144]魏金斯基对此提议是如何答复的不得而知。这次拜访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试探褒贬参半的孙中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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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应重新夺回广州的陈炯明之邀赴广州，魏金斯基也一前一后（或是结伴）来到广州，停留了一段时间。其间，他除了与已被派来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等一起帮助广州共产主义小组（魏金斯基所说的“广州革命局”）的工作以外，还和陈独秀一同与陈炯明举行了会谈。[145]广州的建党活动将在下一章叙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广州之行是北京的远东共和国外交代表团团长优林指示的，同行者还有柏烈伟。[146]可能优林因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交涉迟迟没有进展而焦急，于是派人到广州的南方政府去摸底。魏金斯基从广州回到上海的时间是1921年1月12日[147]，其后不久即经北京回俄国去了。他回国时所取的路线和详细时间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他在这年1月在成立于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工作过一个时期。[148]后来，魏金斯基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1922年11—12月）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积累了工作经验，成了一位远东问题专家。他再次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身份来到中国，是回国三年后的1924年4月。[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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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者相继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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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所开展的工作中，魏金斯基的活动占有很大比重，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魏金斯基在华期间，俄国方面的对华工作窗口并未统一，在魏金斯基一行以外，还存在其他渠道。连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这个为了统一对华工作而于1920年8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的机关，从8月到12月这段时间，也仅从魏金斯基处收到过一次报告[150]；给魏金斯基汇寄活动经费，也因该处财政困难而不得不倚靠俄共远东局。[151]由于联络体制尚不健全，致使魏金斯基在华期间继续有其他系统的各色“使者”相继来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霍赫洛夫金（V.Hohlovkin）和福罗姆别尔格（M.Fromberg）。[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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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霍赫洛夫金。关于他的中国之行，中共早期党员彭述之转述了1924年从李大钊那里听到的话，大致如下：1920年初，可能是受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托，霍赫洛夫金（荷荷诺夫金）来到北京访问了李大钊，井向他试探组织共产党一事，在得到李大钊、陈独秀关于成立共产党的积极反应后，霍赫洛夫金高兴地回伊尔库茨克去了；不久后，魏金斯基就被正式派来了；哈尔滨出生的霍赫洛夫金汉语很流利，后来在莫斯科的东方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执教。[153]假如这段回忆无误，这个霍赫洛夫金就是先于魏金斯基被派来华的苏俄使者。不过，虽然他后来确实做过东方大学的远东部主任[154]，却似乎并非苏俄最早派来中国的使者。因为派遣他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记载，霍赫洛夫金（该处中国科书记）是该处于1920年8月成立后向中国派遣的第一位信使。这份报告说，霍赫洛夫金的任务是运送和传递可以变卖的宝石、书籍以及给上海支部（魏金斯基）的详细指示。[155]大概与中国方面联系，每每必须经过远东共和国或俄共远东局，不甚通畅，因而才直接派人去的。他去中国肯定是8月以后，但成行和回国的具体时间，以及在上海是否与魏金斯基成功接触，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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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是福罗姆别尔格，他是赤塔的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局的斯穆尔基斯（Yu.D.Smurgis）[156]在魏金斯基回国前的1921年1月经满洲里派来上海的。[157]福罗姆别尔格此前似乎在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情报部门工作过，据说他来中国的目的主要是与上海的魏金斯基取得联系，以便支援中国的工人运动。斯穆尔基斯1921年6月3日的报告说，远东局的代表（可能即指福罗姆别尔格）已经到达上海，但是没有讲明到达时间。不过，在另一份报告中斯穆尔基斯又说，持有福罗姆别尔格介绍信的二十几名中国人6月10日来到了赤塔。考虑到当时上海和赤塔之间的交通情况，福罗姆别尔格应该是在这数月之前到达上海的。福罗姆别尔格是否按计划在上海与魏金斯基取得了联系，也无稽可查。斯穆尔基斯7月6日的报告倒是谈到，福罗姆别尔格在上海正与魏金斯基共同开展工作；但是，此时魏金斯基早已离开了中国，肯定是某种误解，或是把1921年6月到上海的马林或尼科尔斯基误以为魏金斯基也未可知。[158]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不久，福罗姆别尔格随后就出现在上海，并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联系。[159]据说，1920年末，在中国开展工作的俄共党员，总共有十几个人。[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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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赫洛夫金、福罗姆别尔格等来华以及他们在中国的活动，且不论结果如何，因其目的都与魏金斯基的工作有关，我们大致上还可以理解他们的背景；但实际上，魏金斯基回俄国前后在中国开展工作的，还有另一条与他完全无关的渠道。这无疑反映了苏俄、共产国际对远东工作的混乱情形，而这另一条渠道对华工作的结果，产生了与陈独秀等无关的另一个“中国共产党”，致使在魏金斯基指导下开始启动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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