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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苏俄对大同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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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魏金斯基1921年初回国后，“正统”中国共产党的前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暂时陷入了停顿。就在魏金斯基离开上海后不久，有一位朝鲜共产主义者就从共产国际来到了上海，与黄介民等大同党人进行了接触。他就是出席1920年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朝鲜代表（韩人社会党）、并被选为大会后产生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远东代表的朴镇淳。朴在这次大会期间，曾就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一事，在莫斯科与马林等进行过磋商[206]，他来华的目的——不知是否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正式批准——据推测是为了设立远东局，以及改组韩人社会党为共产党组织（高丽共产党）。[207]据说朴携带巨额经费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920年底。[208]在上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朴镇淳与韩人社会党成员、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总理李东辉一同接触的，就是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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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者最早谈到朴镇淳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是王若飞1943年在延安所做的报告。王若飞在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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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以后有高丽人巴克京春到中国来组织党。当时上海有黄介民一派，找到了陈独秀，在广州找到了区声白、黄凌霜（黄是无政府主义，去过苏联）。[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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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到的“巴克京春”，正是朴镇淳。[210]所谓最早来华的“华俄通讯社社长”，可能指的是上述达尔塔通讯社北京分社社长霍多罗夫。不过，朴镇淳在上海活动的时期，王若飞正在法国勤工俭学，他所说的朴镇淳来中国组党等，并非直接见闻，而是从其他党员那里听说的。共产国际以黄介民为对象开展工作一事，周恩来在60年代也谈到过[211]，大概在早期加入共产党的部分人士当中并非新鲜话题。张国焘也说，当时“黄介民要组织一个大同党，主张联络中国一切的社会主义者，与朝鲜的革命派合作并沟通俄国的关系”[212]；这些话告诉我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触中，旅沪朝鲜人士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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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活动，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中朝的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拥有共同的印刷厂等。[213]但是，早期朝鲜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由于因活动经费发生内讧，以及争夺运动领导权等，发展过程十分复杂，至今仍难以窥知全貌。[214]不过，就来华的朴镇淳等人的活动而言，似乎并未得到苏俄方面的全面承认。1920年12月，领导魏金斯基工作的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派遣朴镇淳赴华明确地表示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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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斯诺晓科夫安插的朴镇淳和其工作人员朝鲜人朴爱，不断进行反对东方民族处和朝鲜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的活动。……共产国际、党中央、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局派出自己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例如，共产国际派代表朴镇淳去中国，他打算在那里召开朝鲜社会党［韩人社会党］代表大会。由于在上海没有大量朝鲜群众，这次会议无非是朴个人对他本人所熟悉的朝鲜知识分子的挑选。……外交人民委员部要求东方民族处提供帮助，但有时从事纯革命的党的工作，不同东方民族处的工作相协调。例如，正当朝鲜真正的共产党需要经费时，该委员部却绕过东方民族处拨给朴镇淳四百万卢布供朝鲜社会党使用。[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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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中提到的克拉斯诺晓科夫（A.M.Kras noshc hekov），是当时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兼外交部长，在俄共里，处于领导俄共远东州委的地位。[216]关于苏俄的远东工作窗口分成好几个系统并且相互间缺乏协调，东方民族处的上级机关俄共西伯利亚局与俄共远东州委以及远东共和国争夺对远东工作的领导权等情况，已经在本章第一节有所探讨。从上述东方民族处的报告看，朴镇淳的工作得到了俄共远东州委、共产国际以及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信任，但谋求统一远东工作的东方民族处却投以怀疑的目光。高丽共产党的分裂和内部斗争的原因，就在于伊尔库茨克的俄共西伯利亚局（领导人是舒米亚茨基B.Shumyatsky）和赤塔的俄共远东局分别独自地组织和支援朝鲜共产主义者。马林后来就高丽共产党的内讧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派朝鲜人之间的争吵，本来是伊尔库茨克同赤塔之间的纠纷，特别是舒米亚茨基同志同克拉斯诺晓科夫同志之间的纠纷”。[217]如此看来，朴镇淳属于赤塔的俄共远东州委系统，也就是说，他来华时的组织背景与其前的魏金斯基那条渠道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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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来到上海的朴镇淳，是否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微妙立场，以及共产国际在他之前对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已经做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但是，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代表委员，他发展共产主义组织，其对象自然也包括中国人；而他又没有什么可靠渠道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因此无疑只能在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内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即旅沪朝鲜活动分子的周围来物色中国共产主义者。这样，具有鲜明的反帝国主义意识，因此与朝鲜独立运动的志士关系密切的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就自然地成了他接触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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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除了朴镇淳以外，苏俄还通过另外的渠道谋求与黄介民等人的大同党（或者说“正宗”的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共产党”组织）进行接触，这个渠道就是1920年9月迁到远东的上述“俄国共产华员局”，即中国人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以及与该组织有关系的、居住在俄国远东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其中，对接触中国内地的共产主义组织特别积极的，是隶属于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所在地是与中国黑河隔阿穆尔河相望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当时该地居住有许多中国移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有中国支部，该支部有发行中文旬刊《共产主义之星》（Коммуни стическая Звезда）[218]的刘谦（俄国名字：费奥德罗夫［S.Fedomv］）。和其他“鲜为人知的密使”一样，刘谦的生平与活动也还是个谜，但是，有几份资料记录了他在1920年下半年参与了组织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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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俄国共产华员局一员的刘谦，1920年7月28日，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给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写信，询问受华员局委派回到中国的江亢虎（同年9月由美国回国）的消息，信中同时希望中国同胞把江当作“亲密的同志”。[219]刘谦还于同年夏天至秋天访问了中国，并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回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后，1920年10月5日，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名义向俄共阿穆尔州委员会报告了与孙中山会谈的结果，同时提出了一份大胆的进攻中国内地的计划。[220]值得注意的是，他使用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如本章第一节所述，俄国共产华员局虽说成立于莫斯科，但曾经选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的大会，实际上已经是共产党组织，所以刘谦称自己的组织为“中国共产党”也是有其道理的。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大同党的姚作宾也加入了刘谦等人的这个“中国共产党”。[221]姚作宾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点和时期不清楚，不过，刘谦等人似乎有意以旅俄中国共产主义者为核心，进一步联合江亢虎这位中国内地社会主义运动的拓荒者和姚作宾等这些全国学联的领导人，以成立“中国共产党”。刘谦在报告里没有直接谈到姚作宾和大同党，但对学生组织给予了高度评价，这表明刘谦也认为与俄国有共鸣、并有一定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全国学联，足以成为成立共产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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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谦要把成立于俄国的中国共产党移植到中国去的构想，俄共远东州委似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远东州委所属的俄国共产华员局在1920年12月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必要性和联络上海、天津的青年组织的事宜，并“批准刘同志（费奥德罗夫）立即到中国出差三个月”；[222]第二年1月16日又计划向中国派宣传活动人员，以在孙中山控制下的地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223]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施，因为刘谦在1920年底或翌年初突然死去[224]，而同为俄国共产华员局成员的刘泽荣在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1920年12月）之后，不明不白地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225]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这些漫无计划的对华工作，与对待派遣朴镇淳时一样，自然表示了不满。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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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刘泽荣］，派他去中国工作，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俄国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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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系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触的苏俄方面的使者，无论朴镇淳也好，刘谦等俄国共产华员局系统也好，虽然背后都有共产国际中央或俄共中央这些组织的初步支持，但是，在逐渐成为对远东工作的主要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看来，都是不合格的。也就是说，在各种对华工作的错综复杂的组织背景中，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主义组织被纳入了难免沦为旁系的渠道之中，而他们后来在莫斯科争夺“共产党”正统时注定要失败的理由之一，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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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朴镇淳、刘谦等来华背后所存在的苏俄方面的意图和想法并不统一的情形，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的领导人当然无从知道。所以，对于黄、姚来说，朴镇淳的来华无疑就是共产国际使者的来访，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与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朴镇淳等人进行接触；而黄、姚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对他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促成其事的朴镇淳来说，都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正当的共产主义政党。至少在日本警方来看，当时的“支那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是指黄介民而非陈独秀派的共产党。[227]事实上，严密监视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动向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十分警惕朝鲜共产主义者与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接触和联合。[228]而陈独秀派的共产党人、当时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在接受警视厅审讯时也供述，黄介民等人与陈独秀派是不同的“共产党”：“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创建的，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介民［黄介民］派组织的，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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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镇淳、李东辉等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1921年5月将“韩人社会党”改称“高丽共产党”（即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6月，朴镇淳、李东辉为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而离开上海经欧洲赴莫斯科，姚作宾也与他们同行。[230]姚作宾和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既然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委派于同年5月赴上海时，姚作宾和黄介民出现在以朴镇淳为“主持人”的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无从知道，姚作宾是作为“大同党”党员，还是像后来在莫斯科那样自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出席会议的。但是，会议上的他肯定认为自己是已经被共产国际承认或者不久后即将被承认的中国的“共产党”的一员；否则，他不会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朴镇淳和李东辉（据近藤回忆，会议上还希望日本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1]那么，朴镇淳、李东辉以及姚作宾当然是知道要召开共产国际大会的）一起去莫斯科。于是，对姚作宾来说，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式登场亮相的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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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姚作宾同行的朴镇淳和李东辉，不巧中途在科伦坡耽误了时间，到达莫斯科已经是9月或10月，没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2]上述《江亢虎新俄游记》说，“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而俞秀松1921年9月27日的抗议声明也说，姚“不久前来到莫斯科”，由这些材料来看，姚作宾似乎也和朴镇淳、李东辉一起耽误了行程，没赶得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这个迟误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此时不仅共产国际的大会已经闭幕，更重要的是，张太雷和俞秀松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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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姚作宾的立场而言，他的赴俄同路伙伴也不相宜。如前所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早已给朴镇淳打上了不可相信的烙印；而且，排斥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代表南万春（南满春），已经以朝鲜代表的身份撇开迟到的朴镇淳、李东辉出席了大会，并在会后替代朴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233]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的人际网络庇护下集结而成的党派（其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初——时，正在该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受舒米亚茨基举荐参加了大会，并致了贺词。[234]由于在远东的共产国际实权人物舒米亚茨基的支持下诞生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刚刚在第三次大会上做了朝鲜的代表，因而，随其对峙势力上海派高丽共产党领导人来到莫斯科的姚作宾的处境也便岌岌可危；更何况由于和舒米亚茨基的关系而支持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张太雷也已经成为中国的“共产党”的代表。一直警惕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共产党”方面，把抗议（上述1921年9月27日的声明）递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这一点也暗示了中朝各共产党组织为了获得正统地位而展开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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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国际在高丽共产党内讧的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地以承认伊尔库茨克派取胜而作罢，其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下，高丽共产党两派一边明争暗斗，一边摸索如何统一。但是，姚作宾的靠山朴镇淳的没落却是无可掩饰的。姚作宾在莫斯科勉强与共产国际举行了会谈，自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因为，且不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幕的时候（1921年6月）情形如何，在他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马林的出席之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诞生了。姚作宾既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在革新中国的运动中享有的声望，也没有足可依恃的强有力的组织。姚作宾、黄介民的“共产党”就这样结束了其短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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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作宾与全国学联——后“五四”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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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下半年出现在莫斯科、主张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同党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接近苏俄、筹划成立共产党的呢？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来追溯一下如彗星般划过上海学生运动界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的事迹，以探讨后“五四”学生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消长过程。有关五四学生运动的巨大成果之一全国学联，不少研究著作都谈到它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其在1920—1921年之间，即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的这段时期的动向，至今尚不清楚。[235]也就是说，尽管人们都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是共产党成立的契机之一，却几乎没有人来探讨后“五四”的学生运动。作为反日爱国运动而开始的五四学生运动，后来其一部分朝着社会改造的方向（最典型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猛进，肯定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236]在这里，我们就以姚作宾这位后“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另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人物的活动轨迹为线索，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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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1893—1949年）是四川省南充人。还在1918年春在日本东京自费留学时，就已经是一个不平凡的留学生斗土。同年4月8日，四川省籍的自费留学生约50人，因借学费事而与中国公使馆职员殴斗，姚作宾在这场殴斗中被日本警察拘留。警方留下的被拘中国学生名单有这样的记录：“姚作宾（年二十四）学校未定”，可见他当时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校。[237]而警方第二年整理的留日学生调查书[238]记载，他此时已经正在明治大学学习，并且是四川省同乡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受其影响的有约20名留学生。可见，五四运动爆发时，姚作宾在东京，在留学生里面，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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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见，姚作宾第一次在上海的学生运动圈中露面，是在1920年1月1日，作为任期将满的留日学生代表理事刘振群的后任出席全国学联总会的茶话会。[239]所谓全国学联，不言而喻，就是那个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为了疏通和强化“五四”后各地涌现的学生联合会之间的联系，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的成立，是全国性群众联合组织的先驱，无疑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高潮的一个里程碑。据说，当时的全国学联下属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俨然形成一大勢力。[240]但是，就像许多联合组织所常见的那样，由各地学联代表组成的全国学联，在运动风起云涌的1919年将要结束的时候，逐渐迷失了活动方向，致使活动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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