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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刘谦要把成立于俄国的中国共产党移植到中国去的构想，俄共远东州委似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远东州委所属的俄国共产华员局在1920年12月6日的会议上讨论了组织共产党支部的必要性和联络上海、天津的青年组织的事宜，并“批准刘同志（费奥德罗夫）立即到中国出差三个月”；[222]第二年1月16日又计划向中国派宣传活动人员，以在孙中山控制下的地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223]这些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施，因为刘谦在1920年底或翌年初突然死去[224]，而同为俄国共产华员局成员的刘泽荣在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1920年12月）之后，不明不白地脱离了共产主义运动。[225]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对这些漫无计划的对华工作，与对待派遣朴镇淳时一样，自然表示了不满。东方民族处的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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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刘泽荣］，派他去中国工作，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和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俄共（布）中央向东方派出中国共产主义者中央组织局［俄国共产华员局］，其组成人员表现出党性不强，政治素质差，根本不能在中国人当中组织革命工作。[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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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系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所接触的苏俄方面的使者，无论朴镇淳也好，刘谦等俄国共产华员局系统也好，虽然背后都有共产国际中央或俄共中央这些组织的初步支持，但是，在逐渐成为对远东工作的主要力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看来，都是不合格的。也就是说，在各种对华工作的错综复杂的组织背景中，黄介民、姚作宾的共产主义组织被纳入了难免沦为旁系的渠道之中，而他们后来在莫斯科争夺“共产党”正统时注定要失败的理由之一，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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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朴镇淳、刘谦等来华背后所存在的苏俄方面的意图和想法并不统一的情形，黄介民、姚作宾等大同党的领导人当然无从知道。所以，对于黄、姚来说，朴镇淳的来华无疑就是共产国际使者的来访，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与身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朴镇淳等人进行接触；而黄、姚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对他们自己来说，还是对促成其事的朴镇淳来说，都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正当的共产主义政党。至少在日本警方来看，当时的“支那共产党”、“上海共产党”是指黄介民而非陈独秀派的共产党。[227]事实上，严密监视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动向的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十分警惕朝鲜共产主义者与黄介民、姚作宾等人的接触和联合。[228]而陈独秀派的共产党人、当时留学日本的施存统在接受警视厅审讯时也供述，黄介民等人与陈独秀派是不同的“共产党”：“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创建的，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介民［黄介民］派组织的，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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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镇淳、李东辉等旅沪朝鲜共产主义者，1921年5月将“韩人社会党”改称“高丽共产党”（即所谓上海派高丽共产党）。6月，朴镇淳、李东辉为了出席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而离开上海经欧洲赴莫斯科，姚作宾也与他们同行。[230]姚作宾和朴镇淳等朝鲜共产主义者既然存在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近藤荣藏受“日本共产党暂定执行委员会”委派于同年5月赴上海时，姚作宾和黄介民出现在以朴镇淳为“主持人”的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无从知道，姚作宾是作为“大同党”党员，还是像后来在莫斯科那样自称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出席会议的。但是，会议上的他肯定认为自己是已经被共产国际承认或者不久后即将被承认的中国的“共产党”的一员；否则，他不会与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朴镇淳和李东辉（据近藤回忆，会议上还希望日本派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1]那么，朴镇淳、李东辉以及姚作宾当然是知道要召开共产国际大会的）一起去莫斯科。于是，对姚作宾来说，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式登场亮相的仪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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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姚作宾同行的朴镇淳和李东辉，不巧中途在科伦坡耽误了时间，到达莫斯科已经是9月或10月，没能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232]上述《江亢虎新俄游记》说，“上海学生姚君偕朝鲜人由西欧入俄”，而俞秀松1921年9月27日的抗议声明也说，姚“不久前来到莫斯科”，由这些材料来看，姚作宾似乎也和朴镇淳、李东辉一起耽误了行程，没赶得上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这个迟误的后果是无可挽回的，因为此时不仅共产国际的大会已经闭幕，更重要的是，张太雷和俞秀松这两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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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姚作宾的立场而言，他的赴俄同路伙伴也不相宜。如前所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前身，即俄共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早已给朴镇淳打上了不可相信的烙印；而且，排斥上海派高丽共产党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代表南万春（南满春），已经以朝鲜代表的身份撇开迟到的朴镇淳、李东辉出席了大会，并在会后替代朴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233]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领导人舒米亚茨基的人际网络庇护下集结而成的党派（其第一次大会——1921年5月初——时，正在该书记处工作的张太雷，受舒米亚茨基举荐参加了大会，并致了贺词。[234]由于在远东的共产国际实权人物舒米亚茨基的支持下诞生的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刚刚在第三次大会上做了朝鲜的代表，因而，随其对峙势力上海派高丽共产党领导人来到莫斯科的姚作宾的处境也便岌岌可危；更何况由于和舒米亚茨基的关系而支持伊尔库茨克派高丽共产党的张太雷也已经成为中国的“共产党”的代表。一直警惕姚作宾与共产国际接触的“中国共产党”方面，把抗议（上述1921年9月27日的声明）递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这一点也暗示了中朝各共产党组织为了获得正统地位而展开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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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共产国际在高丽共产党内讧的问题上，并没有简单地以承认伊尔库茨克派取胜而作罢，其后的一个时期内，在共产国际的斡旋下，高丽共产党两派一边明争暗斗，一边摸索如何统一。但是，姚作宾的靠山朴镇淳的没落却是无可掩饰的。姚作宾在莫斯科勉强与共产国际举行了会谈，自然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因为，且不说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开幕的时候（1921年6月）情形如何，在他到达莫斯科的时候，在共产国际的正式使者马林的出席之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上海诞生了。姚作宾既没有陈独秀、李大钊在革新中国的运动中享有的声望，也没有足可依恃的强有力的组织。姚作宾、黄介民的“共产党”就这样结束了其短暂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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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姚作宾与全国学联——后“五四”的学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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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下半年出现在莫斯科、主张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同党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到底是怎样的人物呢？他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接近苏俄、筹划成立共产党的呢？在这一节的最后，我们来追溯一下如彗星般划过上海学生运动界的学生运动家姚作宾的事迹，以探讨后“五四”学生运动的展开，尤其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消长过程。有关五四学生运动的巨大成果之一全国学联，不少研究著作都谈到它是如何“成立”的，但是，其在1920—1921年之间，即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的这段时期的动向，至今尚不清楚。[235]也就是说，尽管人们都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是共产党成立的契机之一，却几乎没有人来探讨后“五四”的学生运动。作为反日爱国运动而开始的五四学生运动，后来其一部分朝着社会改造的方向（最典型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猛进，肯定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因素。[236]在这里，我们就以姚作宾这位后“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同时也是另一个“共产党”的中心人物的活动轨迹为线索，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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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1893—1949年）是四川省南充人。还在1918年春在日本东京自费留学时，就已经是一个不平凡的留学生斗土。同年4月8日，四川省籍的自费留学生约50人，因借学费事而与中国公使馆职员殴斗，姚作宾在这场殴斗中被日本警察拘留。警方留下的被拘中国学生名单有这样的记录：“姚作宾（年二十四）学校未定”，可见他当时还没有正式进入学校。[237]而警方第二年整理的留日学生调查书[238]记载，他此时已经正在明治大学学习，并且是四川省同乡会的中心人物之一，受其影响的有约20名留学生。可见，五四运动爆发时，姚作宾在东京，在留学生里面，已经是一个小有影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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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笔者所见，姚作宾第一次在上海的学生运动圈中露面，是在1920年1月1日，作为任期将满的留日学生代表理事刘振群的后任出席全国学联总会的茶话会。[239]所谓全国学联，不言而喻，就是那个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组织，是为了疏通和强化“五四”后各地涌现的学生联合会之间的联系，于1919年6月16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学联的成立，是全国性群众联合组织的先驱，无疑是五四时期学生运动高潮的一个里程碑。据说，当时的全国学联下属60余个分会，号称全国有50万学生受其领导，俨然形成一大勢力。[240]但是，就像许多联合组织所常见的那样，由各地学联代表组成的全国学联，在运动风起云涌的1919年将要结束的时候，逐渐迷失了活动方向，致使活动停滞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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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地学生代表不可能长期停留在上海，不得不频频更换理事，而离任理事也经常得不到及时补充，这是活动停滞的现实原因；再加上全国学联的知名干将段锡朋、康白情等人获得上海经济界人士提供的丰厚奖学金而离开学联赴欧美留学（当时学界引清末旧事讥其为“五大臣出洋”[241]），组织涣散难以避免。姚作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的。不过，他没有气馁，而是为了挽回学联的颓势而积极地开展工作。事实上，虽说疾风骤雨般的1919年已经过去，可是，学联仍面临着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因中国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以至于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也就是，是否由北京政府与日本直接交涉来解决日本主张继承的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问题，学生运动方面当然坚决反対直接交渉）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就任学联理事之后的1月至3月，姚作宾一面随时出席学联的总会理事会，一面作为学联代表，屡次担任沪上频繁举行的山东问题国民大会的临时主席。[242]对于全国学联来说，此次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当然是再次激起已渐趋冷却的学生爱国运动的热情的绝好机会。恰在此时，1月29日，积极反对直接交涉的天津学联遭到了流血镇压，以其高昂的战斗性而闻名的天津学联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243]不过，这件事倒有可能使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再次高涨。于是，为了研究如何推动反对直接交设的运动，全国学联的总会在2月27日向全国各省区学联发出了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244]姚作宾等全国学联的干部们，想必是满怀期待而十分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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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各地的代表迟迟未能到齐，他们的期待落空了。同情学联的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姗姗来迟的各学联代表原定于3月20日开会，但是，当日到会的不及预定人数的一半，会议不得不临时改为谈话会，正式会议则在一周后的3月27日才得以召开，3月31日才对北京政府发出了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要求废除中日间一切密约的“最后通牒”。[245]各报社对学联的这些动向的报道，也已经不如从前那样多。1919年下半年，上海各报的《本埠新闻》栏的头条新闻，几乎每天都是有关“学联”动向的报道；而今的全国学联，显然已经没有了往日那样的对舆论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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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已至此，学联已经无路可退。眼见北京政府并不理睬学联的“最后通牒”，学联总部遂号召各地学联于4月14日开始大罢课。这是继1919年之后的第二次全国大罢课。呼吁进行“最后之决斗”的罢课指示将北京政府称做“北廷”，并说：“毁法卖国之恶政府，决难长此存在”[246]，由此可见姚作宾等学联领导的巨大决心。第二次大罢课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出打倒北京政府。罢课的第一天即14日，全国学联的代表参加上海学联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举行的集会时，也在讲演中明确提出“推翻卖国政府”。[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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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各地罢课学生的步调并不一致。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东南各省的学联，在接到罢课指示后，陆续开始了罢课；但北京政府脚下的北京、天津的学联，由于刚刚遭受重创，没有立即罢课。另外，北方的学联并不赞成上海方面以北京政府为敌的政治罢课的方针。[248]因为，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否认北京政府，就意味着倾向孙中山一派的国民党势力，而学生们一般都不愿意卷入这种党派政治斗争中去。事实上，这期间的舆论，只有孙中山、国民党系的《民国日报》等少数报纸赞成学联的大罢课方针，如《时报》、《时事新报》、《益世报》等大报，对以推翻北京政府为目标的学生罢课都持反对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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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北京学生好不容易开始了罢课，然而，两天后，凇沪护军使在上海发布了戒严令，到了26日，部分与学生相呼应而罢工、罢市的工人和商店也偃旗息鼓，运动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高潮。5月6日，法租界当局查封了学联总部，已经处于颓势的学联遭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249]进退维谷之中，学联总会于5月14日满怀悲愤发出了17日中止罢课的通电。[250]就这样，学联倾尽全力的“最后之决斗”，虽然付出了巨大牺牲，却没能实现预期的目的，最后以惨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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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联理事的姚作宾，无疑直接参与领导了反对中日直接交涉运动和第二次大罢课。但是，俞秀松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的声明中则指责他说：“众所周知，姚作宾在第二次全国学生大罢课期间已成为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姚作宾是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姑且不论他主观热忱如何，他应该对学生罢课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他是否因此就是“中国学生唾弃的卑鄙叛徒”，却不敢苟同。俞秀松的声明没有说姚作宾有什么值得“唾弃”的行为，问题可能出在以打倒北京政府为口号的“第二次大罢课”，在形式上支持了国民党的党派主张[251]；或者，“为人喜欢出风头，好大喜功”[252]的姚作宾在学生罢课期间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谋求与苏俄方面建立联系一事，被当成了意在抢功，也未可知。总之，从当时报纸的报道里面，找不出俞秀松指责姚作宾等全国学联负责人的值得“唾弃”的行为；上述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的报告，也对发动学生罢课时的学联总会给予了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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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罢课失败以后，1920年7月，姚作宾因学联总会理事任满而卸任，留日学生代表理事一职由即将回国的李达继任。[253]学联理事会原定7月1日换届[254]，但各地学联虽经再三催促[255]，却迟迟选不出继任理事；到李达的第二届理事终于到齐、从而得以召开理事会时，已经比预定晚了三个月。[256]姚作宾等原班人在7月29日的欢送会[257]后，离开了学联总部一段时间。顺言之，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起人之一李达曾任学联第二届理事一事，在其传记中也只有十分简单的记述。在学生运动家当中有这样的评断，即“全国学联第二届、三届都为右翼所把持”[258]，所以，曾经是学联理事，并不光彩。李达在自传[259]中也只字未提自己与学联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涉及他的前任姚作宾，因此无法从李达的自传中了解姚作宾如何卸去学联理事以及他后来所从事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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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担任主席的第二届学联理事会，没有进行什么引人注目的工作，只是消磨时日。奇怪的是，1921年1月，姚作宾突然替代了李达重新成为学联理事，并就任主席。[260]是姚作宾不满于学联理事会虚度时日呢，还是姚作宾难以割舍学联的工作？这些都不得而知；不过，姚作宾于同年4月写给东京的留日学生总会和总会工作人员龚德柏的信[261]中，倒是谈到了李达退任一事。信中写道：“李达此番辞职的第一原因是办事产生种种差误，最近数月耗尽精力，身心疲惫，且受环境所迫，不胜同情者也。”所以他解释说，为私，则“目睹此情景，从交友上，我不得不帮助他”；为公，则处此“各理事不负责，各学生不出力”的学界现状，为避免“总会倒毙”，自己也“不得不出来暂时维持本会”。从这封信看，他是为了维持将要崩溃的学联，万般无奈才再次出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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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学联在经济上也已经濒于崩溃。姚作宾在信中还说，如果各地学联按规定上缴会费，预算应该有一万两千多元；但是，实际上只有留日、上海、山东等几个地方的学联缴纳会费，全国学联的经费基本上来自募捐和借款。而关于借款，他也诉苦说：“时至今日，已彻底走投无路。”他是较晚投身于学生运动的，留给他的只有处理战败善后的差使。但是，面对困境，他很顽強。从报纸的报道看得出，他一边代表学联频繁出席各处的集会，一边到各地方学联视察，以协调立场，或“解决经济问题”。[262]这边有上海的学生运动家被捕，他就跑到检察厅去要人；那边的火柴厂因查出日货而与学生发生争执，他又跑去调查[263]，简直是在孤军奋战。与此同时，他还联系上海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建立了关系。说起来，1921年5月，他参加为迎接“日本共产党”的使者近藤荣藏而举行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会议时，其身份之一就是全国学联总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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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21年6月，姚作宾和朴镇淳、李东辉等同赴莫斯科。同年7月11日的日本警方报告称，姚作宾“不久前，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派（据说该总会支付旅费一千元）考察西伯利亚地区过激派形势”。[264]估计这次所谓西伯利亚之行，其实就是6月的莫斯科之行。而假如正苦于经费枯竭的学联果然支付一千元巨款以成其行，那么，他与共产国际的交涉，除了巩固他自己的“共产党”外，也许还是彻底解决学联财政困难的孤注一掷之举。[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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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署名CP的《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说，姚作宾等人遭到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的痛击，不久就回国去了。回国的旅程似乎充满了艰辛，甚至有人传说“姚作宾被放逐到伊尔库次克去，几乎死在那里”。[266]在莫斯科的努力失败后，他再也没有回到上海的学联总部[267]，而他和黄介民的“共产党”不久也就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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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作宾于1920—1921年投身其中的中国学生运动，尽管面临着亟待解决的难题，可是由于组织涣散、学生的思想意识开始分化、舆论的冷漠、警方镇压日趋苛烈等等原因，已经处于消退状态。学联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热情洋溢的声明，学联代表姚作宾赴符拉迪沃斯托克试图与“过激派”俄国人建立关系，正是在这个时期。姚作宾等部分学联负责人不満足于低迷的学生运动，或者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状态，从而把眼光投向革命俄国，并非不可理解。这样看来，学生运动中的这些行动，是运动消退时期常见的组织分化，以及部分领导人伴随组织分化而走向急进这类现象在全国学联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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