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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前引张西曼《历史回忆》，第5页；关山复：《关于柏烈伟和伊凡诺夫的几点情况》，载《党史通讯》1984年第3期。据张西曼讲，柏烈伟与苏俄断绝关系后仍留在北京，在北京大学任俄语讲师，直至20世纪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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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高兴亚：《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35辑，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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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优林给苏俄政府的信（1921年10月7日以后）》。这封信作为中国政府没收的过激派往来信件，转收于《高警第27941号关于过激派在远东的宣传工作（1921年10月7日）〉〉（《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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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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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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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虞崇胜：《“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时间和地点》，载《江汉论坛》1986年第5期；萧超然：《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载《百年潮》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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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若干问题说明》，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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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中大热烈追悼南北烈士》，载《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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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关于陈独秀回北京后的情况，请参阅《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186页；苏长聚：《关于〈陈独秀传〉（上）一书中几处史实的订正与商榷》，载《中共党史通讯》1991年第6期。胡适日记（1920年2月9日条）中有“因C.T.S事，未上课”的记述（《胡适日程与日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44页），看得出胡适在为陈独秀事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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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传略》，《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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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高一涵：《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载《工人日报》1957年4月27日；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出险（1963年10月执笔）》，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等。这些回忆录后被以《回忆李大钊同志》为题，收于《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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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给胡适、陈独秀的信（前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1册，第178—179页），证明当时高一涵正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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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除高一涵回忆录外，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的下述回忆（章志：《关于马列主义在天津传播情况》，张静如等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页；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也常被作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旁证”：“陈独秀先生、李大钊同志，还有一位无政府主义同志（山西人，姓名已忘）正当那时［1920年初］由京来津。……次日晚间，李、姜［姜般若，天津的无政府主义者］、山西同志、南开胡维宪同学连我到特别一区某苏联同志家中集会商谈京津地下工作情况约一小时。第二天天津《益世报》登载‘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同志急忙到姜先生家中通知我们防患未然。他立刻搭车回京。……陈独秀先生因事已提前去上海，未能参加集会。”这段回忆说的好像是1920年2月陈独秀在李大钊的陪同下去天津避难。但是，不能仅凭这点就断定那时二人就成立共产党一事进行了商议。再者，所谓《益世报》刊登的报道文章也没有确认其是否真正存在，由这个十分暖昧的回忆引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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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7页，原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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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文件一》、《文件二》。《文件二》中有“《中国社会主义报》出版者李同志是我们上海革命局成员”的字句，资料集俄语版编者以该“李同志”不清楚是何人，而汉语版编者则认为是“李震瀛”；笔者认为是李汉俊。总之，肯定不是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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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83页。另外，《新青年》七卷六号（1920年5月）所收《对于俄罗斯劳农政府通告的舆论》，反映了中国各团体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狂热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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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关于哈尔滨的俄国侨民的状况以及哈尔滨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的活动，请参阅前引原晖之《出兵西伯利亚——革命与干涉》，第144一151页；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6页；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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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没有文件证实魏金斯基到达上海的准确时间。陈公培的回忆录（《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说，“我在这年［1920年］的‘五一’以前，在《星期评论》社碰到他［魏金斯基］”。有关人的回忆还说，除杨明斋外，来华的魏金斯基一行中还有一名朝鲜人“安某”（仿鲁：《清算陈独秀》，载《陈独秀评论》，北平东亚书局1933年版）。这位“安某”大概是高丽共产党方面的安恭根或安秉赞等，但无确证。另外，柳建辉：《魏经斯基1920年4月到过济南吗？》（载《党史研究》1986年第5期）论证，魏金斯基一行从北京赴上海的途中曾在济南与接触过当地学生的说法没有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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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魏金斯基给某人的信（1920年6月，上海）》（《文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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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公信第286号第2部呈送远东社会党局发表宣言书之剪报件（1920年6月10日）》《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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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抱朴：《批评中国出版的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续）》，载《时事新报》《学灯》1924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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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В.Н.Никифоров，Абрам Евсе евич Ходоров，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66，No.5（尼基福罗夫：《阿勃拉姆·埃布塞维奇·霍多罗夫》，载《亚非人民》），Whiting，op.cit.，pp.116—118；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俄代表与各报记者之谈话》，载《晨报》1920年9月18日；石克强（К.B.Шевелев）：《孙中山与远东电讯社（1920—1921）》，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华书局1989年版；李丹阳、刘建一：《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载《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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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有一种观点认为，最早在中国为罗斯塔通讯社工作的是共产党员“亚列格塞夫（Alegseev，Alexieff）”（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版，第65页；Wilbur，op.cit.，pp.117，326—327）。其根据是布施胜治著《ソウェ卜东方策［苏维埃的东方政策］》（燕尘社1926年版）。布施在该书中记述道，1921年春，共产党员“亚列格塞夫”由莫斯科来华，在广州开设罗斯塔通讯社分社及俄语学校，同年3月会见孙中山，秘密缔结了苏俄与南方政府互相合作的协定（第270—272页）。但是，这位“亚列格塞夫”是否真有其人，值得怀疑。1921年4月，霍多罗夫和斯托扬诺维奇曾在广州采访过孙中山（《有关孙中山的几件资料》，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辑，1982年），概布施把霍多罗夫和斯托扬诺维奇误以为是“亚列格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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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警察经过彻底调查（木下义介：《上海に於ける过激派一般（大正11年6月）［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5—16页［《C》］），查明了达尔塔通讯社与上海生活报社同在一座楼内办公，并互相配合活动。根据该调查，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位于现九江路与江西路交叉口处，达尔塔通讯社和上海生活报社位于虹口的长治路与塘沽路交叉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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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前引木下义介《上海过激派的基本情况》，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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