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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文件八》。补注——最近公布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致魏金斯基的电报（1920年9月30日，伊尔库茨克）》（收于К.Шевелев，К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2001，No.4［舍维廖夫：《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年第12期）称，“近几天我们会派遣信使［指霍赫洛夫金］”，可知霍赫洛夫金是1920年10月间成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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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国际工会联合会是1920年7月成立于莫斯科的临时机关，翌年7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赤色工会国际。该联合会于1920年11月指示驻赤塔的斯穆尔基斯成立国际工会联合会远东书记处（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первом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载《亚非人民》］；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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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以下有关福罗姆别尔格的叙述，依据А.И.Картунова，Профинтерн и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Из историиих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2，No.l（卡尔图诺娃：《赤色工会国际与中国职工运动（相互关系史）》，载《亚非人民》；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1992年）以及前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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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马林曾说在上海与他共同工作的有福罗姆别尔格（《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Tony Saich，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Alias Mating），Leiden，1991，p.306；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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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吴家林、谢荫明：《北京党组织的创建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称，“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弗来姆堡［福罗姆别尔格］的帮助下，北京共产党组织创办了《工人周刊》”（第239页），但没有注明根据何在。不清楚福罗姆别尔格在中国活动到什么时候，不过，据日本警方资料称，1927年时，他是上海的苏联银行“远东银行”的总经理（《上海的劳农俄国远东银行搜查及封锁事件》，载《外事警察报》第62号，192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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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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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徐相文：《从苏俄的亚洲战略看中共“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台北史馆馆刊》复刊第23期，1997年）认为，召回魏金斯基，是为了使远东共和国与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谈判能够顺利进行而做出的让步。这种见解过于穿凿。因为，魏金斯基等人的活动对北京政府的威胁，尚不足以成为外交交涉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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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共产党》月刊第3、4号实际发行日期，比杂志底页记载的1921年4月、1921年5月要晚。关于这一点，请参阅本书第一章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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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共产党》月刊第3号，因被上海法租界警察没收了部分版面，缺了一页。另外，《新青年》8卷6号载《本社特别启事》声明说，由于“特种原因”，以后发行地将移到广州。据《新青年》9卷1号称，所谓“特种原因”，即指“八卷六号排印将完的时候，所有稿件尽被辣手抓去，而且不准在上海印刷”。不过，据说，《本社特别启事》是为了瞒哄警方，实际上，以后仍继续在上海发行（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1年版，第157页；陈望道：《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纪录》，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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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前引《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op.cit.，p.309；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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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前引《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第117页。李达也有同样的回忆（《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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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近藤荣藏：《コムミンテルンの密使［共产国际的密使］》，文化评论社1949年版，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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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李丹阳：《朝鲜人“巴克京春”来华组党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认为，这位“黄某”即指黄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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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特别需要监视人物近况大正11年度1月调查》，前引松尾编《续·现代史资料二社会主义沿革》第2卷，第106页。近藤从上海回到日本下关后，被日本警察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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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观其政治纲领，部分内容与1912年成立的“中国社会党”相似，疑为模仿该党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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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杨奎松：《有关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90年第4期；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187页；杨世元：《1920年的“重庆共产主义组织”解析》，载《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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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日、28日。抱朴，原名秦涤清，原为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赴俄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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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江亢虎新俄游记》，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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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为了対抗华盛顿会议而召集远东各国的革命团体，从1922年1月21日至2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2月1日在彼得格勒闭幕）。有关大会概况，С.А.Горбунова，Съезднародов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итае，Проо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1987，No.4（戈尔布诺娃：《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与中国革命运动》，载《远东问题》；汉译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1989年）；川端正久：《コミンテルンと日本［共产国际与日本］》（法律文化社1982年版）第4章叙之甚详。至于该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则有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载《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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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CP：《我观察过的俄罗斯》，载《广东群报》附录《青年周刊》第6号，1922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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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崔醒吾：《张民权是否到莫斯科？》，载《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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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张民权（号美真）是活跃于五四时期的世界语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当时，他的名字屡屡见于报端，但其生卒年及籍贯（一说是湖南人）等不详。综合各种资料，其主要活动如下：他是成立于1918年的留日学生救国团的干部，1919年春为了进行救国宣传从上海赴广东、南洋，1920年2月回国。3—4月在福建漳州宣传无政府主义，4月20日被陈炯明拘捕，后退避上海。在上海，与世界语学校“新华学校”有关系。1920年10月，作为“活跃分子”，在上海的各类团体中露面，出席工商友谊会的成立大会等。后于1921年6月得其他同志的资金援助从上海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大会。据说，他自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即去世。前引李丹阳、刘建一《英伦航稿——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密使考》认为，“张民权”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张墨池”，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参与编辑《民声》杂志的“盛国成”为同一人物。顺言之，张墨池在1922年是中韩国民互助社的主要成员（孙安石：《1920年代、上海の中朝连带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の成立、构成、活动を中心に［1920年代、上海的中朝协作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的成立、组织结构与其活动］》，载《中国研究月报》第575号，1996年）。另外，有的记录载，张民权是广东省五华人，1921年加入国民党，1926年曾在国共合作下的广州，后留学苏联，1949年以后在台湾（中华民国留俄同学会编：《六十年来中国留俄学生之风霜踔厉》，中华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38—39、527—528页）。不过，两位张民权不是同一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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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以下若无特别注明，有关共产国际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的叙述，皆依据水野直树：《コミンテルンと朝鲜——各大会の朝鲜代表の检讨を中心に［共产国际与朝鲜——对历次大会朝鲜代表的探讨］》，载《朝鲜民族运动史研究》第1号，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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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中央档案馆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莫斯科的档案馆也藏有类似的文件（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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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前引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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