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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以下若无特别注明，有关共产国际与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关系的叙述，皆依据水野直树：《コミンテルンと朝鲜——各大会の朝鲜代表の检讨を中心に［共产国际与朝鲜——对历次大会朝鲜代表的探讨］》，载《朝鲜民族运动史研究》第1号，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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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中央档案馆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莫斯科的档案馆也藏有类似的文件（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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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前引杨奎松《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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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Wl.Wilenski（Sibiijakow），Am Vorabend der Entstehung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China，Die Kommunistische Internationale，No.16，1921（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夜》，载《共产国际》德语版；汉译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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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德语与汉语读音有差距，但同时举出的其他人名字，如“Di-Kan”=狄侃、“Kai-Bei-Dsin”=康白情、“Wan-Dei-Shi”=王德熙、“Fan-Fu-Guan”=冯复光、“Tzen-Tsao-Schen”=陈肇甦等，都是1920年初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的理事；据此判断，“Jao-Tso-sin”即姚作宾。关于当时学联理事的姓名，请参阅《两学生会消息》，载《申报》1919年12月12日；《学生总会理事会开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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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据威廉斯基说，“由各地学生代表组成的学生组织的执行部”（即“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会”）的七名成员中，包括姚作宾在内的三人是“大同党”党员，一人是“真理社”成员。另，魏金斯基在上海也曾与上海学联的负责人狄侃、程天放有过接触（程天放：《李公祠四年》，《传记文学》1卷7期，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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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卢永样复电（1920年3月13日）》，前引《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618—6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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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关于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机构和工作问题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12月21日，伊尔库茨克）》（《文件八》）。另，日本外务省的文件也记录道，姚作宾作为全国学联的“代表，为谋求与俄国过激派协作，曾于本年［1920年］4月赴哈尔滨、符拉迪沃斯托克旅行”（《外秘乙第225号关于需特别监视支那人之动静件（1920年8月9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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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俄学生请求世界同情》，载《民国日报》1920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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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上海に於ける思想团体［上海的思想团体］》，载《外事警察报》第21号，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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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载《清江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该传记是采访黄介民而成，但其中关于新亚同盟党改称大同党的时间并不明确，只说“新亚同盟党后又改名为大同党”。补注——关于新亚同盟党在韩国独立史上的作用，请参阅姜德相《吕运亨评传》第1卷［日文］，新干社2002年版，第98—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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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陈其尤：《1919年苏俄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载《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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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关于王希天的生平，请参阅仁木文子《震灾下の中国人虐杀［震灾中虐杀中国人事件］》，青木书店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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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关于可思母俱乐部，请参阅松尾尊《コスモ俱乐部小史［可思母俱乐部小史］》，载《京都橘女子大学研究纪要》第26号，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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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山鹿泰治：《たそがれ日记［黄昏日记］》第1分册·4《秘密结社大同党》（《黄昏日记》的这一部分内容全文转录于坂井洋史《山鹿泰治と中国［山鹿泰治与中国］》，载《猫头鹰》第2号，1983年。该处叙述以此为据）。据山鹿称，大同党是一个“为自由和和平而努力的结社”，其口号是“超越国籍和阶级，向五大洲寻求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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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刘泽荣：《十月革命前后我在苏联的一段经历》，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1979年，第219页。另，刊登于《解放与改造》一卷二号（1919年9月）的今井政吉著，超然、空空译：《列宁与脱洛斯基之人物及其主义之实现》，也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义是“纯粹的大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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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正中书局1983年版，第94页。该书除大同党的政纲外，还简单地介绍说大同党的党员中有中国人、朝鲜人、台湾人、越南人、印度人等中外人士，但未注明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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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前引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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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前引李玉贞《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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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前引黄纪陶《黄介民同志传略》。以下除非特别注明，关于黄介民生平的叙述皆依据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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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赵素昂（原名赵镛殷，1887—1958），朝鲜独立运动的理论家，以其“三均主义”闻名。在明治大学学习结束后回国，执教于法学专修学校，后来赴中国，参加了独立运动。1919年4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赵就任国务院秘书长。20年代初，他似乎也与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一样，一边与共产国际联络，一边从事活动，马林致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中，也有他的名字（前引《马林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Saich，op.cit.，p.314；前引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66—67页）。1929年与金九、李东宁等成立韩国独立党，临时政府迁至重庆后，仍任外交部长，在政界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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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据说，赵素昂在自传中也提到了与黄觉（黄介民）的交往（崔忠植：《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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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关于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运动和留日学生救国团的活动，张惠芝：《“五四”前夕的中国学生运动》（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叙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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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黄介民与陈独秀一同出席了1920年4月18日的“筹备劳动纪念大会”（《民国日报》1920年4月20日），在1920年5月1日的“五一节纪念大会”上担任主席（《民国日报》1920年5月3日），1920年5月16日，仍是中华工业协会总务部主任兼对外代表（《民国日报》19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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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关于1921年初以后在上海等中国各地成立的中韩互助社（中韩国民互助社），请参阅小野信尔《三一运动と五四运动［三一运动与五四运动］》，饭沼二郎、姜在彦编：《植民地期朝鲜の社会と抵抗［殖民地时期朝鲜的社会与抵抗］》，未来社1982年版；前引孙安石《1920年代、上海的中朝协作组织——“中韩国民互助社总社”的成立、组织结构与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