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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当时的学联负责人之一喻育之的谈话（承蒙李丹阳女士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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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外秘乙第225号关于需特别监视支那人之动静件（1920年8月9日）》（《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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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学生总会之通电》，载《时事新报》19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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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两学生会选举近闻》，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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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学生总会第二届理事会记》，载《申报》19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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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学生总会理事会交替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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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范体仁：《孙中山先生在全国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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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前引《李达自传（节录）》。李达是否知道或参与了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系“共产党”，以及姚作宾是否知道李达等为创建中共而从事的活动，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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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学生会报告当选理事》，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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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外秘乙第559号留日学生救国团近况（1921年4月29日）》（《G》）。也许是因为姚作宾把所有精力都用来进行实际活动，所以查遍当时的主要报刊，也找不到他写的文章（这也是人们难以了解他所成立的“共产党”的目的和内情的理由之一），这封信就成了他仅存的几篇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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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学界欢迎策进会代表》，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学生会代表出发考察》，载《民国日报》1921年3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纪事》，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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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援救被捕学生报告书》，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6日；《三团体参观荧昌火柴厂》，载《民国日报》19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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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外秘乙第1067号上海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内定件（1921年7月11日）》（《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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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陈独秀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许多资助，这不是秘密。顺言之，1922年的资助金额是一万六千多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占所有经费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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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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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关于姚作宾坎坷的后半生（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任青岛“伪”市长），请参阅拙稿《中国“二七”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は生きていた［中国“伪”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还活着］》，载《飙风》1997年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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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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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的建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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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共发起组形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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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特别是其第二节所述，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而这些活动是在魏金斯基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这一点，从魏金斯基同年8月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即报告中“革命局”的活动中，“出版处”、“情报处”，实际上就是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华俄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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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第二章第二节曾提到的那样，魏金斯基的报告生动地传达了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状况，其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前身，在魏金斯基的报告中，看不到有关中国人在回忆录中屡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同盟”等，而报告中的“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在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则从未出现过。如何解释回忆录和报告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再者，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亦即中共发起组，很明显在1920年8月时已经存在，但到底是什么时候、怎样成立的呢？让我们首先对此前的一般看法作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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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发起组”。[1]研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根据陈望道、邵力子、李达的回忆[2]认为，1920年5月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后来，在该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的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的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第9—10页）。不过，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是该书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存在的惟一依据，而近年来，有人对是否曾经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表示疑问。[3]至于所谓7—8月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众多的回忆之间差距很大，仅凭回忆录难以弄清其真实情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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