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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学生总会之通电》，载《时事新报》19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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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两学生会选举近闻》，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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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学生总会第二届理事会记》，载《申报》1920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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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学生总会理事会交替会》，载《民国日报》1920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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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范体仁：《孙中山先生在全国学联第五届代表大会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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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前引《李达自传（节录）》。李达是否知道或参与了姚作宾等人的大同党系“共产党”，以及姚作宾是否知道李达等为创建中共而从事的活动，这一切都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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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学生会报告当选理事》，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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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外秘乙第559号留日学生救国团近况（1921年4月29日）》（《G》）。也许是因为姚作宾把所有精力都用来进行实际活动，所以查遍当时的主要报刊，也找不到他写的文章（这也是人们难以了解他所成立的“共产党”的目的和内情的理由之一），这封信就成了他仅存的几篇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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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学界欢迎策进会代表》，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4日；《学生会代表出发考察》，载《民国日报》1921年3月23日；《南京学生联合会纪事》，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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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援救被捕学生报告书》，载《民国日报》1921年1月26日；《三团体参观荧昌火柴厂》，载《民国日报》1921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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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外秘乙第1067号上海学生联合会总会理事内定件（1921年7月11日）》（《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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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陈独秀等人的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许多资助，这不是秘密。顺言之，1922年的资助金额是一万六千多元（《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22年6月30日）》，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47页），占所有经费的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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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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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关于姚作宾坎坷的后半生（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汉奸”，任青岛“伪”市长），请参阅拙稿《中国“二七”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は生きていた［中国“伪”共产党始末（续）——姚作宾还活着］》，载《飙风》1997年第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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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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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上海的建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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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中共发起组形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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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二章、特别是其第二节所述，以陈独秀为中心的上海的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下半年起，加快了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行动。而这些活动是在魏金斯基的直接支持下进行的，这一点，从魏金斯基同年8月的报告中看得很清楚，即报告中“革命局”的活动中，“出版处”、“情报处”，实际上就是陈独秀等人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新青年社）和“华俄通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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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第二章第二节曾提到的那样，魏金斯基的报告生动地传达了上海共产主义组织的状况，其内容却与此前长期以来被引以为据的中国人的回忆录不相符合。比如，关于共产主义组织的前身，在魏金斯基的报告中，看不到有关中国人在回忆录中屡屡提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主义同盟”等，而报告中的“革命局”、“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等组织，在中国人的回忆录中则从未出现过。如何解释回忆录和报告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再者，魏金斯基报告中的“革命局”，亦即中共发起组，很明显在1920年8月时已经存在，但到底是什么时候、怎样成立的呢？让我们首先对此前的一般看法作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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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由陈独秀等在中共第一次大会前结成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或“中共发起组”。[1]研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专著《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一书，根据陈望道、邵力子、李达的回忆[2]认为，1920年5月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该小组的雏形；后来，在该研究会的基础上，在魏金斯基的支持下，7—8月间诞生了有比较完整的党纲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称“共产党”或“社会党”（第9—10页）。不过，邵力子和陈望道的回忆是该书判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存在的惟一依据，而近年来，有人对是否曾经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表示疑问。[3]至于所谓7—8月间成立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众多的回忆之间差距很大，仅凭回忆录难以弄清其真实情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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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发现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当年的日记[5]，其中有些内容足以推翻此前的定论。日记的1920年7月10日条写道：“经过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从前信安那其主义，的确是盲从的。”[6]“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一段，行文确实有些不自然，但由此终于明确了7月以前存在一个名叫“社会共产党”的组织。不过，通过日记并不能弄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详细过程。因为，现存的俞秀松日记（尽管每天的记述相当详细）起于1920年6月17日夜，止于7月25日，其中除7月10日条外，都没有提到“社会共产党”；因此，只能据此判断该“社会共产党”大概成立于6月17日以前，而关于其成立的详细时间及成员，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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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者同盟”，一般见解认为，这是陈独秀、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和黄凌霜、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在柏烈伟的斡旋下，为谋求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而于1920年初成立的，也是后来的共产党的组织基础之一。但是，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样，“社会主义者同盟”曾经存在的根据，细究起来，也只有梁冰弦和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7]，有些被认为参加了该同盟活动的人，甚至否认“社会主义者同盟”曾经存在。[8]由于梁、郑的回忆相当详细、具体，因此，不少学者为了把它纳入中共成立史中去，对其进行了种种解释[9]；但是，在没有其他资料的情况下，这些解释终究不过是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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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档案馆的文件资料，即上述魏金斯基1920年6月和8月的报告，为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社会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者同盟”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提供了一线光明。魏金斯基的报告和俞秀松日记以及上述回忆录之间存在着诸多不一致之处，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资料既非互相否定，也非互相印证。近年来，有些学者试图对这三种资料进行全面的合理解释，其代表就是杨奎松和金立人的研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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