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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施存统没有谈到“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不过，他提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社会主义大学校”这两个与党有关的组织，并明确地说它们分别成立于1920年8月和5月。的确，共产主义小组旨在从事实际运动而组织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施存统已经在日本，他是通过来自上海的联系间接知道的。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1921年7月）的报告也说，“第一个青年团创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союзмолодежи）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17]，也证明青年团是于同年8月成立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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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的口供，1920年5月成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大学校”，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机关，而它肯定就是前文探讨过的出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和李汉俊译《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在魏金斯基1920年8月的报告中，《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是上海“革命局”出版处的活动，由此可以判明，相当于该出版处的“社会主义研究社”，是由陈独秀、俞秀松、陈公培（吴明）、李汉俊、沈玄庐、王仲甫（重辅）和施存统等七人，在施存统尚在上海的同年5月组织起来的。[19]这七人中，除了王仲甫（重補）不知是什么人物以外[20]，其他六人都是许多回忆录屡屡提到的参与发起组织中共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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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张太雷的报告，还是施存统的口供，以及同时期的其他文件，都主张共产党的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5月，因此，可以说他们采取某种形式而进行的活动——即所谓“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是在这前后开始的；而这种活动之转化为有“组织”性质的活动，则始于“社会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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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社会共产党”的名称，见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俞秀松的日记1920年7月10日条。俞秀松在北京的工读互助团运动失败后，于同年3月和施存统一起来到上海[21]，此后即加入陈独秀等的团体从事活动，这在上述施存统的口供中有所涉及。因此，从常识考虑，他日记中的“社会共产党”应该就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至于日记所反映的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暧昧见解（“对于安那其主义和波尔雪佛克主义，都觉得茫无头绪”），正如金立人指出的那样，从当时激进青年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理解的混乱考虑，也绝非不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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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即，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俞秀松的日记里，明确地记载着“社会共产党”的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共产党”是什么时间组织起来的？如前所述，现存的俞秀松日记始于1920年6月17日夜，止于7月25日，在7月10日以前都没有涉及“社会共产党”。也就是说，从日记看，我们只能推测，组织“社会共产党”应该是在6月17日以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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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推测“社会共产党”的成立时间与其性质极具参考价值的，是施存统在这个时期的活动和他晚年的回忆录，以及施存统口供中提到名字的俞秀松和陈公培的回忆录。据施存统回忆，在他赴日前的1920年6月曾举行过两次会议，在戴季陶退出之后的第二次会议上，为了准备成立共产党（施存统认为，“上海小组”自始便称“共产党”），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施存统五人起草了党纲，其后，他因赴日留学于6月20日离开了上海。[22]虽然这是50年代写的回忆录，但其内容（比如成立时的成员）和他1921年的口供几乎完全吻合，应该说比其他人的回忆录要可靠得多。[23]施存统的口供和回忆录与其他人回忆录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中含有1920年6月赴日留学这一时间标志；也就是说，他所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都是他还在上海的同年6月以前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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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松和陈公培的回忆也和施存统的回忆录内容相符。首先来看俞秀松的回忆。关于建党过程，俞秀松1930年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这样描述道：“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24]可见，俞秀松和施存统一样，都说曾经挙行了两次发起会议，党是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起成立的。陈公培的回忆虽然有几处细节与施存统不同，但也同样说在他自己和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参加的发起中共的筹备会议上，制定了五六条简单的章程。陈公培说，“这次会是1920年夏举行的”，但同时又回忆说，开过会的“当晩，施存统去日本……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25]施存统留学日本，确实是在戴季陶和宫崎父子的帮助下才实现的，由此判断，陈公培的回忆是十分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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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施存统是何时赴日的呢？按陈公培的回忆来说，施存统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正式制定了章程，因而就是实质意义上的党组织成立的日子；可是，事情远非如此简単。施存统说，他是1920年6月20日离开上海赴日的，这需要加以若干说明。6月20日是船离港的日期，他在俞秀松等朋友们的陪同下到码头乘船，是在前一天即19日晚上。[26]但是，俞秀松在当天的日记里，虽然记录了送施存统上船，但却只字未提他自己应该也出席了的“社会共产党”的发起会议。因此，对陈公培说的发起会议在施存统上船的那天召开的说法，不能毫不怀疑；不过，可以推断，发起会议的举行距施存统离开上海应该相隔不久。这种推断的证据是，为施存统举行的欢送宴会是在6月16日[27]（陈公培也可能错把欢送会这天当成施存统出发的日期），而初时参加了创建“共产党”会议的戴季陶为了治疗神经衰弱离开上海去湖州的时间，是6月17日前后。[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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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中共第一次大会约一年之前的1920年6月中旬——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7月、8月——，以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等为中心，在上海成立了后来被认为是党组织雏形的“社会共产党”，这个“社会共产党”就是党史上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然，这时的“社会共产党”，还是仅具有简单的纲领、章程的初歩组织。但是，这个“党”[29]后来在最初成员以外，又有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等陈独秀的友人，以及李达（8月由日本回到上海[30]）、周佛海（1920年夏从日本暂时回国[31]）、沈雁冰、袁振英等新成员加入，同时一边反复研究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草案，一边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或工人运动。他们活动的据点就是《新青年》编辑部，即位于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的陈独秀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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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面所探讨过的那样，在1920年6月，陈独秀等人的共产主义小组曾称为“社会共产党”。但是，为什么魏金斯基在8月的报告里对此只字未提呢？换言之，魏金斯基报告中的上海的“革命局”与这个“社会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金立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而施存统却明确地说魏金斯基也参与了发起“共产党”的会议[32]，仅凭这点，金氏的见解就不能成立。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考虑，即“革命局”和“社会共产党”是对同一个组织的不同称呼。金氏的见解的合理之处在于，他指出了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对应该通过何种方法推进建党工作（是组织革新团体，还是组织值得相信的个人）所持的主张不同。也就是说，由于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考虑问题，魏金斯基重视组织建设，试图以“革命局”为核心集结学生团体和工人团体，而陈独秀等中国成员则试图以《新青年》杂志同人为主吸纳人才，这就使他们对建党工作这同一个过程形成了两种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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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为中心的各地的社团、“崩得”（犹太工人团体）的代表，于1898年在明斯克举行会议，集结了分散于各地的许多团体而成立的（不过，活动家们于会后全被逮捕）。可以推测，熟知布尔什维克建党历史的魏金斯基曾设想在中国也同样以集结现存革命团体的方式创建革命政党。魏金斯基在报告里反复谈到如何统一无政府主义组织和现有工人团体，却极少提及中国活动家个人的名字，并不单单因为语言障碍，而是他对创建中国革命政党的设想的鲜明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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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当时的陈独秀尽管与新兴工人团体保持着接触，但明显地不相信现有的工人团体。在魏金斯基撰写报告的1920年8月，陈独秀也发表了一篇名为《真的工人团体》的短评，其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33]，与魏金斯基对工人团体的看法明显不同。从他的同一时期的另一篇文章《谈政治》看得出，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也显然没有好感。用这种态度来从事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陈独秀自然会基于和自己的信任关系去吸纳个人。如此，参与建党的中国人在撰写回忆录等时，几乎无一例外地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记述建党过程，即，急进分子的结合诞生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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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共发起组的几个恻面（二）——“社会主义者同盟”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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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被提及的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另一个组织，是见于梁冰弦、郑佩刚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回忆录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所谓“社会主义者同盟”是怎样的组织？梁冰弦撰有关“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最早回忆录中有这样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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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春间，接到一封用世界语写的信，署名是布鲁威［柏烈伟］，信则发自天津。布氏自我介绍，说他是布尔什维克党人而久居华北。……他相信中国的自由社会主义者对苏联的革命领导者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会生疏，或许会乐于携手……那时留守学舍［晦鸣学舍］的郑佩刚，把布氏的信寄与北大黄超海［黄凌霜］，让他们就近接洽。黄氏约同陈独秀、李大钊与布氏在津在京叙话几回，结果产生一“社会主义者同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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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梁冰弦的回忆录，以及受此触发而作的郑佩刚的回忆录，以陈独秀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是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凡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人，不分什么派别，都可自愿参加”；在魏金斯基的推动下，“同盟”不仅在上海开了一个“又新印刷所”，出版发行包括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在内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书籍，在北京、广州也发行了《劳动者》、《劳动音》等杂志。[35]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回忆无误，那么，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者同盟”相当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而上海的“同盟”是中共发起组。上述杨奎松、金立人两位学者，尽管语感不同（杨奎松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革命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同一个组织；金立人认为前二者是同一组织，但与陈独秀等人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关系），却都认为“社会主义者同盟”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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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社会主义者同盟”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的，都是无政府主义者，没有中共人士提到这个组织，当时的报纸、杂志上也见不到这个组织的名称。因此，我们不能即刻断定当时的联合组织的名称就是“社会主义者同盟”。但是，各地社会主义者在1920年下半年结成了广泛的协作关系，却是事实。如前所述，魏金斯基在他的报告中反复提到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创刊的《劳动音》杂志上，也有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写的文章。如此看来，“社会主义者同盟”应该是实际存在的，可当时的资料中为何不见其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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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据信参与发起“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黄凌霜的文章，曾经谈到“同盟”，这就是1923年4月发表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创办的《工余》杂志（第十六号）上的《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该信有关“同盟”的部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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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露国革命之初，忧国人对于露潮之误会，为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北京晨报出版），足下曾为余读稿，想尚忆之，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余复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遂开露党在中国活动之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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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提到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指北京晨报社1920年4月出版的兰塞姆（Ransome）原著、兼生（黄凌霜）翻译的《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37]黄凌霜在该书出版前，好像请同志读过。这且不堤，问题是接下来的“其后与李君大钊会露人于天津……”一段，内容与梁冰弦、郑佩刚谈到“社会主义同盟”的回忆录一致。对照他们的回忆录，可以断言黄凌霜和李大钊一起在天津见到的俄国人就是柏烈伟，而一同去广州设立通信社的“露人某君”，可以断定就是中共方面的文件[38]也曾提到的、黄凌霜将其介绍到广州革命界、设立了俄国通讯社的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L.A.Perlin）等人[39]；而黄凌霜“携露人某君南至广州设立通信社”的记述，则与魏金斯基1920年8月撰写的报告内容（在北京、天津，有斯托扬诺维奇和柏烈伟正在开展活动，为了在广州建立“革命局”，斯托扬诺维奇将被派至广州）完全一致。可见，梁冰弦、郑佩刚的回忆绝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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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的回忆录反映了事实，并不等于所反映的全部是事实。黄凌霜的信只说由于他协助了俄国人（柏烈伟）和李大钊，使得苏俄在中国得以开始开展活动，却并没有说他们的组织叫什么名称，因此，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体称做什么，及其与中共发起组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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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这些问题的线索，还是魏金斯基的报告。在1920年8月的这份报告里，魏金斯基告诉我们，他当时正在试图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并且，8月17日，“彻底解决联合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主张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潮流，应该是很强大的”。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这次会议就是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的联合会议，李大钊也出席了，会议的结果产生了“改造联合”。而在会议之后，“‘觉悟社’留京的几个社员即在李大钊先生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有两个社员经李大钊先生介绍参加了苏联的国际通信机构‘华俄通信社’工作”[40]，可见“改造联合”的活动融入了苏俄通讯社的对华工作。黄凌霜的信也记述了他们的小组设立了通讯社，由此自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黄凌霜信中所说的他与李大钊、柏烈伟一起进行的活动，对于梁冰弦等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社会主义者同盟”，在魏金斯基看来，是“社会主义青年同盟”，而李大钊则称其为“改造联合”。如果再做进一步的推论，那么，这许多名称所指称的统一战线组织，和1920年8月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即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是同一个组织。其根据是，魏金斯基所说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俄语原文（Союзсоциа 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提交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以俄语表述的自称（Социали 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41]），是相同的名称，只不过语序不同而已。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的报告称，1920年8月成立的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这种情形与无政府主义者回忆录所谈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情况完全相同。总之，“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改造联合”实际上是一码事，都是通过社会主义者的大联合与苏俄人士共同进行的活动，只不过由于所处的角度和语言环境不同，出现了四种表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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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社会主义者的统一战线组织为“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郑佩刚回忆说，“社会主义者同盟”的发端（收到柏烈伟来信）在1920年3月，在上海正式成立是同年5月[42]；但是，若“社会主义者同盟”果为“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别称，其正式成立应该是同年8月。因为，旨在联合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是在上述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中国人称之为“社会共产党”，魏金斯基称之为“革命局”）成立之后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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