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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前年［1920年］已经发起于上海，各省成立的也有八区。广州一区在前年8月亦经成立，兄弟亦是当时一个职员。但前年的青年团，当时没标明那种主义，也没有拟有具体的计划，团员宗旨也不能一致，所以去年三四月间自行宣布解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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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平山在这里谈到，1920年下半年成立的组织，在1921年初解散了。当然，他所说的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不过，共产党和青年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96]，所以，他说的也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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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有成立“革命局”的使命来到广州的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开始时的工作对象何以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这除了他们不了解当地社会情况这一不言而喻的原因外，还应该考虑到，与北京的情形相似，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感到有必要严格区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而广州原本就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最大根据地这一特殊要素也不可忽视。无政府主义者和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等成立的“共产党”，在共产主义者陈公博眼中，“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事实上不久后就解散了。不过，这个“共产党”到底有其“执行委员会”，还发行了杂志，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其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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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个无政府主义派的“共产党”的活动情况，除其《劳动者》杂志外，原始资料并不多；不过，他们散发的传单，以及属于他们这一派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和会议记录倒是有所保存，从中可以窥见其倾向。广州的日报《广州晨报》曾报道，1920年12月23日，广州市内有人散发了以“共产党广州部”的名义印刷的传单。[97]传单颂扬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提倡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最纯全、最圆满、最正大”，称遵循这个主义进行“社会革命”的时机已经来临，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该传单旗帜鲜明地主张无政府主义，虽然也提到了马克思等“集产主义派”，但只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派别。《劳动者》杂志的每一篇评论中，都能看到这类无政府主义倾向。陈公博报告中所谓“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之语，无疑就是指这种倾向。而这些活动都是明确地以“共产党广州部”的名义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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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的《广州晨报》上，还刊登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団的简章。[98]这份简章规定了团的章程，称团的宗旨是“研究社会主义，并实行社会改造”，引人注目的是，其中通讯地址为“广州晨报社晨光编辑部石龙”。所谓“石龙”，就是当时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赵石龙。从上述“共产党广州部”的号召传单能够在《广州晨报》上全文刊登来谁测，该报社很有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的大本营。《广州晨报》是国民党的机关报，有人认为该报也标榜无政府主义。[99]被认为曾经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成员的人物的回忆录，都没有涉及他们和赵石龙的关系。但是，1921年二三月，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发生所谓“无政府主义论战”，赵石龙的《广州晨报》也随之展开了对陈独秀的批判（见后文），由此判断，赵石龙肯定也是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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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简章，于1921年1月再次刊登在《广东群报》上[100]；内容和《广州晨报》所载几乎相同，只是其前言称，广州的团成立于“两月以前”，按此推算即成立于前一年的11月。上述谭平山的讲演说成立时间是在8月，似乎应取时期近者即《广东群报》的11月说。果真如此，上述“共产党广州部”即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也很可能是在同一时期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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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米亚茨基发表在伊尔库茨克的俄语刊物上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101]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占大多数的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开会的部分情景。据该文称，在1920年12月5日召开的广东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报告了各方面的工作情况，比如，佛山、广州的工人组织工作比较顺利；《劳动者》杂志已出第六期，从第七期开始将把印数増加到四千份；设立了图书室，以便向团员提供参考书等。虽然无法断定舒米亚茨基文中提到的活动家如“关关（音译，Гуань—гуань）”、“张德（音译，Чжандэ）”等到底是谁，不过，《劳动者》杂志第6期确实是在开会的那天即12月5日发行的，据此可以断定，舒米亚茨基的文章无疑是根据这次会议的某种形式的记录写成的。上述谭平山的讲演称青年团没有开展什么值得一提的活动，可舒米亚茨基的文章告诉我们，一直摸索如何与工人进行联合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早就把活动的舞台转移到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工作。综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在斯托扬诺维奇、佩尔林的推动下成立的广州的“共产党”，在1920年11月至12月间，开展了以宣传为主的一系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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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陈公博《广州共产党的报告》所述，1920年底陈独秀等来到广州，使广州的“共产党”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统天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年秋天重新夺回广州的国民党的陈炯明邀请陈独秀来广州，并请其就任广东教育界改革的关键机关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102]这时，上海的建党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正在寻求进一步扩大影响的陈独秀，对有“进步”、“开明”之誉的陈炯明的政策可能抱有一定的期待。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到广州赴任之前，曾写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征求意见，北京的李大钊、张国焘表示赞同。他们认为，陈独秀去广州赴任，可以在广东传播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想，还可以成立共产主义组织。[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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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到广州后，立即积极地进行讲演活动，1921年1月16日在公立法政学校所作的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讲演尤其有名。在这次讲演中，陈独秀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彻底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流的“国家社会主义”，对苏俄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则表达了最大程度的赞赏。两天后，讲演概要在《广东群报》一经刊出[104]，立即遭到了当地无政府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上述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成员区声白的激烈反驳。1921年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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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早在《谈政治》（1920年9月）一文中，就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根本上反对政治”的。对此，朱谦之、黄凌霜、郑贤宗（太朴）等驰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引苏俄的工农专政进行了反驳（皆登载于《新青年》）。无政府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之间的这种潜在对抗，终于因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讲演而表面化，从1月到4月，区声白和陈独秀共发表了六篇文章进行了公开辩论。[105]在这场争论中，虽然陈独秀极力避免非理智的批判，承认区声白不是“卑鄙的”“中国式无政府主义”，但结果却只能使两者间根本原理的区别更加明显。这种区别在于，是承认集权性的组织和领导对于社会改造运动的积极作用，还是以讴歌“自由组织”、“自由联络”的无政府主义为最根本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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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无暇详细探讨陈独秀和区声白之间总计超过两万五千字的争论。[106]不过，就其与广州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关系而言，上述《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所谓“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争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无疑指的就是这场与“无政府主义论战”。这场论战促使无政府主义者在论战过程中脱离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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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广州共产主义组织——即陈公博所谓“真正的共产党”成立——又是在什么时候呢？陈公博的报告并没有提及详细时期。不过，从间接资料推测，大概是在1921年2—3月。同年3月初，无政府主义者和陈独秀派在《广州晨报》和《广东群报》上互相毁谤，是一个标识。如前所述，《广州晨报》是无政府主义派人士的堡垒之一，该报于3月2日突然开始对陈独秀派进行人身攻击，呼喊：陈等意在将广州的公立学校攫为私有，甚至想篡夺《广州晨报》。被点名批判的陈独秀、陈公博、沈玄庐、袁振英等则于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在《广东群报》上刊登文章予以回敬，包括揭露《广州晨报》的赵石龙等的个人生活。[107]这次攻讦发生在“无政府主义论战”锣鼓正酣之时，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理论对抗，达到了感情破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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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刊物《民声》的复刊，体现了双方已经彻底决裂。1916年停刊的《民声》杂志，经区声白、梁冰弦、郑佩刚等人筹划，于1921年3月15日在广州复刊。[108]复刊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批判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文章已占到复刊的后评[109]等，都表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决裂、亦即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是《民声》杂志复刊的契机。换言之，无政府主义派“共产党”在俄国人的资金支持下发行的《劳动者》杂志于同年1月停刊，因而与陈独秀等人最终分裂，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同年3月回归于刘师复时期的《民声》的老路。这一点也可证明陈独秀的“真正的共产党”是1921年的二三月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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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对立，有的回忆录称，陈独秀直到最后都希望避免分裂、保持统一战线。[110]但是，当时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从广州得到的信中却说，对主张双方合作的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则毫不客气地要求他们服从自己一派的“集权主义”[111]，而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言论也表明，他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品行上“懒惰、放纵、虚无、放任”[112]，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走向决裂。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分裂后成立的广州的“真正的共产党”的成员，陈公博的报告称，“党员共有九人，包括陈独秀、米诺尔和佩斯林在内”。其余六人，可能是报告中提到的广东人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和在陈独秀前后来广州的袁振英、沈玄庐、李季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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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后的广州共产主义组织，由于排除了有工人运动经验的无政府主义者，因而在工人运动方面没能开展什么值得注目的工作，但在宣传和出版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1921年后，在他们的“正式机关报”《广东群报》上，从上海的《共产党》月刊转载的文章，以及介绍苏俄的文章都显著增多，这表明共产党在南方已经开始确立有效的宣传阵地。其领导人陈独秀在广州一直工作到1921年9月，这期间，他一方面受到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同时又遭到反对他在广州推行的教育改革的守旧派的诽谤（“废德仇孝”、“禽兽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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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汉、长沙、济南的共产主义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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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沙和济南都曾派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因此，这几个城市此前肯定曾存在某种程度的共产主义组织。不过，他们的活动是在陈独秀等的影响之下开展起来的，其规模比上海、北京、广州还要小，保存下来的资料也就更少。再就党和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关系而言，甚至上海、北京、广州，在早期也难分彼此，其他地方城市里就只有团活动的一些痕迹，而团组织的轮廓并不清晰，殊难界定。因此，有的学者由此认为，比如长沙在中共“一大”前有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并无“共产主义小组”即党的组织。[113]的确，如果以后来的党团关系为标准来严密界定其组织，这种看法也许能够成立。但是，考虑到在早期的共产主义小组（有的仅三四名成员）里，党和团的组织范围以及名称既很模糊又相互重叠，追究长沙的组织是党还是团，没有什么意义。换言之，武汉和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的“团”，几乎就是“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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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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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共产主义组织，是1920年秋在来自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成立的。关于何人参与其事，有人说是上海的李汉俊曾商之于旧友董必武；也有人说，从广东回武汉的刘伯垂途经上海时入了党，回到武汉后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些说法都是以后来的回忆录为根据的[114]，现在已经无从确认。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还有的回忆录谈到，1920年秋，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人曾作为苏俄使者在武汉短期逗留[115]；但是，这也同样没有文字史料可资佐证，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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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俄语资料证实，1920年11月，武汉（武昌）确实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上述舒米亚茨基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中就收录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和其后的几次会议的议事记录。据舒米亚茨基介绍的会议记录载，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成立会议是在11月7日。在有18人参加的这次会议上，Лючуй（刘伯垂）和Дун（董必武）首先做了发言，然后，Бо（包惠僧）宣读了青年团章程。章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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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Уханьский Кружок Co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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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的目的：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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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的会议预定每周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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