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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共产主义组织，是1920年秋在来自上海方面的推动下成立的。关于何人参与其事，有人说是上海的李汉俊曾商之于旧友董必武；也有人说，从广东回武汉的刘伯垂途经上海时入了党，回到武汉后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些说法都是以后来的回忆录为根据的[114]，现在已经无从确认。如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述，还有的回忆录谈到，1920年秋，名叫马马耶夫的俄国人曾作为苏俄使者在武汉短期逗留[115]；但是，这也同样没有文字史料可资佐证，真相到底如何，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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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当时的俄语资料证实，1920年11月，武汉（武昌）确实成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上述舒米亚茨基的《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中就收录了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议和其后的几次会议的议事记录。据舒米亚茨基介绍的会议记录载，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成立会议是在11月7日。在有18人参加的这次会议上，Лючуй（刘伯垂）和Дун（董必武）首先做了发言，然后，Бо（包惠僧）宣读了青年团章程。章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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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称：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Уханьский Кружок Co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олодеж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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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团的目的：研究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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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的会议预定每周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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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论任何人，经我团团员一人介绍，就可以加入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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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驻地暂设于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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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份会议记录称，武汉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刘伯垂、张国恩、董必武、包惠僧、郑凯卿等，为了“学习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消灭资本家，并排除阻碍我们扩大势力的各种障碍”而发起成立的。刘伯垂说：“简单地讲，我们结社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但是，几个在会上发言的人，却都没有阐明社会主义为何物。比如，董必武在发言呼吁必须认识社会主义的科学的正确性，就如同牛顿和哥伦布发现真理那样。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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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战结束以来，科学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崭新理念的潮流正向我们涌来。当今之际，我们应该怎样行动呢？不用说，我们应当加入给世界带来新文明的运动中去。中国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加入到这场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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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惠僧则说，为了破除顽固墨守“忠孝”的湖北教育界，“必须倾全力学习社会主义”。董必武和包惠僧晚年曾回忆道，当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极其模糊的。[116]透过会议记录，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出当时的那种思想状况，即，但凡旨在破除旧社会、实行社会改造的，都称其为“社会主义”，并相信那就是科学真理。对他们来说，俄国革命的成功，就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无疑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正确的科学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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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开始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并试图结合马克思主义来理解俄国革命，的确也是事实。11月14日、21日的青年团会议上的演讲，就援引剩余价值学说解释工人为什么贫困，还通过略图标出俄国的政党发展过程，以理解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由于在应用剩余价值学说解释工人贫困原因的演讲中，同时提倡应该拥有英国式的工会组织，舒米亚茨基在这些引用文的末尾特意注上了问号和感叹号，表示出对远东的“共产主义者”们的理论水平的轻蔑。这种态度只能说明革命成功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优越意识，却半点也不能贬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们的努力。本书著者面对这些演讲，一读之下，倒是不禁惊叹在中国的一个地方城市竟能对“社会主义”有如此之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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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会议上，反复提出要改变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与“劳动者”打成一片。从包惠僧在团的第七次会议上的演讲中，我们可以了解他们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劳动者”联合的一个侧面。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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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里，自己和佣人应该平等相待。不借助别人而能够做到的事，不用吩咐佣人，而应该自已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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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说起“劳动者”，首先产生的印象就是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庭都有的佣人，或者他们经常接触的人力车夫等，包惠僧的演讲所反映的也就是当时他们脑中的这种“劳动者”形象。当然，在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里，长期以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天下通义”（《孟子》），所以，在提倡与之相反的“劳工神圣”时，比起工厂里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更容易发现他们生活里的“劳力者”，从而将转变自己的“劳心者”意识看作是与“劳动者”的联合，这一点也不奇怪；毋宁说，这种意识转变本身就是革命性的。正因如此，在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117]等生活信条以后，这种禁欲性的实践才抓住了要求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青年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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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发现生活中的“劳动者”到开始接近工厂劳动者，已经无须太多的时间。武汉的青年团（包惠僧）通过武汉的扬子机器制造厂原技师的介绍，于12月19日考察了该厂，迈出了走向工厂劳动者的第一步。虽然这次视察实际上仅仅是向工厂的技术人员简单地询问了一些问题，但在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厂劳动者极端隔绝的情况下，能够走进劳动现场，已经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了。[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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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有关人士回忆说，该小组成立于1920年秋。但是，综观上述会议记录记载的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该小组应该诞生于青年团成立的11月，其主要成员则是青年团发起人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以及报告中没有出现、但是后来作为武汉代表出席中共“一大”的陈潭秋等。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还提到，武汉的组织成立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曾拨款一二百元，支部成立后的两三个月间，上海方面每月汇来两百元活动经费，并说这些经费是共产国际提供的。[119]这一提及地方共产主义小组活动经费的惟一资料，因为是事后回忆，其具体数字无法确认，但由此看得出，武汉的组织和上海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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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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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武汉的情形一样，在有关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资料中，见不到“党”的存在，只有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点滴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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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心人物毛泽东，曾于1920年5月至6月到上海会见过陈独秀。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20]据毛泽东回忆，所谓他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是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阶级斗争》以及克卡朴著《社会主义史》。[121]不过，他去上海时，这三册书实际上都还没有出版，也几乎没有社会主义书籍的单行本。大概他是根据以前在报纸或杂志上读过的文章与陈独秀进行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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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期判断，毛泽东这次与陈独秀会见，可能没有具体涉及成立共产党。但是，毛泽东于同年7月回到长沙后，自夏至秋投身于湖南自治运动，还从事文化运动，设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同时与上海的陈独秀似乎一直保持着联系。顺言之，“文化书社”经销的书籍（1920年10月）包括《新青年》（150多册）、《劳动界》（130册）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刊物，代销这些刊物的数量比其他刊物多得多。[122]毛泽东大概就是通过代销这些刊物，与上海的陈独秀保持着定期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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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毛泽东的友人张文亮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曾于11月17日寄给他10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并委托他物色同志，12月27日又寄来9册上海发行的《共产党》月刊。[123]每次寄送的资料都较多，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实际上成了与上海之间的联络窗口。毛泽东翌年1月写给蔡和森的信表明他了解并赞同上海方面建党的动向，信中说：“党一层，陈仲甫［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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