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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严格地讲来，张太雷也好，俞秀松也好，他们也许都不能算是中国方面正式派来的“党”的代表，但是，他们出席共产国际大会这件事，对于中国共产党却是意义重大的。首先，这是诞生于中国国内的共产主义组织参加的第一次共产国际大会。在共产国际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会上所看到的、中国侨民在俄国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代表中国出席大会的情况，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从此，名副其实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登上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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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姑且不说张太雷，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之一俞秀松出席了这次大会，而他所代表的共产党，在与齐集莫斯科的其他各色的中国“共产党”争夺正统地位的竞争中胜出，从而成为共产国际承认的惟一的中国共产党。乍看起来，这一点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比如在当时的美国和朝鲜，曾经因为几个共产主义政党在一个国家（地区）内分立，就正统地位、统一组织等问题，以共产国际为舞台长期纠纷不断；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在起步时就比较顺利地解决了类似问题，是值得庆幸的。试想，如果这次大会没有中共代表参加，上述姚作宾的“共产党”或江亢虎的“社会党”等组织就有可能建立起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此，也就可能出现如高丽共产党那样的最坏局面，即不得不把本应用到革命运动中去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内部争斗及其调停上去。当然，在中共后来的长期历史中，有一个时期也曾出现成立“第二中央”的动向，但终究没有酿成牵涉到共产国际争夺正统地位、从而使党陷于分裂的局面。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言，中共的诞生及其开始成长算是比较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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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召开的几乎同一时期，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也在莫斯科举行，俞秀松、张太雷、陈为人三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据青年共产国际大会文件记载，俞秀松是有议决权的代表，而张太雷和陈为人是有发言权的代表。[222]俞秀松他们也为这次大会准备了报告，但是，由于他们最终没有机会发言，报告也就没能在大会上宣读。[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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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中国成立的经过，在本书叙述共产党成立经过时已经屡屡谈到，故不再重复。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在此顺便指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5月，广州）时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指出：1920年下半年各地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青年的思想倾向复杂，没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到了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224]也就是说，这年3月俞秀松离开上海时尚存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到他抵达莫斯科时，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准确地说，俞秀松等是代表一个形式上不存在的组织参加青年共产国际大会的。这些都是因为当时上海和莫斯科之间的人员、物资流动需时太久，导致现实与认识之间产生了偏差。这说起来或许是笑谈，但是，类似的或大或小的偏差，在后来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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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共“一大”以前，“共产主义小组”只是对各地开展活动的组织的统称。当时，这些组织的成员称自己的组织为“共产党”或“共产党支部”，所以，对于把“一大”前的各地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也有不同意见。详见方晓编《中共党史辨疑录》上册，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1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注释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7页。本书采用“共产主义小组”或“共产主义组织”，是鉴于当时称呼不统一，并不意味着当时也如此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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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皆收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达自传（节录）》，载《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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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参阅任武雄《1920年陈独秀建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兼谈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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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各种有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忆录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本庄比佐子：《上海共产主义グルプの成立をめぐって［关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论集近代中国研究》，山川出版社1981年版；味同彻：《“中国共产党小组”をめぐる若干の问题［关于“中国共产党小组”的若干问题］》，载《驹泽大学外国语部论集》第30期，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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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发现日记的经过，请参照安志洁、俞寿臧《珍藏七十一载重现在党的纪念日——俞秀松烈士部分日记被发现》，载《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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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俞秀松烈士日记》，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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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原载《自由人》［香港］1951年11月24、28日，12月1、5日；郑佩刚：《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史实》，载《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1963年；《郑佩刚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郑佩刚的回忆录明显地参考了梁冰弦的回忆录，所以，严密地讲，能够用以证实“社会主义者同盟”确曾存在的，只有梁冰弦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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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谭祖荫的回忆》，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黎昌仁的回忆》，高军等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谭天度：《广东党的组织成立前后》，前引《“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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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任武雄：《对“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探索》，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6期；胡庆云：《何谓社会主义者同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3年第10期；沈海波：《试论社会主义者同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8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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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杨奎松：《从共产国际档案看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史实》，载《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4期；金立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前后若干史实考》，载《党的文献》1997年第6期、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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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金立人参与编辑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也采用了金氏的这个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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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И.М.Му син，Очерки рсбочего бвижения в Киmае：Вопросы киmа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т.1，Москва，1927，стр.228（穆辛：《中国工人运动概述》，载《中国革命问题》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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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沈雁冰：《回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皆收于前引《“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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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望道：《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见《陈望道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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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Китайская Компартия на III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Доклад Китайскойделегаци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3，1921（《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上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代表的报告］》，载《远东人民》）；《张太雷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1921年6月10日）》，中央档案馆编：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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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所谓“晓民共产党事件”，是1921年冬日本发生的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案件。1921年11月，以近藤荣藏为首的“晓民会”（倾向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秘密组织）会员在东京散发反对陆军的传单，日本政府扬言此为“晓民共产党”的行动而大肆逮捕其成员，12月开始审判。施存统虽未直接参与“晓民会”的活动，但由于与近藤的关系，被强迫充当“晓民共产党”案的证人（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证词的全部内容，请参阅拙稿《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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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эаМолодежи на 2-м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4，19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载《远东人民》；汉译见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编《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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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第8期，1922年5月）也报道说：“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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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存统也在1927年发表的脱离中共的声明（《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1927年8月30日）说到：“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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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独秀字仲甫，但此外又举陈独秀名，故王仲甫和陈独秀不应是同一人。施存统在“晓民共产党”案的预审法庭上也说“王仲甫”是其同志之一，可见“王仲甫”并非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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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年4月4日）》，载《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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