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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第8期，1922年5月）也报道说：“1920年8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叫做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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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施存统也在1927年发表的脱离中共的声明（《悲痛中的自白》，《中央副刊》1927年8月30日）说到：“当1920年5月间，陈独秀、戴季陶诸先生发起组织共产党时，我便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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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陈独秀字仲甫，但此外又举陈独秀名，故王仲甫和陈独秀不应是同一人。施存统在“晓民共产党”案的预审法庭上也说“王仲甫”是其同志之一，可见“王仲甫”并非笔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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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俞秀松致骆致襄信（1920年4月4日）》，载《红旗飘飘》第31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2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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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复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1辑；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皆收于前引《“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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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有如下记载：“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1920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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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俞秀松自传（1930年，莫斯科）》，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研究保存中心）资料，全宗495，目录225，卷宗3001；转引自杨福茂《俞秀松对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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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陈公培：《回忆党的发起组和赴法勤工俭学等情况》，前引《“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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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前引《俞秀松烈士日记》，6月19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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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920年6月19日的《民国日报》《觉悟》上，有费哲民和孙祖基的送别诗两首，据认为是6月16日晚为施存统举行的欢送会上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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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1920年6月16日的《民国日报》《觉悟》记载，戴季陶将于6月17日前往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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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当时，陈独秀曾称他们自己的组织为“社会党”。见《对于时局的我见》，载《新青年》八卷一号，19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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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李达结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是1920年8月19日，游杭州后抵上海是9月6日。见《外秘乙第325号留日学生总会及该会文牍主任李达之行动（1920年9月10日）》；《外秘乙第395号留日学生总会件（1920年9月27日）》；（《G》）。依据回忆录进行的中共成立史研究里面，李达的回忆录往往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其回忆录有关1920年8月以前的记述，引用时应该特别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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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周佛海：《扶桑笈影溯当年》，《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春秋出版社1967年版，第139—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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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前引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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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1920年8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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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别录》，前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9辑，第8页；原载《自由人》（香港）1951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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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郑佩刚的回忆》，前引《“一大”前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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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45页。另，《国风日报》副刊《学汇》也刊登了《同志凌霜的一封来信》（1923年6月18、20—25日），此处注明写信日期为1923年3月10日。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编刊：《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1982年版，第458—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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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原著为Arthur Ransome，Six Weeks in Russia in 1919，London，1919.兼生译《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见闻记》，在出版単行本前，曾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19年11月12日至1920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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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广州共产党的报告》，前引《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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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当时在广州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谭祖荫也谈到，1920年10月，黄凌霜曾受李大钊指示，陪俄国人Perkdin（波金，大概是佩尔林）等来广州。见前引《谭祖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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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谌小岑：《五四运动中产生的天津觉悟社》，《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参加“华俄通信社”工作的觉悟社的两个社员，大概是曾于1921年5月随霍多罗夫来广州的薛撼岳（见《广东群报》1921年5月17日），和梁乃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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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лодежи на 2-м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4，19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载《远东人民》；汉译见前引《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1—57页）。另，该报告称，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时的名称是“青年社会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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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前引《郑佩刚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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