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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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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中国学术界研究“三月会议”的论文有，王述观：《中共一大前曾召开过三月代表会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王述观：《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三大”报告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8期；柳建辉、郑雅茹：《中共一大前召开过三月会议吗？——与王述观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沈海波：《“中共三月代表会议”辨析》，《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1992年；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苏开华：《1921年的“三月代表会议”性质辨析》，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5期；钱听涛：《也谈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与苏开华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钱听涛：《我对1921年“三月代表会议”的看法》，载《中共党史通讯》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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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前者有瞿秋白和李宗武（与瞿秋白同被派驻莫斯科做特派记者）二人的共同署名，前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293—299页收有该文的汉译。后者为瞿秋白于1929年冬至1930年春在莫斯科的列宁国际学院所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的手稿，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公布后，收录于《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74—9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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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李玲：《关于〈张太雷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报告〉的作者——与叶孟魁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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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前引周永样《瞿秋白年谱新编》第40—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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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前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第883页。文中“秋白的报告”概指上述《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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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有关张太雷的大部分回忆录，收于前引《回忆张太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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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由于张太雷一直被尊为烈士，他的传记和年谱等的记述总让人以为，他和中共自中共创建时期以来关系就十分密切。最近终于有人指出，没有资料能够证实这种看法。比如，钱听涛：《关于张太雷如何加入中共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张太雷研究会编：《张太雷研究学术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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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Б.Шумяцкий，Изистории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амяти одного из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 Комсомола и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тов.Чжан-Та-Лая），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No.4—5，1928，стр.194一230《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历史片断（悼念中国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张太雷同志）》，见《革命的东方》；汉译见：前引《回忆张太雷》，第171—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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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比如，刘玉珊等编：《张太雷年谱》（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是现在最详细的年谱，但是，有关张太雷赴俄国前后的行踪，几乎全面依据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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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顺言之，查遍每一期《劳动界》，都找不到一篇张太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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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陈独秀：《真的工人团体》，载《劳动界》1920年8月第2期。另外，瞿秋白文章（《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第1期刊登的《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苏俄的期望》）的一节，也被当做张太雷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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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前引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佩尔西茨的根据之一是，张太雷报告谈到了“三月会议”。另外，1920年代曾在西伯利亚、远东工作的达林也回忆说，张太雷是1921年3月抵达伊尔库茨克的（前引Далин，Киmайские Мемуары：1921—1927，сгр.34；汉译见前引《中国回忆录》，第30页）。但是，达林到伊尔库茨克是同年8月，他的所谓回忆似乎也源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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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7，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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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瞿秋白一行在几乎相同时期从北京陆路赴俄，他们从天津到伊尔库茨克费时两个半月。他们在沿途城市常常逗留数日，所以实际行程约需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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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533，目录1，卷宗3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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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谌小岑：《张太雷与天津第一个团小组》，前引《回忆张太雷》。不过，很明显，这篇回忆录也是读了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后写的（没有标明，但有几处是引自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不可全面相信。另据张太雷直至北洋大学时期的好友吴南如回忆，吴和张太雷在1920年5月大学毕业前一直专心于学业，没有参加任何学生运动；后来，1920年冬天，张太雷接替吴南如在天津柏烈伟处帮助工作后，开始与早期中共组织有了关系。见华羊《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载《中共研究》1976年10卷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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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请参照本章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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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前引Шумяцкий，Юношеско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Китая（обзор отчетов о работе）（舒米亚茨基：《中国的青年革命运动（工作报告摘要）》）。舒米亚茨基在引用这份会议记录时，就《来报》加编者注说，第1期实际于1921年1月4日发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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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前引《中国的社会主义文献》（见本章注148、149）及张太雷提交给共产国际的书面报告中，都提到《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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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此外，心美（邓中夏）：《长辛店旅行一日记》（载《晨报》1920年12月21日）也反映了张太雷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部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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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前引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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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关谦关于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情形致王怀庆报告（1921年3月17日）》，前引《北京青年运动史料》，第504—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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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前引《红旗飘飘》第31集，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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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2页。委任状签发日期是1921年5月16日。大会的另一名中国代表俞秀松的委任状（第93页），也不是中国的组织，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签发的（日期为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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