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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张太雷、俞秀松给季诺维也夫的信（1921年6月）》，中央档案馆资料；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12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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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同前（全宗495，目录154，卷宗81，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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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Xenia J.Eudin，Robert С.North，Soviet Russia and the East，1920—1927，Stanford，1957，pp.139—140；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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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张太雷文集（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之译者（马贵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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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余世诚：《参加共产国际“三大”的另一名中国共产党人是杨明斋》，载《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期；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8、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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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日。抱朴即秦涤清于1921年7月16日在伊尔库茨克见过杨明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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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5，目录154，卷宗112。最早介绍这份资料的杨奎松举“陈闻影”为瞿秋白以外的另一名旁听者。所谓“陈闻影”是按俄语标音选择近似汉字所致，应为“陈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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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1日，北京）》、《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前引《红旗飘飘》第31集，第238—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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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490，目录1，卷宗208，第93页；全宗490，目录1，卷宗17，第9页）。另，瞿秋白在《多余的话（1935年5月）》附录《记忆中的日期》里记载：“1921年5月张太雷抵莫介绍入共产党”（《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4页），将张太雷到莫斯科的时间写作5月，概为记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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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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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关于陈为人当时的活动，请参阅吕芳文《陈为人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8页。不过，该书叙述陈为人赴俄经过，全部依据回忆录和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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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苏开华：《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几个问题的辨正》，载《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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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Доклад Делег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оюза Молодежи на 2-м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Молодежи，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4，192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载《远东人民》；汉译见前引《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第51—57页）。另，关于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的起草人，经如下论文考证，几乎可以肯定是俞秀松。任武雄：《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兼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団中央成立时间》，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6期；陈绍康：《对《一篇重要报告的作者考》之补正》，载《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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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抱朴：《赤俄游记》，载《晨报副镌》192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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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家书》，前引《张太雷文集（续）》，第1页。原函残缺，也没有日期。从内容看，应是赴俄前所写，但除引文外，没有写赴俄的目的和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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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给父母亲和家中诸人（1921年4月6日，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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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在杭州、北京、上海一直与俞秀松在一起的施存统，1921年秋，与来日本的张太雷见过面，但是，施存统在被捕后对警方所做的口供中说，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张太雷（拙稿：《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载《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0期）。北京小组成员的刘仁静也说：“记得那时［1922年］我还不认得张太雷，我第一次见到张太雷是后来在上海的苏联领事馆内”（刘仁静：《回忆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4期）。张太雷赴俄前知名度并不高（从未在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由此推断，张太雷和俞秀松也极有可能没有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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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就这一点讲，与党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相比，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给几乎同一时期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要详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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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张太雷的外语（英语）能力是有定评的，后来，马林、鲍罗廷来华时，他多次担任翻译兼助手。早期的中共尚无翻译机关，在处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时，相当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的谈判能力，因此，应该更多地关注中共党员应用外语（张太雷的英语，瞿秋白的俄语）的交际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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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一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57页。另外有关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的资料情况，请参阅前引川端正久《共产国际与日本》，第65—80页；伊藤秀一：《20世纪のアジアとコミンテルン［20世纪的亚洲与共产国际］》，《アジア历史研究入门［亚洲历史研究入门］》第5卷，同朋舍1984年版；村田阳一：《コミンテルン资料集［共产国际资料集］》别卷，大月书店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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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资料，全宗533，目录1，卷宗32，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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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大会闭幕后，给青年共产国际的报告被冠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的报告》的题目，刊登在伊尔库茨克的《远东人民》第4期（1921年10月15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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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1922年5月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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