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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其说是中国党员自发召集的，倒不如说是在派驻到上海的马林等的督促之下召集的；关于这一点，当时实际上代替陈独秀领导上海共产党的李达曾经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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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尼科尔斯基］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布中共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七个地方単位。我发出了七封信，要求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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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党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催促之下召集得相当匆忙，中国方面的最高负责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未赴会，也可以证实这一点。有人认为，“南陈北李”缺席的原因是他们工作太忙。[31]但是，事实上陈独秀在大会之后的9月就回到了上海。[32]所以，如果稍微推迟会期，陈独秀和李大钊都很有可能出席。可是，实际上没有等待他们就开会了，这只能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急于召集大会。当然，围绕着党的工作，在陈独秀所在的广州和上海之间保持着书信联系[33]，所以，在马林抵达之后，关于召集大会一事肯定是经过陈独秀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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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上海方面联系的各地组织，并没有什么统一的章程或明文规定的组织规则，所处的政治状况和活动条件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代表的方法也多种多样。比如，北京好像是开会决定的，而长沙和济南则似乎是与上海的共产党有联系的人自发地代表当地出席的。通过当时的记录可以确定其行踪的，有长沙代表毛泽东和何叔衡、广州代表陈公博以及北京代表刘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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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的日记表明，毛泽东和何叔衡离开长沙的时间是6月29日。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34]没有写出来的五个字，也许是“共产党大会”或者是“共产主义者”。总之，长沙代表在那之前肯定已经接到上海方面召开大会的通知。考虑到当时长沙和上海之间的交通状况，五天左右能够到达上海，所以，7月上旬他们应该已经在上海。而广州代表陈公博携新婚妻子乘船赴上海的时间是7月14日，到达上海是22日前后。[35]北京代表刘仁静，则首先参加了于7月1日至4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7月2日抵达南京）[36]，之后接着到上海参加了党的大会，所以他也肯定于6月末以前接到了召开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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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与会者的行踪连起来可以看出，首先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等人在6月中旬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向各地发出了通知；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们于6月末陆续赴上海，7月初开始齐集上海。[37]马林的“希望7月底我们要召开的大会，将大大利于我们的工作”的报告，就是在代表们正在前来赴会的情况下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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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考证研究的重要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38]记录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这份文件是在大会结束时或结束后不久写成的正式报告，其中也有几处涉及召集大会的经过和时期。这份文件是五十年代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国共产党的档案资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的一部分，其译文首次于1958年刊登在《党史资料汇报》第6、10号上，此后在中国才为人所知。[39]不过，《党史资料汇报》只是供一部分干部阅读的内部资料，因而一般学者几乎不得与闻。[40]后来，当时的苏联学者科瓦廖夫（Kovalev）从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档案馆（当时）的资料中发现了与此完全相同的文件，并于1972年连同详细注释公开发表[41]，至此，这份重要文件才为一般学者所了解。这份《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文件中，关于大会的召集和召开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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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定于6月20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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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报告，大会本来预定在6月20日召开，但因为代表没有到齐，实际开会拖到了7月23日，即比预定时间推迟了一个多月。这个说法有些勉强。为什么呢？如前所述，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的，即使李达、李汉俊等上海的党员在他们的督促之下即刻向各地发出召开大会的通知，从当时的交通和通信等情况来考虑，也不会把会期定在6月20日。也有一种见解认为，之所以把“6月20日”这个没能实现的日期写进报告里，是为了使派遣中共代表出席6月22日开幕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正当化。[43]这种看法有点过于穿凿。事实上，马林7月9日从上海发回的报告只说大会预定在“7月底”召开，而没有谈及会期推迟或与共产国际大会的关系，从其口气来看，大会一开始就是预定在7月底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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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出席大会的广州代表陈公博，在大约两年半之后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写道，大会“于7月20日召开”。[44]如此看来，惟一可能的就是，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在6月20日（на20Июня）”并非虚构，而是“7月20日（20июня）”这个日期的笔误。[45]在俄语文章中，把“6月”和“7月”写错并不鲜见[46]，此处也很有可能是写错了。果真如此，则所有问题都可以解释得通。即，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一个半月这段时间，对于从发出开会通知到代表们齐集上海来讲是比较充分的，而这也与马林7月9日的报告所说的“7月底”的预定日期一致。长沙的毛泽东以及北京的刘仁静是在6月末赴上海的，如果说大会预定时间是“6月20日”，也无法解释；而如果是“7月20日”，就非常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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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文件《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说，大会实际开会时间推迟到7月23日，是因为部分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达上海”。这里，广州代表陈公博的行踪值得留意。如前所述，他是7月22日到上海的。如果本来预定开始会议的日期是“7月20日”，而实际开始时间推迟了三天，这可以解释为是预定出席的部分代表迟到了的缘故（不清楚除陈公博外是否还有迟到者）。综上所述，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经过是这样的，即于6月3日前后抵达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中共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等接触之后，要求召开党的大会，于是，李达等在6月中旬决定7月20日为预定开会时间，并向各地的组织进行联系。6月下旬接到通知的各地代表于6月末陆续前往上海，但是，部分代表未能如期在上海会合，为了等待迟到的代表，开会时间于是推迟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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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各地的代表们，除了开会通知外，每人还收到了100元的汇款作为旅费。[47]从外地赴上海开会的有10人左右，简单计算，需开支旅费约1000元。考虑到当时中国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10—15元，北京到上海之间的头等铁路客票约50元，三等是15元左右[48]，所以，这100元旅费是很高的。当时的共产党，因为经费困难，连《共产党》月刊都不能顺利发行，难以想像能够独自立即筹措到1000元的旅费。而尼科尔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资金帮助，因此，这笔经费自然是共产国际代表提供的。顺言之，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约一年之后的1922年6月，中共的活动经费约17000多元中，94%强即16000多元是共产国际援助的，独自筹措的只有1000元。[49]就这样，单从活动资金方面看，早期的中共也是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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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准备参加中共“一大”的各地代表们是如何理解“共产党”这个特殊政党的性质的，以及他们有多强的职业革命家意识，没有任何资料；不过，他们在收到巨额旅费之后，肯定会感到，自己所加入的组织，与从前靠无偿奉献或个人捐助维持的自愿性团体，以及那些没有坚定的主义而反复聚合离散的国内政党相比，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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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第二节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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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增时减的“一大”出席者人数——回忆录是如何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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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创建史的考证研究中，1921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一般简称“中共‘一大’”）的与会人数和会期一直是被探讨最多的问题。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实际掌握中国政权的中共的历史出发点即第一次代表大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因而出现了许多回忆录和研究论文。说起中共的“成立”，即指1921年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主要是1949年以后的事。[50]与此同时，即随着党史上的中共“一大”受到广泛注目，“一大”以前的建党活动——如前所述，共产党实际上在1920年11月已经成立——逐渐被视为建党的准备过程。对此，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中共有关人为了提高出席中共“一大”的毛泽东的位置，通过把中共“一大”之前陈独秀等的组织称作“共产主义小组”，相対降低对后者的评价。[51]直率地讲，中共“一大”是后来才被赋予超越实际的象征性意义的。准确地说则是，掌握了政权的中共必须正式确定自己的来历，外界也希望如此，结果中共“一大”的会期和与会者变成了特别重要的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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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共“一大”的与会代表和会期的问题，由于原始资料极少，有关人的回忆出入很大，因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1949年以后，由于党史的研究资料不仅在国外而且在国内也长期未得到公开，外国（如苏联、美国、日本）的研究和所发掘的资料又很难反映到国内的研究上来，因而使本来就复杂的研究状况更加复杂，如果要对中国国内国外关于中共“一大”的研究史和研究父流史作一总结的话，足可以与一本书。[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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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以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形势为背景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和资料公布的过程本身，与如何解决中共“一大”的代表和会期等问题密切相关，那么，就不可能把这二者完全分开来探讨。更准确地讲，问题不在于代表人数（或其资格）和会期，而在于回忆录和“定论”之间摇荡不定的关联性。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必须探讨的是，在1949年以后的中共“一大”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共有关人员的回忆录的执笔过程和“定论”的演变。比如，和包惠僧、李达一样屡次回顾中共“一大”经过的董必武，因是在中共“一大”出席者中至1949年从未离开过共产党的要人，所以，他的回忆录被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奇怪的是，在他的一系列回忆录中，有关大会参加者部分前后并不一致。下面，我们就循着董必武见解变化的轨迹，对增减不定的大会出席者人数问题作一探讨。这并不是因为代表和会期问题不重要，而是因为通过探讨下文要介绍的回忆录写作过程和“定论”的变化，就可以理解，代表以及会期的问题，实际上是抬高中共“一大”的“意识”和回忆录作者在执笔时所处的“政治立场”之间的变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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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席中共“一大”的中国人的人数，最可靠的资料是上文探讨大会召开经过时介绍过的俄语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和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两者皆主张是12人（没有列出姓名）。但是，由于这两份资料长期没有公开，所以，并没有能够反映到1949年以前的有关人的回忆录中。[53]而在中国国内最早涉及这个问题的，是1927年1月中共有关人士发表的两篇文章[54]，都主张是11人。不过，也都没有列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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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回忆录最早给出姓名的，应该是周佛海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55]周说，出席大会的是“广东代表陈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济南代表是两个学生，以后不甚闻名，忘其姓字。日本代表是我”。也就是，算上济南代表二人，是“十三人”。[56]记住了济南两个代表名字的是武汉代表陈潭秋。他于1936年在莫斯科写下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57]，在这篇文章中，陈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说出席会议的共13人，除王、邓以外11人的名字和所代表的地区与上述周佛海列出的名单完全一致。至此，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和成员基本上明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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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延安时期，基本上以“十三人”为定论。但是，奇怪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前开始出现“十二人”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951年（即中共建党三十周年）成了定论。[58]30年代曾经成为定论的“十三人”，后来却被“十二人”取代，我认为，很大原因在于毛泽东1936年秋天向埃德加·斯诺（EdgerP.Snow）谈起自己的经历时所说的“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一共有十二个人”这句话。[59]斯诺的那部使毛泽东一举成为世界著名人物的采访即《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1938年在上海出版了汉译本《西行漫记》，而前一年在延安已经出了几种名曰《毛泽东自传》的节译本。值得注意的是，40年代写作《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同志传略》，并最先提出中共“一大”代表是12人的萧三，正是这些《毛泽东自传》的翻译者之一。[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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