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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生活一年以后，就好像与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相呼应似的，施存统最终告别了无政府主义，开始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信徒。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日本吸收的共产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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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本留学以前，他就时常在《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特别反复呼吁打破封建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婚姻制度，但并没有翻译或论述过社会主义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193]他当时的语言能力恐怕也还没有达到阅读英语或日语社会主义书籍的水平，顶多利用现有的汉语无政府主义书籍或从日语翻译过来的文献报道来了解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轮廓而已。通过与戴季陶、陈独秀、李汉俊等个人交往，他也许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概要，但是，与其改造社会的热情相比较，其理论基础大概仍然不过是一知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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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留学后，他马上接触了日语社会主义文献，并将其翻译后向上海的报刊投稿，这使他从一个社会主义学说的初学者成长为一个理论探索者。他最初翻译的日语社会主义文献，是1921年1月的《劳动问题》（《民国日报》《觉悟》1月6日至8日。原著是北泽新次郎《劳动者问题》，同文馆1919年出版）；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他回国的这一年间，已总计翻译了11篇。其中，河上肇和山川均的文章就占8篇[194]，看得出他在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尤其关心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纯粹翻译以外，仅1921年一年，他还发表长短文章共计五十几篇，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的，许多也是以河上、山川、堺等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显然，他在掌握了日语以后，通过阅读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一下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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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施存统论述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性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农村社会脱离贫困、发展工业的过程中，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是否有效？中国是否存在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对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些问题是关乎他们所进行的运动为何必须存在的理论难题。施存统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了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一个方面是，由于俄国革命的成功，世界上的资本主义正在走向灭亡，如此，中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单独发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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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替全世界无产阶级开一个新纪元了。从此各国无产阶级，必然奋起猛进，推倒有产阶级，与俄罗斯同志们携手协力建设共产主义的世界。支那是世界底一块地方，住在这块地方的无产阶级，也当然要起来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同心协力干这个全世界的社会革命，共同创造“人底世界”。……总之，中国底资本主义虽不发达，世界底资本主义却已由发达而崩坏了；决没有世界底资本主义灭亡而中国底资本主义能独存之理。这是从世界底大势看起来，支那也非实行共产主义不可的。[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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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人的精力和牺牲节约到最小量？知识阶级纵然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却也握有至少解决大部分问题的钥匙。总之，这要视知识阶级在多大程度上看清楚社会进化的方向，并在多大程度上明确地理解历史的必然而定。[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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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施存统对山川、河上非常崇拜[197]，当然不会不去注意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他试图以按照唯物史观来判断历史趋势（山川称之为“社会进化的方向”）的“人的努力”来弥补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所缺少的物质基础。社会革命的确需要“经济的必然”，但并不排除“人的努力”，即如下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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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支那实行共产主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也是一件特别该努力的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支那还非常薄弱；我们要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就非努力造成一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不可。现在的支那，实行共产主义，已成的“经济的必然”很少，未来的“人们底努力”很多。我们底职务，就是尽这个“人们底努力”，去完成那个“经济的必然”。[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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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就是这样的逻辑，即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薄弱，但是，越是薄弱，就越需要“人们底努力”。他自己也认识到，严格地讲，这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矛盾的，但似乎并没有认为是什么大的错误。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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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知道：如果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在表面上或者要有与马克思所说的话冲突的地方；但这并不要紧，因为马克思主义底本身，并不是一个死板板的模型。所以我以为我们只要遵守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了；至于枝叶政策，是不必拘泥的。[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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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接着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底根本原则”就是“唯物史观”，而据那个“唯物史观”，“国际的社会主义战胜国际的资本主义”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并做出结论说，必须从这里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髄。[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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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出施存统的这些议论自相矛盾或者自卖自夸是容易的，或许也可以从中看到后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始终挥之不去的试图通过主体努力克服客观状况的倾向的萌芽。但是，我们面对施存统，不应该按现在的眼光去考察其议论内容的水准高低，而是应该看到，他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的关系时，尽管还有些牵强附会，却是努力从整体上去把握，从而坚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他甚至断言：“我们在支那提倡共产主义，决没有与马克斯底主张冲突；就是马克斯生在支那，恐怕也一定要提倡共产主义。”[201]这些话表现出的，是他已经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信心；而给予他这种信心的，正来自他在日本吸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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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社会主义文献给予他的影响，也可以从他肯定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诀别方面看得到。使他开始肯定布尔什维克的，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山川、河上根据该文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工农专政的正当性的论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构想在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实行革命的独裁。自1920年起，山川以及河上在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过程中指出，这个构想是俄国革命中工农专政的理论根据。[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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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达纲领批判》的全译本在中国出版是1922年的事[203]，但是，1921年夏就有人介绍其部分内容，尤其是在政治过渡期无产阶级实行革命的独裁。这就是山川均1921年为《新青年》写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204]，以及施存统受此启发于同年8月写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205]特别是后者，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成就。文中不仅大量地引用《哥达纲领批判》，还从《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乱》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引用了丰富的证据，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不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而正相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髄所在。在此基础上，施存统明确地说：“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又引用山川均对《哥达纲领批判》的见解（“这是唯物史观说当然的结论与应用”——上述山川均《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的一节），以证明自己的这个阐述没有错误。很清楚，施存统的这篇文章，是依据山川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翻译的山川均论文《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社会主义研究》三卷二号，1921年3月）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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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在《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一文中，对于曾被视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考茨基，认为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肯定其为马克思主义正统派。可以说，使山川转而承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原封不变地被施存统继承下来，又通过施存统促进了中国国内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时值围绕社会革命中“独裁”问题的争论拉开了序幕，所以，从时机上看，施存统依据山川的见解来把《哥达纲领批判》具有的意义较早地介绍到中国，其作用是巨大的。因为，这不仅使他自己实现了转变，而且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转变成遵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共产党”找到重要的理论根据。早期中共党员的必读书目《社会主义讨论集》（新青年社1921年出版），主要收录了无政府主义论战的论文，其中施存统的文章仅次于陈独秀占到五篇（都是在留学期间写成）之多，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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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前后发表的《第四阶段独裁政治底研究》、《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等文章[206]，也反映了山川均等阐述的《哥达纲领批判》对施存统的影响。对于当时仍坚持认为“我决不根本反对无政府主义”[207]的施存统来讲，从《哥达纲领批判》推论出的过渡手段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也是合理解释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关系的理论。他这样说：“无产阶级专政，本是一种革命手段，并不是共产党底目的”，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期”和“共产主义半熟期”到达“共产主义完成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就会实现[208]，而通过唯物史观科学地预见到这一点的，就是《哥达纲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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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哥达纲领批判》，一方面确认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目标相同，同时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一理想的手段，这种见解，实际上和这一时期的河上肇是相同的。[209]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施存统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步调一致。就这样，他无须丢掉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而从布尔什维克主义里看到了贯彻“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代手段”的样板。从这种观点出发，施存统对只注重理想的“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加以批判[210]，并进一步声明：“我相信近世无政府主义原理不适用于现在中国，所以不敢附和无政府主义。……我所信的马克斯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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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激进青年从无政府主义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而加入中共的典型思想变化轨迹。即施存统是一方面在根本上不放弃无政府主义的最终理想，或者说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理想，而在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那里找到了通向“阶级完全消灭，国家也因而失其效用”的“无国家社会”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政权”[212]的理论；而这显然迥异于在《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新青年》九卷一号，1921年5月）里对中国无政府主义里面存在的“放纵”、“懒惰”这些自古未改的性情大加非难的陈独秀。笔者认为，像施存统这样的例子当时绝非少数。这个时期的施存统毫不掩饰他对列宁的崇拜，说：“我很佩服列宁先生，我很希望大家都学列宁先生。”[213]当时也在日本留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张景曾这样回忆施存统是如何表现出对苏俄的好感：“施君每日读书的精神很令人钦佩，他说：‘列宁在苏联一天要工作十八九小时，只舍得休息五个小时，像我们青年，应该更要比他努力一些才对。’我有一幅列宁像，他写上‘世界革命’四字，我贴在书案壁上。”[214]这大概是在山川均影响下转而信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施存统1921年下半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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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社会主义研究》及其主编山川均，对施存统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影响非常大。实际上，施存统也是非常钦佩山川均其人的。他当时写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和山川均的活动状况的《介绍〈社会主义研究〉》[215]一文中，除详细载明了已经出版的该杂志的目录、购阅时的联系地址、价格等以外，还对山川不顾肺疾倾全力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加称赞。同样身患肺病仍专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施存统，肯定从山川身上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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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施存统自己说，他第一次去久已仰慕的山川家里拜访，是1921年9月。[216]当时，施存统已经翻译了山川的四篇论文，并且，如前所述，他已经在山川的影响下转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想必山川是很愉快地欢迎了这位“同志”的。而对施存统来讲，见到尊敬的山川，肯定也与其前见到堺利彦一样，是一大快事。他后来明确地对警视厅的警官说：“据我看，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中，第一位是堺利彦，第二位是山川均。”[217]也许与只读他们的文章相比，通过交谈，施存统更增强了对他们的敬意。后来，他们之间交谊没有中断，直到这年年底被捕以前，为了确认杂志上发表的山川论文空字，施存统还去拜访过山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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