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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代表出席“远东大会”之后，日本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了。从这点看，施存统介绍张太雷和堺、近藤会见，其意义不可低估。他的存在体现了这个时期中日两国间社会主义思想的交流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联合，在日本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但是，他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或联结中日两国共产主义运动而进行工作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在张太雷来日本后不到三个月，他的留学生活突然宣告结束，他因参与授受“赤化宣传运动资金”的嫌疑而遭逮捕，随后又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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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施存统被捕的，是发生在11月下旬的所谓“格雷事件”，以及近藤荣藏受此牵连被拘捕（11月25日）后酿成的“晓民共产党事件”（嫌疑是散发传单宣传反对军队）。此前的研究，已经使“晓民共产党事件”相当清楚了[230]，此处不再详述。而“格雷事件”，与施存统也曾参与的共产国际和中国、日本的联络活动有关，又几乎没有搞清楚[231]，所以需要稍费笔墨。所谓“格雷事件”，是指一个叫鲍里斯·格雷（BorisP.Gray［Grey］）的人，因携带据信是提供给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作活动经费用的巨资（约7000日元）入境，于11月24日在横滨被拘捕、并被驱逐出境的事件。拘捕他的日本警方资料记载，1889年生于莫斯科的格雷，英国国籍，1920年前后起在俄国远东活动，1921年10月以达尔塔通讯社通信员身份来上海，与近藤荣藏派来上海传递“日本共产党”文件并接受活动经费的青年重田要一一同于11月下旬来日本（11月20日到长崎，22日住进横滨的宾馆）。他来日本的目的是接触日本的社会主义人士，并提供活动经费，准备与近藤会见，亲手交给他5000日元宣传经费，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还写有山川均、荒畑寒村等的名字。[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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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格雷事件”牵连的近藤荣藏的回忆，与警方的这份资料基本一致。他说，经施存统介绍与张太雷会见后，为了领取早先约定的共产国际提供的活动经费，他和山川均一同写好了报告和纲领，交给尚未被警察注意到的早稻田大学学生重田要一送到上海。[233]而来人就是格雷。近藤大惑不解的是，重田确实完成了任务，转交时，警方也没有动他一根指头，而那些文件何以落到了警方手中？其实，重田在“格雷事件”前后也受到了日本警察的审讯[234]，结果，文件落入警察手中[235]，而近藤也因此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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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格雷，确实是苏俄、共产国际派来的密使。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筹设的1920年11月到12月之间，格雷作为书记处预定成员之一，名字频频出现在俄国共产党的有关文件中，其后，他担任堪察加革命委员会主席直到第二年秋天，这些情况都有据可查。[236]他是1921年9月从堪察加出发的，化装成商人来到上海是10月。[237]派格雷去日本一事，当时在上海的马林也曾参与其事，这一点，马林自己的话可以证实。马林说：“［至于日本的治安防范之严密］格雷〔Gray〕同志的那段经历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格雷同志拿着ー张英国护照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11月22日就在东京被捕。与他有联系的日本同志也在警察局招了供。”[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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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格雷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开始考虑彻底肃清可疑的外国人，同时，在搜查介于格雷和日本人之间从事联系的外国人的过程中，查出了施存统。[239]不知道是否从格雷身上搜出了能够证明施存统就是在日联系人的物品，不过，随着对格雷、重田、近藤的审讯，曾经在张太雷提供经费给近藤时居间斡旋的施存统浮出水面，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果然，在近藤被捕后不到一个月，12月20日，施存统也被逮捕，并被关押在日比谷警察署。[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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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被关押后，立即在警视厅外事科接受了严厉审讯。他生来身体弱，严酷的审讯，加上在寒冷的拘留所一个星期的关押，使他身体更加虚弱。[241]读本书附录《施存统口供》即可发现，他这时所作的口供，内容也非常详细。[242]在警视总监向内务大臣申请判处他驱逐出境的那一天（12月23日），他又被提到东京地方法院，在“晓民共产党事件”的预审法庭上，基本上按照口供内容作了证。“口供”和“证词”的相当部分是关于张太雷来日事，这在上文已有交代，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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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存统就张太雷来日本一事回答讯问后，法官问：“上海生活”的“古曼，你认识吗？”近藤在预审法庭上说，同年11月曾向“上海生活的古曼”书面报告过晓民共产党的活动情况[243]，法官此问大概就是为了进一步追究这个问题。所谓“上海生活的古曼”，是指本书第二章第二节谈到的魏金斯基的合作者古尔曼（Goorman）。[244]法官还问到认识不认识黄介民［黄介民］，这大概也是在追究近藤讲过的同年5月到上海时与黄介民等“上海共产党”有过接触一事。[245]对于这些讯问，施存统一概回答说“不认识”。不过，施存统在警视厅所作的口供中曾经谈到“黄介民派所组织”的共产党即大同党系统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就此断定他真的不认识黄介民。关于古尔曼也一样。他接触过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堺利彦、高津正道、近藤荣藏、高濑清、宫崎龙介等）和与陈独秀等共产党有关系的中国社会主义者的名字，他都能对答如流，而有意识地隐瞒与古尔曼和黄介民的关系，大概是因为感觉到他的回答会直接影响对近藤荣藏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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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被捕和其后的审讯，施存统大概已经感到自己将不可避免某种惩处，也就不再掩饰自己的任务和立场。他在“口供”中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务是“联络上海共产党与日本社会主义者”。在预审法庭上所作的“证词”中，对“从十九岁就一直研究［社会主义］”的自己的思想立场，也明确地说：“原来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则是共产主义者，即属于马克思派。”这也是他对促使自己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最终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一年半的留学生活所作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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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内务大臣下令把在押中的施存统驱逐出境。[246]第二天，各报都着重报道了逮捕和驱逐施存统的消息，并配发了他的照片。日本新闻界对继“格雷事件”之后揭发出的“密使”，以“经手赤化宣传经费之可疑支那人被驱逐出境……潜伏于高田村的施存统”（《国民新闻》）、“支那人施存统被命令离境……赤化运动暴露”（《东京日日新闻》）为题大做文章。在中国，《晨报》（北京）和《申报》（上海）也做了简短报道。[247]但是，施存统经常投稿的《民国日报》却对逮捕和驱逐出境只字未提，大概是顾忌提起“经手赤化宣传经费”的施存统与该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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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存统最可倚靠的宫崎龙介，当时身处“白莲事件”（著名女诗人柳原白莲突然离开身为煤矿资本家的丈夫，与宫崎私奔结婚的事件）的漩涡之中，自己也成为新闻界追逐的对象，因而根本不可能为施存统奔走。代他受警方讯问的宫崎滔天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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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我国后，我听说他访问了我国社会主义者堺利彦、大杉荣等之后，曾前后三次恳切告诫他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者皆卖文卖名之徒，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与他们继续交际，于前程不利。当时他本人明言今后绝对不再与堺等交际，我也相信了他的话。总之，警察既处以驱逐出境，谅已掌握大量证据。[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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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宫崎滔天接着又说：“使邻国支那一青年不得再度入境的做法，未免太过狭隘，我若主事，决不如此处置。”这话一方面表现了宫崎滔天作为中国革命支持者的风骨；同时，在当时到处高喊警惕“赤化运动”的形势下，他至多也只能把话说到这个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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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施存统有交谊的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表面上反应冷淡，比如田汉说：“假使真如报上所说那样宣传社会主义，串通日本社会主义者危害日本治安，也只有被处以驱逐出境。”[249]就这样，施存统匆匆忙忙做了回国的准备之后，12月28日，在三崎馆住处与同住的约20名中国学友一起“共进茶点约十分钟”[250]，傍晚，在两三个朋友的陪同下赶赴横滨，又在神奈川县警察局刑警的护送下，登上“亚利桑那丸”，走进了三等统舱。据报纸报道，身着竖领制服的施存统不时从窗口眺望陆地，面露凄凉。[251]第二天即29日上午八点半，载着施存统和两名警视厅警官的“亚利桑那丸”起航了。[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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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上海的船上，施存统显得气宇轩昂，驱逐出境似乎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他对护送他的警视厅的警官大胆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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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日本政府驱逐我出境，把我赶出国外。鉴于我在日本的行动，现在日本政府的措施也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这都是现在日本的各种制度使然，我没有任何反感。然而，我回国后，准备就此次离境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面发表感想。……现今俄国已经全面赤化，人民生活得自由幸福。然日本各报仍在刊登与此相反的文章，说到底都是为资本家进行宣传。中国眼下文化运动正盛，将来再兴起工人运动、军队运动，相信必定能够赤化。日本将来也有可能赤化。所以，我将以各种方法对日本联系。……总之，我将来不会抛弃现在信奉的主义，还要更加研究它，还要更进一步地联系日本人。[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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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一个获得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青年无限期望俄国革命、憧憬世界革命的心情；他表示要继续与日本同志联合，盼望日本兴起革命，则婉转地表达了他对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共鸣，和对使自己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感谢。对于确立了自己坚定信念的施存统来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害怕。他正在前往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和自己一样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而其核心中国共产党正迫切需要更多的积极分子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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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农村到杭州，再到北京、上海、东京，然后再回到上海，施存统所走过的这些道路，也是五四青年们为了不断地追求新思想和变革中国的方案，从尊儒到反儒、又从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团运动到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在他把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毕生的指针回到上海时，已经没有了青年时代的彷徨。载着施存统的“亚利桑那丸”经过神户、门司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新年过后的1922年1月7日。[254]共产党给回国的施存统分配的，是党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总负责人这样一个重要职务，他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这项工作中去。得到施存统这样满怀理想而又富于朝气的青年的支持，召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革命”舞台的日子已经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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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捕房搜外国语学社》，载《民国日报》1921年4月30日。不过，外国语学社后来仍在《民国日报》登广告招生（比如同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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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载《先驱》第8号，192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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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舒米亚茨基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报告（1921年3月27日）》，M.А.Персид，Из Истор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и Африки，1971，No.4，стр.51（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载《亚非人民》；汉译：《中国共产党形成史料》，徐正明、许俊基等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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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Б.Шу мяцкий，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Интернадионал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Нароо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No.1，1921（《远东人民》）。关于该文的写作时间，请参照佩尔西茨《中国共产党形成史》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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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说尼科尔斯基是赤色工会国际代表的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源于包惠僧1950年代所著回忆录（《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载《新观察》1957年第13期；《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二），第二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也曾有资料说他是共产国际代表（周佛海：《逃出了赤都武汉》，蒋永敬辑：《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1927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Dov Bing，The Founding of a Comintern Bureau in the Far East，Issues ＆ Studies，Vol.8，No.7，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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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А.И.Картунова，Забытый участник I съезда КПК，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mока，1989，No.2（卡尔图诺娃：《被遗忘的中共第一次大会的参加者》，载《远东问题》；汉译：《四川党史》1991年第2期）。在中国，李玉贞：《参加中共“一大”的尼科尔斯基》（《党史研究资料》1989年第7、8期）曾援引这篇论文。另外，任止戈（任武雄）：《读史札记》（载《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7期）是中国较早考证尼科尔斯基不是赤色工会国际、而是共产国际代表的论文，但是限于资料制约，没有能够明确尼科尔斯基的经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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