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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5《劳农俄国之考察》，东方杂志社编，商务印书馆192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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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史所藏。集录了《东方杂志》刊载的有关苏俄的如下三篇论文：朱枕薪：《苏维埃俄罗斯的过去与现在》（原载《东方杂志》19卷11号）、林可彝：《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东方杂志》19卷15号）、罗罗、锡琛合编：《劳农俄国之面面观》（原载刊物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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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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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1《两个工人谈话》，安利科马赍特斯太著，李少穆译，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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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国图藏，无版本记录页。《新青年》9卷6号（1922年7月）载广告作人民出版社出版，已刊。似译自Enrico Malatesta，A Talk between Two Workers.采问答形式，启蒙性小册子。虽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贯穿始终。译者李少穆的生平等不详。（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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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附录三 施存统口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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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施存统1921年12月被捕后在日本警视厅接受审讯时的口供，原题《附警视厅に於ける施存统の陈述要领［施存统在警视厅供述概要］》，收录于《外事警察报》（第10号，1922年2月）所载《施存统の追放颠末［驱逐施存统始末］》中。文中（ ）为原注，［ ］为引用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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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施存统在警视厅供述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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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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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施存统）曾学于淅［浙］江省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第三学年中途退学，不久后入北京工读互助团，该团办事处位于北京骑河楼斗鸡坑7号。约三月后，至上海白尔路三益里17号星期评论社做见习事务员，旋因患肺病辞职。大正9年［1920年］7月10日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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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日后，一边疗病，一边就读于东京同文书院。客年［1921年］春退学，专心研究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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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上海社会主义团体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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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社会主义团体，与余有关者乃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及社会主义大学校。此皆为秘密团体，故没有固定办事地点，与各地同志相互联络，每以各团体主任或委员住处为通信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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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之共产党有两种。一种乃陈独秀所创建，信奉纯粹之马克思主义；另一种为黄界民［黄介民］派所组织，信奉杂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马克思主义。而余有关者乃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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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于大正9年8月，目的在从事实际运动；现居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之李达专掌团务，李人杰负总责。李达又名李鹤鸣，李人杰又称李汉俊，皆曾留学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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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大学校为宣传主义之所谓通信学校，由陈独秀、俞秀松、吴明（无无）、李人杰、沈定（玄庐）、王仲甫（重辅）及余等七人于大正9年5月成立，其团员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同，然前者专事实际运动，后者则以宣传主义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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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与上海之俄国过激派代表有关系，每月接受宣传费用约一千元，干部等亦每人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然前年以降关系断绝，现已不再接受该代表任何资助。现有学员约六十人。其中，在中国内地者，长沙11名，武昌9名，济南10名，广州7名，北京5名，上海18名；国外者，日本2名，法国2名，俄国1名。在日本之学生，即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周佛海及余二人［旁点为原文所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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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团体之宣传手段为报纸、杂志、通信。除社会主义大学校采通信手段外，其他多利用报纸、杂志。宣传主义之学校，另有法租界之世界语学校。该校发行《自由》杂志以为宣传机关，谢晋青及余为该杂志之驻日代表。然该杂志已停刊，故现无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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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携入日本之《共产党》杂志，其发行地点不明，亦不知与上述共产党有无关系。余自广州共和书局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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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留日中国学生中，除周佛海及余外，更无同志。故即使余为上海共产党之驻日代表，其目的亦非为对留学生开展工作，实为联络上海共产党与日本社会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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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人与中国人主义者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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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师范学校学习期间，余曾发表论文《非孝》，排斥儒教、否认忠孝。因该文颇受中国青年欢迎，以至于为主义者所知，后得以结交同志，开始交往。其主要者为陈独秀、戴天仇［戴季陶］、李达、张国焘、俞秀松、黄璧魂（女）、李淖、周佛海、谢晋青、李人杰、杨明齐［杨明斋］、李和明、哲民［费哲民］、李灵丹、邵力子等，余来日后仍有书信往来。就中，陈独秀、戴天仇二人乃余最崇拜者，彼等一直汇寄生活费与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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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晋青（警视厅指定乙类需要监视之人物，现居上海）确为友人，然非同志；彼同罗豁、陈春培皆为无政府主义者，惟其主义与大杉荣派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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