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Устинов，В.М.，Китайски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1918—1920гг.），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1961，No.4（乌斯季诺夫：《在苏俄的华人共产主义组织》，载《苏共历史问题》；汉译见：《益阳师专学报》19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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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евелев，К.В.，Кдатировке l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1973，No.1（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会期》，载《亚非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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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редыстория единого фронта в Китае и учредительный съезд КПК，Китай：традиц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Москва，1976（《中国统一战线的经过史和中共成立大会》，见《中国——传统与现代》；汉译见：徐正明等编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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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з истор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0，No.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载《远东问题》；汉译见：《“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第150—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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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1，No.4（《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载《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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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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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远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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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革命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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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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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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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这十年多研究成果积累的结晶。1988年，我入京都大学大学院现代史专业不久，在现代史演习课上，曾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为题做过一次研究报告，那是我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最初契机。当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正值高潮，能否从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发挥的影响即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加以探讨呢？出于这样一个单纯的想法，我调查了几个中国社会主义文献的来源，并做了报告。虽然我曾经作为普通进修生从1984年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过两年中国近现代史，但是对于中共党史却始终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次演习课上的报告，也并未十分重视，只是尽一次义务而已；但报告后得到的质疑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对此，松尾尊先生（现京都橘女子大学教授）表示异议。后来，我根据松尾先生的意见和他介绍的有关文献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确如先生所言。先生的研究方向并非中国近代史，他是在研究吉野作造在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的交往时，注意到“渊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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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囫囵吞枣，我对此深感羞愧，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于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我非常兴奋，于是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的关系，旁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完成了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这是约十年前的事，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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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自撰写硕士论文时就注意到，关于人们非常熟悉的中共成立史，比起投入之大的研究精力，尚未弄清的问题却意外的多。幸运的是，我后来忝在学者之列，十年间，研究重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展到中共成立史，得以潜心研究。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近十年间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与本书内容的对应关系开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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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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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共产党の结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版1992年，第一章第二、三、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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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について［关于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飙风》第27号，1992年，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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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き日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立期の“日本小组”を论じてその建党问题におよぶ［青年时期的施存统——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日本小组”兼论建党问题］》，《东洋史研究》53卷2号，1994年，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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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七”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の接触した中国の“共产党”［中国“伪”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飙风》第30号，1994年，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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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渠道》，《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一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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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と“中共三月会议（1921年）”に关する一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三月会议（1921年）”的考察］》，《神户大学史学年报》第14号，1999年，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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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执笔过程中，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体系性，对这些论文做了大幅度改写和订正，调整了结构，因而本书中不少地方看不出这些论文的原貌。加上这一年半左右执笔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二），本书约四分之三的内容完全是新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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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京都大学学习时开始，我的学习条件就是非常优越的。毕业前，有文学系现代史研究室的诸位老师悉心指导，有各位同窗可以互相切磋琢磨；硕士毕业后马上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录用，在这里工作的七年间，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环境，利用研究所丰富的馆藏资料，集中精力于研究。研究所有狭间直树（现该研究所教授）、森时彦（同前）、江田宪治（现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等各位前辈多年苦心收集的大量中共党史资料（其丰富实为日本国内之冠），可以随时任意阅览。而研究所每周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共同研究会，也是锤炼我的好机会，它不仅是交流学术信息的宝贵场所，也是惯于追索细枝末节的我开阔眼界的启蒙学堂。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狭间直树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安心读书，别的不用管”；在他的鞭策和激励下，我得以无忧无虑地潜心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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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松尾先生是我学习历史学的恩师，狭间先生则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学的恩师；两位先生的研究范围尽管不同，但对待史料都极其严谨，这种史学家的矜持态度使我获益匪浅，至今受用不尽。可以说，如果没有两位先生的教诲，就没有我忝列学林的今天，更不会有本书面世。还有，做助理研究员期间，我曾参加《梁启超年谱长编》集体翻译讨论组。在那里，岛田虔次先生使我得窥治学的必备素养，了解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岛田先生已于去年3月仙逝，这本书只能献在他的灵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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