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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 80—летию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1，No.4（《纪念中共创立80周年：新资料》，载《远东问题》；汉译见：《百年潮》2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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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Бюллетени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Коминтерна（《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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Народ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远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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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革命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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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170326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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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成立史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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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这十年多研究成果积累的结晶。1988年，我入京都大学大学院现代史专业不久，在现代史演习课上，曾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日本”为题做过一次研究报告，那是我开始关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最初契机。当时，中国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研究正值高潮，能否从日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发挥的影响即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加以探讨呢？出于这样一个单纯的想法，我调查了几个中国社会主义文献的来源，并做了报告。虽然我曾经作为普通进修生从1984年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过两年中国近现代史，但是对于中共党史却始终没有产生很大的兴趣。那次演习课上的报告，也并未十分重视，只是尽一次义务而已；但报告后得到的质疑却是我始料未及的。我按照当时中国的一般见解认为，在北京《晨报》撰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李大钊。对此，松尾尊先生（现京都橘女子大学教授）表示异议。后来，我根据松尾先生的意见和他介绍的有关文献做了进一步调查，发现确如先生所言。先生的研究方向并非中国近代史，他是在研究吉野作造在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的交往时，注意到“渊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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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见识浅陋而只能对中国的一般见解囫囵吞枣，我对此深感羞愧，因而开始对“渊泉”进行仔细调查；可以说，我所有的研究都是由此开始的。通过查阅报刊资料，我终于弄清，“渊泉”不是李大钊，而是《晨报》记者陈溥贤；再追踪下去，我发现，这位比李大钊更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陈溥贤，却几乎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知。我非常兴奋，于是考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的关系，旁及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完成了硕士论文《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传播》。这是约十年前的事，本书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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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我自撰写硕士论文时就注意到，关于人们非常熟悉的中共成立史，比起投入之大的研究精力，尚未弄清的问题却意外的多。幸运的是，我后来忝在学者之列，十年间，研究重点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扩展到中共成立史，得以潜心研究。本书的部分内容，就是近十年间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与本书内容的对应关系开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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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义受容［李大钊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第803号，1991年，第一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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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マルクス主义の传播と中国共产党の结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狭间直树编：《中国国民革命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版1992年，第一章第二、三、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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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について［关于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飙风》第27号，1992年，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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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き日の施存统——中国共产党创立期の“日本小组”を论じてその建党问题におよぶ［青年时期的施存统——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日本小组”兼论建党问题］》，《东洋史研究》53卷2号，1994年，第四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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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七”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の接触した中国の“共产党”［中国“伪”共产党始末——近藤荣藏接触的中国“共产党”］》，《飙风》第30号，1994年，第二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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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金斯基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渠道》，《湖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第一章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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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宣言〉と“中共三月会议（1921年）”に关する一考察［对〈中国共产党宣言〉与“中共三月会议（1921年）”的考察］》，《神户大学史学年报》第14号，1999年，第三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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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执笔过程中，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体系性，对这些论文做了大幅度改写和订正，调整了结构，因而本书中不少地方看不出这些论文的原貌。加上这一年半左右执笔的部分（约占全书三分之二），本书约四分之三的内容完全是新近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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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京都大学学习时开始，我的学习条件就是非常优越的。毕业前，有文学系现代史研究室的诸位老师悉心指导，有各位同窗可以互相切磋琢磨；硕士毕业后马上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录用，在这里工作的七年间，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环境，利用研究所丰富的馆藏资料，集中精力于研究。研究所有狭间直树（现该研究所教授）、森时彦（同前）、江田宪治（现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等各位前辈多年苦心收集的大量中共党史资料（其丰富实为日本国内之冠），可以随时任意阅览。而研究所每周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共同研究会，也是锤炼我的好机会，它不仅是交流学术信息的宝贵场所，也是惯于追索细枝末节的我开阔眼界的启蒙学堂。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狭间直树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安心读书，别的不用管”；在他的鞭策和激励下，我得以无忧无虑地潜心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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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松尾先生是我学习历史学的恩师，狭间先生则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学的恩师；两位先生的研究范围尽管不同，但对待史料都极其严谨，这种史学家的矜持态度使我获益匪浅，至今受用不尽。可以说，如果没有两位先生的教诲，就没有我忝列学林的今天，更不会有本书面世。还有，做助理研究员期间，我曾参加《梁启超年谱长编》集体翻译讨论组。在那里，岛田虔次先生使我得窥治学的必备素养，了解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岛田先生已于去年3月仙逝，这本书只能献在他的灵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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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感谢，不能不提到1997年后供职的神户大学为我提供的研究环境。在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的七年间，虽然有时也在大学方面授课，但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多。因此，对我来说，神户大学文学系教育和研究并行的生活，是非常清新的体验。虽然不能如做助理研究员时那样把所有时间用于研究，但是，通过备课、授课使研究成果更加成熟，则使我感到无上喜悦。各位同事，尤其是森纪子、滨田正美两位教授，不仅从不抱怨我疏于校务，还对本书的执笔给予了慷慨支持。现在的日本，对中共党史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在此，感谢耐心聆听我讲授这门课的神户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们。另外，随着研究的进展，越来越需要俄语资料，而神户大学藏有伊藤秀一先生（现日本大学教授）收集的大量俄语文献，这对我也是很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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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详细探讨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苏俄、共产国际的远东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近年来，由于所谓莫斯科档案的解密，利用原始文件再现这些事实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这些只有参阅、参考俄语资料和俄语著作才能搞清的问题，对于几乎不懂俄语的我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弥补我这方面缺陷的，是由同好者自愿参加、1997年以来未曾间断的“早期共产国际与东亚研究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水野直树先生（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山内昭人先生（现宫崎大学教授）。水野先生立足于朝鲜纵览东亚的社会运动间的相互关系，而山内先生则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造诣高深，如果没有这两位先生“同志”般的鼓励和资料支持，就不会有本书对共产国际的探讨。研究会的另一位成员寺山恭辅先生（现东北大学副教授）是我京都大学文学系时的学友，他在俄语文献的翻译及俄文书写方面给予了我慷慨帮助。当然，翻译和书写方面若有错误，文责自然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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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本书在资料收集等方面还得到了众多支持，殊难一一表述。其中，对小野信尔先生（现花园大学教授）、森时彦先生、江田宪治先生尤应致以特别感谢。经小野先生指点迷律，本书才得以利用外交史料馆藏有关施存统的资料；森先生曾致力于研究中共党史，在转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后，也经常对我提供宝贵的启发；而江田先生是现今日本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史学者，我在研究方面讨教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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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的许多资料在日本国内难以目暗，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中国学者的支持。有关党史的刊物发行量本来较少，流通渠道一般又较特殊（在日本自然也就难以求购），所以，时常不得不拜托中国相关地方的朋友，请其在当地查阅并邮寄。近几年，电子邮件大为普及，相互间的联系方便多了；在此之前，向中国写信以拜托邮送资料、文献，往往要占用不少研究时间。而在我需要某一方面的资料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杨奎松、唐宝林、李玉贞，上海的徐有威（东华大学）、任武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武汉的田子渝（湖北大学）等诸位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并屡屡给予我有益的建议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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