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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在京都大学学习时开始，我的学习条件就是非常优越的。毕业前，有文学系现代史研究室的诸位老师悉心指导，有各位同窗可以互相切磋琢磨；硕士毕业后马上被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录用，在这里工作的七年间，也得到了最好的研究环境，利用研究所丰富的馆藏资料，集中精力于研究。研究所有狭间直树（现该研究所教授）、森时彦（同前）、江田宪治（现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等各位前辈多年苦心收集的大量中共党史资料（其丰富实为日本国内之冠），可以随时任意阅览。而研究所每周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共同研究会，也是锤炼我的好机会，它不仅是交流学术信息的宝贵场所，也是惯于追索细枝末节的我开阔眼界的启蒙学堂。在研究所工作期间，狭间直树先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安心读书，别的不用管”；在他的鞭策和激励下，我得以无忧无虑地潜心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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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松尾先生是我学习历史学的恩师，狭间先生则是我学习中国近代史学的恩师；两位先生的研究范围尽管不同，但对待史料都极其严谨，这种史学家的矜持态度使我获益匪浅，至今受用不尽。可以说，如果没有两位先生的教诲，就没有我忝列学林的今天，更不会有本书面世。还有，做助理研究员期间，我曾参加《梁启超年谱长编》集体翻译讨论组。在那里，岛田虔次先生使我得窥治学的必备素养，了解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模式。遗憾的是，岛田先生已于去年3月仙逝，这本书只能献在他的灵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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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感谢，不能不提到1997年后供职的神户大学为我提供的研究环境。在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的七年间，虽然有时也在大学方面授课，但与学生亲密接触的机会不多。因此，对我来说，神户大学文学系教育和研究并行的生活，是非常清新的体验。虽然不能如做助理研究员时那样把所有时间用于研究，但是，通过备课、授课使研究成果更加成熟，则使我感到无上喜悦。各位同事，尤其是森纪子、滨田正美两位教授，不仅从不抱怨我疏于校务，还对本书的执笔给予了慷慨支持。现在的日本，对中共党史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在此，感谢耐心聆听我讲授这门课的神户大学文学系的学生们。另外，随着研究的进展，越来越需要俄语资料，而神户大学藏有伊藤秀一先生（现日本大学教授）收集的大量俄语文献，这对我也是很幸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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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详细探讨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苏俄、共产国际的远东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近年来，由于所谓莫斯科档案的解密，利用原始文件再现这些事实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这些只有参阅、参考俄语资料和俄语著作才能搞清的问题，对于几乎不懂俄语的我来说，是最大的障碍。弥补我这方面缺陷的，是由同好者自愿参加、1997年以来未曾间断的“早期共产国际与东亚研究会”的各位先生，特别是水野直树先生（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和山内昭人先生（现宫崎大学教授）。水野先生立足于朝鲜纵览东亚的社会运动间的相互关系，而山内先生则在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造诣高深，如果没有这两位先生“同志”般的鼓励和资料支持，就不会有本书对共产国际的探讨。研究会的另一位成员寺山恭辅先生（现东北大学副教授）是我京都大学文学系时的学友，他在俄语文献的翻译及俄文书写方面给予了我慷慨帮助。当然，翻译和书写方面若有错误，文责自然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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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本书在资料收集等方面还得到了众多支持，殊难一一表述。其中，对小野信尔先生（现花园大学教授）、森时彦先生、江田宪治先生尤应致以特别感谢。经小野先生指点迷律，本书才得以利用外交史料馆藏有关施存统的资料；森先生曾致力于研究中共党史，在转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后，也经常对我提供宝贵的启发；而江田先生是现今日本为数不多的中共党史学者，我在研究方面讨教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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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的许多资料在日本国内难以目暗，很大程度上必须借助中国学者的支持。有关党史的刊物发行量本来较少，流通渠道一般又较特殊（在日本自然也就难以求购），所以，时常不得不拜托中国相关地方的朋友，请其在当地查阅并邮寄。近几年，电子邮件大为普及，相互间的联系方便多了；在此之前，向中国写信以拜托邮送资料、文献，往往要占用不少研究时间。而在我需要某一方面的资料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杨奎松、唐宝林、李玉贞，上海的徐有威（东华大学）、任武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齐卫平（华东师范大学），武汉的田子渝（湖北大学）等诸位先生总是有求必应，并屡屡给予我有益的建议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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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俄语资料（例如，本书中介绍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方面，除承石克强先生（M.V.Shevelev，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刘克甫先生（М.V.Kriukov，台湾淡江大学）直接惠赐外，还蒙潘佐夫先生（A.Pantsov，首府大学，美国俄亥俄州）和卡尔图诺娃女士（A.I.Kartunova，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有关共产国际资料等的宝贵指教。而本书开头介绍的李汉俊的后人、现居住伦敦的李丹阳女士（原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则惠寄了有关来华俄国人的研究论文（未刊稿），使我了解了不少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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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举姓名即可看出，本书是在国内外有共同问题意识的众多学者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正如本书反复谈到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都绝非中国一国之事，而是在世界规模的思想流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展开的。因此，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互相交流、合作才能够进行透彻的研究。在此，对上述学术研究上的“国际主义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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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八十周年。中国在1991年的七十周年纪念时，曾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集；今年7月前后，也可能照例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据悉，还计划出版几部标志这十年间研究成果的有关学术著作。本书恰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出版，实在是一种巧合，并非有意为之。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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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重点探讨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展开，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组织上都有其复杂多样的国际契机，这也是本书不称“创建史”，而以“成立史”为题的理由。但是，中国史学界对这些国际契机至今仍缺乏关心。例如，《新青年》杂志性质改变的象征是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而其信息来源则是《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关于这一点，胡适的评断（“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虽屡屡被引用，却常常是作为胡适“反动性”的标志，而没有任何人去对照《苏维埃·俄罗斯》的实物资料求证胡适评断的原意。《共产党》杂志上译载美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也仅被当作建党时机日臻成熟的标志，至于原文出自美国、英国的怎样的共产党，以及通过何种渠道被带进中国的，则没有人查证；尽管如本书介绍的那样，只要稍稍翻阅原载杂志，连《新青年》、《共产党》杂志的图案及体裁的出自也是一目了然的。关于苏俄方面的动向，比如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也因已有汉译，中国学者全都毫不怀疑地引用，竟没有人向舒米亚茨基引以为据的俄语杂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去求证回忆录本身是否信实；而正是在信实性这一点上，如本书详述的那样，该回忆录是需要大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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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_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比如中共的创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产物等。其典型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这个见解认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以前就已经把建党提上了日程；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这种说法依据的是毫无根据的回忆。要推翻某个仅以回忆录为根据的“史实”，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回忆录的执笔过程（执笔时参考了什么资料，出于何种考虑等）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本书第四章特以较大篇幅探讨了有关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一般见解的变化以及董必武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就是为了拨去这些回忆录产生过程中的迷雾，以照射出这些回忆录到底有多大价值。这样做，也是我对现今中共创建史研究仍在偏重回忆录的一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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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是本书提示的旨在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倾向的研究方法。以考古学为例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例如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出土了具有类似特点的陶器或青铜器，此时，人们会依常识判断这两处之间曾经有过人或文化的交流。原以为是孤立的某种古代文化，因发现了与其他地区相似的遗迹，而重新认定其原属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圈，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而从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层发掘出遗迹时，如果新地层的遗迹比古老地层更洗练，那么，以常识来考虑，新地层的文化是继承了古老地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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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是普遍性，还拥有世界规模的共同语言，并且各种回忆录之间的相互继承和层积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这是因为，比较、对照已经发现的东西要相对容易，而这之前的发现、发掘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又往往是一无所获，或者出土的东西不一定反映什么继承和传播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很幸运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在书库里潜心发掘十年，而发现的东西足以回报所投入的时间，则是更加幸运。我相信，要回到当时的现场重新构建中国共产党史，这种考古学的方法，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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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邵维正先生曾首开中共创建史的实证性研究。最近，他在一篇回忆开始其开拓性研究时情景的文章（《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里，披露了这样一件轶事。他说，激发他们发奋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台湾的一个中共党史学者1973年说过的一句“嘲讽”的话：“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已有52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本书当然丝毫没有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但是，在史实考证等方面，确有不少观点与官方党史不尽一致。比如，本书根据当时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背景提出了把中共的“成立”（1920年11月）与“一大”分开的观点。提出这些新观点和新史实都是为了恢复历史原貌，是从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出发的，毫无政治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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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如果说，本书于中共成立八十周年时刊行有什么意图的话，这种意图绝不同于曾使中国学者下决心进行实证研究的台湾学者，即并非诋毁，而是通过本书颇为正规而认真的研究，给每每自我封闭的中共党史研究以良好的刺激。这也是对帮助我在留学期间取得收获，并使我开眼认识中国的许多中国人的报答。因此，在本书刊行后，出版本书的汉语版将是我理应承担的又一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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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本书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专著。考虑到日本这方面的较全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对章节等结构做了特意安排，使每一具体事项都能够反映出中共成立史的全貌。因此，若与索引并用，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百科辞典使用。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把中共成立史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日本、欧美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来考察；所以，不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如果关心日本近代史、欧美社会主义史的广大读者也来读这本书，并给以更多指正，我将感到无上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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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下学术著作出版景气萧条，但岩波书店仍应允出版本书，泽株正始、佐藤司两位编辑也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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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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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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