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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所举姓名即可看出，本书是在国内外有共同问题意识的众多学者支持下才得以完成的。正如本书反复谈到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以及其后中国共产党成立，都绝非中国一国之事，而是在世界规模的思想流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潮流中展开的。因此，需要世界各地的学者互相交流、合作才能够进行透彻的研究。在此，对上述学术研究上的“国际主义者”表示深深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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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0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八十周年。中国在1991年的七十周年纪念时，曾出版了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集；今年7月前后，也可能照例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据悉，还计划出版几部标志这十年间研究成果的有关学术著作。本书恰在这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出版，实在是一种巧合，并非有意为之。就我个人而言，对于中国长期以来把“党史”限制在国内的倾向，虽谈不上反感，却十分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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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重点探讨的那样，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展开，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组织上都有其复杂多样的国际契机，这也是本书不称“创建史”，而以“成立史”为题的理由。但是，中国史学界对这些国际契机至今仍缺乏关心。例如，《新青年》杂志性质改变的象征是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而其信息来源则是《苏维埃·俄罗斯》（Soviet Russia）；关于这一点，胡适的评断（“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的汉译本”）虽屡屡被引用，却常常是作为胡适“反动性”的标志，而没有任何人去对照《苏维埃·俄罗斯》的实物资料求证胡适评断的原意。《共产党》杂志上译载美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也仅被当作建党时机日臻成熟的标志，至于原文出自美国、英国的怎样的共产党，以及通过何种渠道被带进中国的，则没有人查证；尽管如本书介绍的那样，只要稍稍翻阅原载杂志，连《新青年》、《共产党》杂志的图案及体裁的出自也是一目了然的。关于苏俄方面的动向，比如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也因已有汉译，中国学者全都毫不怀疑地引用，竟没有人向舒米亚茨基引以为据的俄语杂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去求证回忆录本身是否信实；而正是在信实性这一点上，如本书详述的那样，该回忆录是需要大打折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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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_和渊源，取而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1949年以后，受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回忆录，它就如百宝魔槌一般，可以幻化出得心应手的所谓“史实”，比如中共的创建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奋斗的产物等。其典型就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这个见解认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与共产国际接触以前就已经把建党提上了日程；但是，如本书第二章所述，这种说法依据的是毫无根据的回忆。要推翻某个仅以回忆录为根据的“史实”，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回忆录的执笔过程（执笔时参考了什么资料，出于何种考虑等）通常是秘而不宣的。本书第四章特以较大篇幅探讨了有关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一般见解的变化以及董必武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就是为了拨去这些回忆录产生过程中的迷雾，以照射出这些回忆录到底有多大价值。这样做，也是我对现今中共创建史研究仍在偏重回忆录的一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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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是本书提示的旨在改变中共成立史研究偏重回忆录倾向的研究方法。以考古学为例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例如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出土了具有类似特点的陶器或青铜器，此时，人们会依常识判断这两处之间曾经有过人或文化的交流。原以为是孤立的某种古代文化，因发现了与其他地区相似的遗迹，而重新认定其原属于更大范围的文化圈，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而从同一地点的不同地层发掘出遗迹时，如果新地层的遗迹比古老地层更洗练，那么，以常识来考虑，新地层的文化是继承了古老地层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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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在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中，如此常识性的方法却极少被采用——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旗帜是普遍性，还拥有世界规模的共同语言，并且各种回忆录之间的相互继承和层积也是再明白不过的。这是因为，比较、对照已经发现的东西要相对容易，而这之前的发现、发掘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又往往是一无所获，或者出土的东西不一定反映什么继承和传播关系。从这个角度讲，我很幸运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在书库里潜心发掘十年，而发现的东西足以回报所投入的时间，则是更加幸运。我相信，要回到当时的现场重新构建中国共产党史，这种考古学的方法，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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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邵维正先生曾首开中共创建史的实证性研究。最近，他在一篇回忆开始其开拓性研究时情景的文章（《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对中共一大考证的回忆》，《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4期）里，披露了这样一件轶事。他说，激发他们发奋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台湾的一个中共党史学者1973年说过的一句“嘲讽”的话：“自1921年到今天，中共已有52岁了，可是还弄不清它是哪一天出生的，好像无父母的私生子，被人随便冠以生辰。”本书当然丝毫没有诋毁中国共产党的意图，但是，在史实考证等方面，确有不少观点与官方党史不尽一致。比如，本书根据当时的原始材料和历史背景提出了把中共的“成立”（1920年11月）与“一大”分开的观点。提出这些新观点和新史实都是为了恢复历史原貌，是从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出发的，毫无政治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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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八十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如果说，本书于中共成立八十周年时刊行有什么意图的话，这种意图绝不同于曾使中国学者下决心进行实证研究的台湾学者，即并非诋毁，而是通过本书颇为正规而认真的研究，给每每自我封闭的中共党史研究以良好的刺激。这也是对帮助我在留学期间取得收获，并使我开眼认识中国的许多中国人的报答。因此，在本书刊行后，出版本书的汉语版将是我理应承担的又一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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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本书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专著。考虑到日本这方面的较全面的研究成果不多，对章节等结构做了特意安排，使每一具体事项都能够反映出中共成立史的全貌。因此，若与索引并用，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百科辞典使用。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要把中共成立史从中国一国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日本、欧美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中来考察；所以，不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如果关心日本近代史、欧美社会主义史的广大读者也来读这本书，并给以更多指正，我将感到无上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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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时下学术著作出版景气萧条，但岩波书店仍应允出版本书，泽株正始、佐藤司两位编辑也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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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祯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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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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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杨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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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中央编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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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170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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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一章 政治学的由来◎从“政”与“治”的第一次结合启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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